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

内容提要：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有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由于台湾当局的挑衅和港澳的相继回归，台湾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陆对台湾挑衅的现有回应模式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应当提出以50年作为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分两阶段解决，第一阶段以政治压力为主，军事威慑和舆论宣传为辅；第二阶段在和平统一的方式不可行的条件下，只能被迫考虑其它方式，但统一不能无限期拖延。

关键词：台湾问题 统一 一国两制 军事威慑 两岸关系

作者简介：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台湾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又是带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它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有紧密联系的。考虑台湾问题不能不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最核心的利益相联系，要从整个中国外交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

一 台湾当局挑衅之中藏有险恶用心

应当说，在海峡两岸的对峙中，大陆提出的许多善意的主张没有得到台湾善意的回应，相反，台湾当局却一再打破现状，一再挑起事端，先有李登辉1995年的美国之行，要为台湾当局开拓“外交空间”，1999年7月又有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引起两岸关系不断紧张，也使得台湾在向台独方向不断滑行。对台湾当局的这些挑衅，对台湾当局的分离主义的政策和倾向，大陆必须对此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必须显示大陆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决心。近年来大陆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很有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陆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言论的批判和针对台湾当局的分裂行动进行的军事演习，在世人面前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强决心，有力地警告了台独分子，打击了台湾当局的嚣张气焰。

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思考，李登辉的故意挑衅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李登辉近年玩的是一个手法，即老鼠戏猫和踩边线游戏。李登辉每次都是故意挑衅大陆，用一些分裂的言行刺激大陆，他的言行都包含着明显但又很狡猾的内容，可以被解读为明确的台独，但进行解释时又含糊地宣布两岸政策没有改变，让人觉得还是要与大陆进行统一的。前者向前迈一步，是踩危险线，后者是往回缩半步，一反一复，李登辉主导的台湾当局还是把台湾往台独方向拖前了不少。这其中也包含着李登辉的连环套：明里是为了捞选票，为稳住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政权而显示其“勇敢”，用台湾话说是一种政治做秀。李登辉在1995年访问美国是做秀，在1996年的台湾大选中还起了一些作用；现在抛出特殊两国论，也明显是做秀，也是为了2000年的选举。但李登辉的做秀还有更大的阴谋，其一，就是要故意挑衅大陆，激怒大陆民众，刺激大陆，希望大陆在怒火中烧时做出过激的反应，激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使美国卷入与大陆的冲突，台独分子好从中渔利；其二，就是消耗大陆，拖延大陆解决自己最主要的困难的时间，分散大陆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精力和时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受阻，延缓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其三，煽起台湾民众所谓大陆以强欺弱，以大欺小，以武力威胁和逼迫台湾的情绪，引起和加深两岸民意的敌对，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推动台湾民众心绪向台独方向发展。

李登辉和台湾当局根据这样一种赌徒心理在进行冒险和进行危险的游戏，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远。1996年大陆对李登辉的批评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并没有阻止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发展，李登辉还照样当选总统，台湾当局领导人还继续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访，没有任何收敛，并导致1999年特殊两国论的出台；在特殊两国论遭到大陆的批判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后，台湾当局又一再表示决不收回两国论；李登辉还选择在这一时候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表示坚持其两国论。大陆对台湾当局的挑衅的回应起什么作用也还难以估计。

二 大陆对台方略：成绩显著，但有必要思考新的思路

面对李登辉这些挑衅手法，我们应当思考，作出什么样的回应会更有利祖国的统一的大业？有三点值得提出来进一步思考：

其一是关于台湾当局进行挑衅的方式与大陆回应方式的对应问题。

台湾当局为了造成国际轰动效应，不惜花巨金到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公交活动，以所谓私人身份出访外国，在国外新闻媒体上发表各种分裂祖国的谬论，这些活动产生一定的恶劣的效应，一些对中国怀有图谋的国外势力也对其给予支持和同情；大陆对此则回应以长期的批判文章，并多次进行针对台湾当局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方面向国际宣示了中国保卫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但在效果上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用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大陆进行攻击以制造国外公众对台湾当局的同情。从大陆的立场来看，这种回应似乎成本高效果太高。

