任剑涛：向左与向右――中国政治的价值选择

“左”与“右”，是一个比较陈旧的政治学命题。对今日中国来讲，这个陈旧的命题，已经被技术化的改革严重模糊化了。然而，对一个不曾完成政体选择的国家而言，或者说对一个国家所无法回避的政治价值选择来讲，这个问题还有其不可以轻忽的意义。

现代意识形态史就是由左、中、右三派书写的历史。不过，当代意识形态的图景显得相当复杂。“中右”、“中左”已经成为极右、极左两个极端之间的温和化意识形态，并且构成民主政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语境中的“左”，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以及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毛左”);而中国的“右”，则基本上是指现代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总的说来，在中国，中左与极左共享着“左派” 称号，中右和极右共享着“右派”之名。

当今国际社会的政治氛围，出现普遍的左转倾向。从政治观念上看，左翼意识形态以各种面目的反资本主义和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赢得不俗的反响。左派政党登上国家权力的舞台，推行左倾色彩鲜明的政策，甚至在政治制度上，也以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声称建构平等的社会主义而引人注目。在生活模式上，左翼提倡一种反对权贵、倾向平民的态度，以同情弱者、改善民生为日常生活图景，因而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在全球左翼崛起之际，左转的国际社会氛围会对中国的政治氛围发挥什么影响?

在中国，由于“不争论”政策所推进的中性化改革很难超前行进，左派明确秉持一种意识形态清算的立场，因此左转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事实。国际社会的政治氛围与中国的政治决断，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言，人们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划为右转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明显地以左派反感的市场经济为改革导向，而且形成了贫富严重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但是，执政党的性质，注定了中国至少在国家形式结构上的左倾特质。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特质，也塑造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宁左勿右”的精神氛围。假如执政党还在锐意推进改革，左右间的平衡关系还能巧妙得到维护，国家就不会以意识形态的左倾或右倾来呈现它的政治基本倾向。可是，一旦发展受阻，能够成功拒斥意识形态之争的“不争论”政策，就很难让社会真正安定下来。即便国家权力强力控制争论各方，意识形态争论还是会展开，而且会非常激烈。左派在这个时候总是会利用政党国家的权力便利，扼制国家权力的左倾咽喉，将整个国家带向左的方向，并且掀动社会意识领域的左倾竞赛，将整个社会迅速带向一个左转的境地。我们起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左转：其一，中国社会氛围的左转;其二，中国思想界的整体左倾。

一向左转的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氛围向左转，是经济升级换代困境促成的局面。在2008年以前，中国的发展由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派意识形态开道，将左右双方约束在体制内，从而为市场经济的推进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模模糊糊的改革派意识形态不再能发挥引导作用。一方面，执政党本身陷入了执政的胶着状态，“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与“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1]的同时浮现，使执政党自身的内部整合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社会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对峙性解答所形成的不同政治主张，断然分割成左右对立的不同社会思潮。

这样的局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要遭遇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发展主题从治穷演进到追求公平的时候，通常会遭遇发展困境。这种困境就是人们熟知的“转型陷阱”。孙立平指出：“转型陷阱最大的危险就是对新旧体制的这种组装，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左右为难』，甚至为了解决弊端而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组装』的命运。”[2]正是由于“转型陷阱”的出现，社会分裂、改革停滞、前途不明、争论蜂起，才成为人们普遍感知的社会现实。一个左右为难、左右不是的改革处境，自然就会将一个具有共识的社会撕裂，变成断裂开来的社会[3]。此时，所谓自由主义的效率追求与左翼激进主义的平等愿望之间，变得似乎更难协调。

由于分配正义历来是左派极力张扬的话题，因此，在分配正义所包含的复杂含义未被公众认知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不会关注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而仅仅去关注结果平等。一个对结果不平等严重不满的社会，让左派煽动家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只要左派将贫富严重分化的惊人事实端上桌面，就足以具有煽动性。对此，道德主义要求显得软弱无力。国家领导人和官方宣传机器试图以道德情感打动社会，但权势集团却凭借对垄断性资源的占有掠夺民众的财富，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比，足以催生整个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潮。这一催生过程，有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动力。正的推动，是指人们对分配不公的谴责与对底层问题关注的高昂热情，左派的“三农研究”是强大的推手。在权势集团占据垄断性资源的情形下，人们仇富、仇官的心理，本就在吞噬着残缺不全的政治理性。一旦左派将这种不满激发为亢奋不已的社会情绪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公众发泄不满的泄地水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加之中国千百年来平均主义的道义原则主宰了民族的政治思维，同情弱者的道义传统又主导了人们抢占道德高位的伦理神经，因此，当左派刻意激发公众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时，不仅社会很难设置预防严重分裂的堤坝，而且以公共利益名义侵害个人权益的做法会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至于反的推动，是指中国社会对民众的轻蔑，以及在对民众利益关怀不够的情况下，导致民众对自身力量的高看，从而对非理性的基层反抗运动产生诱导作用。

