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1.从农村金融到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问题。

十几年前，我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上，当然主要是关于农村金融领域的研究。

当初我做农村金融研究主要碰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要获得第一手资料，而不是依赖文献来开展研究，单纯依赖文献就很难培养我们的问题意识和对现实的敏感性。

第二个问题就是学科建设问题，在北京大学，农村金融这个学科基本上是零起步。

十几年前，我跟我的学生们――现在这些学生有的成为老师了，有的成为地方官员或农村金融从业者――在这个学科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现在农村金融学科有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体系，有了全国第一部教材，连续七年出版年度研究报告，应该说初具规模，在北京大学这个学科就算建起来了。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影响农村金融发展质量的因素，往往不是金融因素，而是乡村治理问题。

我这几年到乡村走，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乡村治理才是我们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所在，农村金融是工具、是途径、是机制，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应该是完善的、良好的、有效率的乡村治理结构，这是我做了十年的农村金融调查之后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所以我近几年以来，研究方向慢慢地在发生变化，我更多地关注中国贫困问题、中国乡村治理问题、中国乡村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合作社发展、关注农村的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乃至于更深层次的农村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从单纯的金融学层面慢慢开始深入到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领域，来进行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今天跟大家报告这样五个题目。

第一，探讨乡村建设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梳理一下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也就是要回顾中国近三千年以来的乡村治理问题。

第三，探讨中国近代以来乡村治理的变化以及遇到的困境，尤其是最近150年以来我们在乡村治理方面遭遇的困境。

第四，探讨乡村治理跟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我们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看看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

第五，就未来中国乡村治理提出若干的展望和建议。

2.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嬗变与困境

近代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乡村治理发生了非常剧烈的、深刻的变化。

清末，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几乎崩溃，西方列强侵入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1905年，废科举，建立现代学校。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现代大学教育开始普及。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的隔离、外国资本的侵入，导致农村凋敝，农村没有人去治理，因而处于涣散的状态，很多知识分子为此忧心如焚，大声疾呼。

民国时期，内生性的乡村治理崩溃了，国民政府在此情形下怎么办呢，就又启动了保甲制，后来发现保甲制还是起不到振兴农村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代，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等人，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践。这帮人搞乡村建设就是为了挽救凋敝的乡村，其中梁漱溟先生提倡村治，要村民自治，晏阳初先生主要从教化入手，搞平民教育，但是仍然不能挽救民国时期乡村逐渐凋敝的现实。民国乡村治理的现代转型应该说是基本失败的，国家政权试图把自己的力量放到乡村去，将正规制度向村里渗透，也不成功。

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共产党的高度政治动员能力，对农民实施了空前绝后的动员，导致1949年一直到1978年，中国实现了两千年以来没有实现的东西，就是动员了中国最基层的农民，使他们的国家意识空前觉醒，集体意识空前觉醒。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农民像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一样有那么强的、空前的国家意识，农民干劲空前高涨，合作意识增强，他们参与了国家建设，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尽管在50年代后期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过于急速地要推动中国的农村公社化。

但是国家动员能力的增强，反过来也瓦解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固有的乡土社会的治理机制，这个瓦解实际上导致了在1978年之后，当国家政治动员能力弱了，国家制度渗透程度低了之后，我们发现农村又出现了大量的乡村治理的真空地带。

我在《合作经济学概论》这门课上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中，大概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当中，那个时候乡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呢？都是由人民公社、由村集体提供。无论是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各方面，与民国时期相比都有非常大的变化。

人们认为毛泽东治理的时期是中国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最有效的时期，在全世界同样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显然是全世界乡村医疗的样板，那时候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0多岁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已经上升到将近70岁。

当时的赤脚医生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遍布整个中国农村，改善了中国农民的健康状况，其实也为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积累了非常健康强大的人力资本，这里面还有农村教育的巨大作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是不花钱的，但是1980年代之后发生变化了，义务教育搞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乡村集体的教育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崩溃了，农村教育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失学率开始猛增。

还有当时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现在的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还是用毛泽东时代搞的那些基础设施，改革开放后由于乡村集体经济崩溃，这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更新改善。

1978年之后人民公社逐步解体，毛泽东建立的这套乡村治理体系就崩溃了。崩溃之后乡村治理面临一个双重的消解，就是一方面内生性的、乡土社会的治理体系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嵌入式的、依靠国家能力的乡村治理也没有了，所以变成“双重消解”，乡村治理才出现大量的真空。

当前我国乡村治理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公共品的供给者不是人民公社了，其供给模式必须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比如说乡村道路由谁修？

医疗、健康、卫生、防疫、教育、垃圾处理等，由谁来承担？

这些年以来农村出现的局部衰败的现象（不排除有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很成功），根源在于公共品供给的缺失，农村健康、教育、文化、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公共品的供给，长期处于不足状态。

同时可以看到，村民自治组织也在不断涣散，村民选举有些地方非常不规范，形同虚设，乡土文化正在大面积的消失，以前乡土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文化体系，包括它的宗族、祠堂、宗教、节庆体系，都在迅速的消亡过程中。

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和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乡村精英不断流失，有知识的人都跑了，到农村找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的壮年人，都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全村人都是“619938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乡村治理面临的困难十分之大，大到了可能关系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

3.乡村治理与农村金融发展

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应该是有效的乡村治理。金融的基础是信用，是诚信，没有诚信就会出现大量不得不良贷款。农村金融的基础是乡土社会当中的信任机制。

为什么中国的民间金融发达呢？

因为他们是中国乡土社会信任体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延续和表现，因此它的生命力极强，政府砍也砍不掉，今天砍掉了，明天“春风吹又生”。像孙悟空的头一样，砍掉一个长出一个，没办法。在中国合作金融的开展也非常之多，比如说农民资金互助、社区发展基金等等，都充分利用了中国原来乡土社会的机制。农民之间由于长时间的交流，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产生的信任，因此在村里互相借贷，风险几乎很小，这是中国农民合作金融的基础。

三月份农业部在南京开会，我也发表了这个观点，中国在大面积的农村，尤其是县以下，我认为不应该发展更多的正规商业银行，而是应该发展新型合作金融组织，包括社会发展基金、资金互助社等等合作金融组织。因为在乡土社会当中，约束机制非常自然，成本很低，不用法律，也不用抵押品，而是靠信任，靠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靠闲言碎语的互相约束。

我们都知道有位经济学家在山西建立了一个小额贷款机构，不良贷款率很低，如何达到这个效果呢？主要依靠当地的乡土社会信任体系和约束机制。到过年了，小额贷款公司就把今年及时还款的乡亲们的名字，用一张红纸在大年初一左右贴在墙上，而把那些不及时还款的农民的名字贴在另一面墙上。一到过年，外地打工的年轻精英们都回来了，一看隔壁老张家没有还钱，打工回来的老张家儿子脸面就过不去，第二天赶紧还钱。因为你如果不还钱，人们会猜想可能是家里“流动性不足”，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没钱了，那你娶媳妇儿就有困难，压力就很大。这是利用了乡土社会的特点。

我认为现在乡土社会这种机制正在丧失。我们现在农村人口流动十分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