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 杨孟著：创新驱动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图景

【摘 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创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独立要素”、“第一动力”到“增长的源泉”的演变过程。作为创新函数的制度变量，文化土壤、报酬激励和组织效率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创新要素的“内生化”视角来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增长理论具有天然的局限性，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增长理论却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带有前期预见性的科学解释和实践指导。当下中国积极实施的创新驱动战略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增长理论提供了具体的现实注脚，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创新驱动；理论逻辑；实践图景

一、作为增长动力的创新源流

（一）创新：增长的“独立要素”

早在17世纪出现的近代科学革命期间，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创新发挥作用的形式还停留在“捆绑式”（包含于科技因素）阶段。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创新从科技中分离出来作为增长的一个“独立要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第一位发现创新在增长中发挥作用的“发明家”。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特别强调通过创造和传播知识藉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机构的重要性；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关于创新是增长的动力的观点吸引了全世界众多的现代熊彼特派拥趸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区分了增长中劳动、资本和技术变化的因素后发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将只取决于创新和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丹尼森通过对导致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诸因素考察后也认为，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持续地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格鲁斯曼等学者通过构建模型和大量经验数据研究创新在经济系统中出现的方式和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式后发现，创新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而这反过来又可以增进知识的积累。由此，创新作为增长的一个“独立要素”终于“瓜熟蒂落”。

（二）创新：增长的“第一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当今创新理论的重大贡献。其理论涵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长的源泉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复合的；二是在这些多元复合因素中，创新是第一位的。由此反观当今理论界，对于前者，创新、人才、知识、科技、制度、文化、信仰等因素，都统统被学者们收入囊中，研究视域极其广泛；对于后者，增长的“源泉”也好，“发动机”也罢，但相对集中在创新、科技、人才和知识四大要素的讨论上。

就科技要素而言，作为增长的“源泉”，显然不如创新要素更为妥当。因为科技与创新，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过程。后者的结果（有目的的行为）不仅仅表现为科技（成果），还包括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而这些恰恰正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另外，科技（静态概念）作为创新（动态概念）的结果，今天的任何高新技术，对于明天来说一定被沦为普通技术；而今天的任何普通技术，对于昨天来说一定是高新技术。

（三）创新：增长的“源泉”

至于何者作为学术层面的增长的“源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于实践层面的符合本国国情和实际的为我所用的增长“源泉”的选择。因为，任何概念范式均有功用界限，既有其解释范域，也有使用盲区，作者通过抽取特定要素，回答特定问题，或者说“角度取决于研究者带着什么问题。”[2]用复杂性科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各个要素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可以“相互为用，共同促进”。这也即系统生成和动态有序演化的发生学机理。

在这种意义上，将创新作为增长的“源泉”，是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践总结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积极应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和挑战的重大战略选择，对于当前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3]”

二、作为创新函数的制度变量

创新行为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借用库尔特.尼文的个人行为因果序列ＳＯＢＡ模型，用公式表述即Ｂ＝Ｆ（ＰＥ），意指行为是人和环境的函数。ＳＯＢＡ模型之于创新行为的涵义在于：创新行为和创新行为的结果取决于环境和刺激、刺激本身的意义和创新主体所处的状态。在这里，“环境和刺激”无疑成为了创新的源泉。尽管“环境和刺激”的要素复杂多变，但其核心要素不外文化土壤、报酬激励和组织效率三大部分。

（一）文化土壤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认为当一个国家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超过世界同期科学总量的25%，这个国家便是该时期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4]。根据此论断，共有五个国家摘得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桂冠”，分别是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30-1920），美国（1920- ）。不难发现，每一时期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大都发生在该国思想空前解放、文学艺术高度发达、文化氛围极度开放的历史性时刻，而后便出现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涌现出哥白尼、达.芬奇、伽利略等一大批思想家和科学巨匠，由此出现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数学、物理学、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进步。由此，意大利于1540－1610年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英国受文艺复兴影响，先有思想解放运动，后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由此涌现出牛顿、达尔文等一大批划时代科学巨人，带来了蒸汽机、火车等革命性科学技术，引领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随即英国于1660年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维持了长达60年。法国大革命后，涌现出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等一大批卓越的大科学家。法国于1770年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科学兴隆期”长达60余年。随着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巨匠的相继出现，德国于1830―185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840年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些移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个性强、敢于冒险、富于创造。这是美国成为创新大国的基因密码。美国云集了诸如爱迪生、贝尔、爱因斯坦等大批科学家和发明家为美国效力。美国自从上世纪20年代登上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宝座后，一直保持至今。

科学实力源于创新，创新能力的影响变量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美国学者Scott,Shane等人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他们把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最能代表创新能力的“专利数量”和“商标数量”与跨文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工具――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避免模糊性维度与创新能力呈正相关的关系，而权力差距维度与创新能力则呈负相关的关系。

当今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要实现创新文化复兴的中国梦。创新文化的实质是尊重个性、张扬特长、多元一体。创新文化蕴含机会均等、地位平等、学术民主和公平竞争。创新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创造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此，应以建立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契机，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大力培育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和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创新文化，努力营造自由、进取、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让创新的血液在全社会流动起来。

（二）报酬激励

激励装置是创新活动的催化剂，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从制度方面保障创新者收获应得的报酬或奖励，这个社会很难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实力。“不论是何种政治体制的国家，其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就是鼓励人们发明和创新的激励集，充分调动个人的创新积极性、挖掘个人潜质，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建立起鼓励个人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5]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有效保护私有财产权，核心是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有效激励并形成稳定的预期。理论上，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创新的结果）的产生是相关制度供给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成为制度需求的有力源头。

由此看来，没有对创新主体足够的报酬激励，以确保其付出必有回报，包括对抗“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报酬，就难以避免创新成果产出与应用过程中的“阻滞”现象。没有最优投入结构，就难以确保最优产出结构。当然，激励的方法也并非只有报酬激励一种，但报酬激励毕竟是激励方法中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尽管个别的创新者（企业家精神）不受报酬激励的约束，但这并不因此而否定报酬激励的有效性。

现实中，报酬激励的方法至少应包括：研究开发过程中的奖励政策（多层次创新成果评价与奖励制度）、成果产出后的知识产权保护（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成果应用环节中的股权激励（包括期权激励等安排）三大问题。

道格拉斯.诺思在其《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早期海洋运输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无法准确确定航运者的实际位置，这需要纬度和经度两方面的知识。人们确定纬度的能力具备以后，亟需一台用于测定经度的高精度计时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为发明这种计时钟悬赏1000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到10万弗罗林，而英国最后悬出的赏金依精确度确定为1万到2万英镑。奖金一直悬赏到18世纪才由约翰.哈里森获得，他为解决这个问题耗尽了半生精力。

在道格拉斯.诺思看来，精确测定轮船位置隐含巨大商业利益，但其技术突破的时间早晚，取决于“有没有所有权来保证发明者的收入因节省了轮船航行时间而增加”。提供奖励不失为刺激创新活动的一个好办法，但制定一项专为创新发明活动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知识所有权，就不会有人甘愿拿自己的财产去为社会利益冒险。专利权的起源和存在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因此，对于创新主体来说，除非获得一种诸如专利权或版权的所有权优势，否则就没有任何的积极性去从事这些创新活动。也就是说，只有当创新者能够独占创新所带来的收益时，才会出现创新泉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