社会氛围的左转，不仅表现为左派的刻意渲染，而且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左倾回流。在当今中国，国家权力不由分说地拒斥立宪民主政治，同时致力于启动中国传统文化应对政治改革的停滞难题。千百年来中国没有民主治理国家的经验，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古典时代，基层寻求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高层追求的是绝对世袭的权力。皇权专制是一个制度事实，“打天下者坐天下”是权力的基本逻辑。不问权力来源的治道压倒了追问权力来源的政道，结果完全发展不出民主政治。这样的权力逻辑一直绵延下来，迄今未改。而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又恰恰是由国家带动的发展，这又给国家垄断性控制资源提供了理由。国家权力集权运作的体制，似乎就此获得正当化的充分理由。

其实，中国的改革还需要向纵深处推进。在一个对专属财产权利缺乏法律健全保障的国家，由国家绝对主导的经济发展，一定会碰上产权不清晰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阻碍。国有垄断企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妨碍，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而国家对公民个人产权的随意褫夺，对公民和国家长期致力的财产积累，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在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缺损的情况下冀望经济的长期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1990年代以来持续的“国进民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富裕的人群“用脚投票”，移民他方，则很好地显示了人们对中国现存体制的弃取态度。国家权力当局今天还在津津乐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推进超大型项目的“举国体制”，这本身就是体制弊端难以克治的表现。

中国的国家权力当局之所以拒斥深度改革，固守体制现实，不仅是对国内局势缺乏把握所导致，也是对国际压力的左倾响应。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198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迥然有别。以往在中国致力治穷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和邻国都乐观其成，希望中国做到自给自足。但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一个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对手，自然需要采取既提防又合作的态度，邻国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就更是不在话下。国际压力的骤然增长，使不太符合国际社会通行体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何维持自身体制不变，同时拓展国际空间，已经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绝顶重要的课题。这使得国家权力当局很容易回到固化当下权力体制，拒斥融入国际社会的体制改革。左倾的政治倾向，就此塑就。

在国际政治中，一切左倾政治力量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假想敌都是美国。美国是一个公开张扬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度，但这并不是左派仇视美国的原因。美国之所以被左派仇视，是因为美国被他们想象为国际社会右派势力的总保护伞。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一切旨在颠覆左派国家政权者的总后台。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美国已经从曾经的国家典范，堕化为祛魅的对象，成为国家权力致力消解的颠覆性力量。

直白地讲，中美双方外交、军事利益的冲突，都不是根本的冲突;双方对对方所奉行的政治体制的疑惧，才是冲突与对立的根源。双方的政治体制都有令对方觉得具颠覆性的倾向，也都有令对方不太放心的体制扩张力，而不管哪一种体制释放出能量，都自然对对方具有颠覆性。中国是当今世界左翼政治的代表国家，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与美国几乎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直接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上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历史，下启究竟由谁主导世界的未来政治局面。因此，冲突必不可免。而当下中国处在弱者的守势，美国处在强者的攻势，中国对自己左翼政治体制的坚定维护，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中国东联俄罗斯、南连拉美，制衡美国，构成世界左右翼政治对垒的新局面。而美国重返亚洲，牵制中国，也就成为其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政策。这从内外两个方向上塑就了中国的左倾政治风格。

二向左转的中国思想界

与中国社会和政治氛围的明显左转相伴随，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左倾现象同样引人瞩目。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网络时代。网络左派的力量聚集，是中国日常政治左转的一个显著标志。当人们宣称今天中国社会有一个与官方思想界不同的民间思想界之时，民间左派的汇集之地“乌有之乡”网站就不可不提。“乌有之乡”是中国的一个极左网站，表达内容和方式属于典型的文革思维、文革语言、文革表达、文革做派以及文革灵魂[4]。人们有理由佩服“乌有之乡”的作者与读者，他们对现实有着一种坚忍不拔的指责与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在一个合宜的政治体制之下，极左思维有其存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于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而言，左翼的批判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健康力量。不过，作为中国左转的标本，“乌有之乡”主张在经济上重新恢复国有计划经济，在政治上恢复政党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在文化上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正统路线。他们拒斥1978年以来所谓中共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1978年之前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乌有之乡”这类左派主张，扼制住了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咽喉，使政党国家没有反抗能力。这也是中国左转容易、改革很难的原因：左倾力量与国家体制是同构的。

此外，学术界的“极左派”与“新左派”已经混合为一体。以“第二次思想解放”命名的“新左派”学术探究，其实就是要对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进行清算，以走出所谓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迷思为鹄的。他们的思想资源，当然是国际学术界的左倾思想。诚如其中一位较早表达这类理念的学者崔之元所坦陈的，“二十一世纪，是需要新思想的世纪。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然后，以中国深厚的土壤为基础，将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萌芽培育、壮大起来。”[5]这样的主张，形式上看上去并无不妥。但当这样的学术见解透过大词(grand narratives)呈现其政策走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