其二是国内建设与反击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

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对大陆来说，只要台湾当局的挑衅还没有走到非要武力的程度，那么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和繁荣和强大就应当始终是最根本的核心利益。现在我们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国内外所瞩目，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世界前例，但下岗人数增多，国企改革难度大，反贪污腐败面临如此艰巨任务，经济紧缩，外国投资减少，治理环境污染刻不容缓，哪一个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强根固本的大事。在这样的时刻似乎不宜急于把现代化建设放一边而太过于突出国家统一问题的紧迫性。

其三是大陆回应的现有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最初的较显著的效果？

我们在指出大陆对台回应模式产生的积极作用时也要看到，大陆对台方略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台湾当局并不因此而收敛其台独倾向，反而一再对大陆的善意采取挑衅，现在，台湾当局和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还未了，又有人提出什么“台湾新生论”的观点。可以预料，今后台湾当局的什么登辉们会不断地在分离的路上表现自己的“创造力”， 会有各种谬论出笼，使台湾在台独的方向走得更远。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李登辉的个人因素外，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台湾民意的分裂，不少人对台独倾向或多或少还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即使李登辉下台了，台湾的民意也不一定会出现大的变化。明年新上台的台湾领导人，可能会与李登辉的做法有一此变化。当然，大陆对台湾当局的任何一点新的变化都要给以高度重视，但对此恐怕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新当选的台湾领导人如果能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与大陆恢复谈判，推动两岸统一过程的谈判是最好不过的了。但大陆也要做好另一种准备：如果台湾当局继续拖延，或换种方式与大陆玩老鼠对猫，用各种言论挑衅大陆，但又不采取修宪或全民公投等实际独立的做法，在台独问题上踩边线，大陆是否还按过去的办法对应之？

应当说，大陆回应模式在第一次第二次产生的效果还是很重要的很显著的。但1996年大陆对李登辉的批评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并没有阻止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的发展，李登辉还照样当选总统，台湾当局领导人还继续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访，没有任何收敛，并导致1999年特殊两国论的出台；在此谬论出台后，大陆仍以大批判+军事演习回应之，希望借此使其收回两国论，但看来大陆也再次难以达到目标，台湾当局一再表示决不收回两国论。

这里有一个边际效应问题：如果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越往后，这种模式的效果就可能会减少，即使投入更大的成本，使其规模更大，但恐怕还是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可以看出，1999年的对应方式就没有1996年对应方式产生的效果好。所以，现在的模式只能偶一为之，一而再，再而三，就得不偿失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它给人的印象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的被动反应的因应之策，缺少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通过这种对应模式，要达到一种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在实现国家统一的长期战略目标中，这种模式要起什么作用？通过大批判是要“动员”全国人民，还是批给台湾当局看？军事演习是要起到一种军事威慑的作用，还是使大陆保持随时以军事方式对台湾当局的政治挑衅给予“最后的彻底的打击”的能力？

所以，现在大陆实在有必要反思对台方略。拥有12亿人口的大陆，在国际上是代表整个国家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的许多事务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却要被一个象李登辉这样一个地方当局领导人的举动所影响，这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形象不相称。

其实，对台湾当局的挑衅言论，一定的有份量的正面的批判文章是必要的，但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希望他收回特殊两国论恐怕也是对牛弹琴；对李登辉这样的拿台湾人民的福利作赌注的的顽固的分裂分子，保持一定的军事威慑是必要的，但每次都以规模较大军事演习作为回应恐怕也不对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喊打声在大陆逐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大陆也应克制台湾问题上的急躁情绪，现在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并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大陆在与海峡两岸的关系的举动，也应与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在与台湾当局的周旋中，在处理台湾事务方面，也要树立这样的形象。

三 新思路之一：努力运用外部资源推动和平统一进程

在统一台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中国一定要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这首先是指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在中国，中国在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大原则时不放弃最后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台湾是一个带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特殊的国内问题，对中美两国和亚太局势乃至于世界和平都有重大影响。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因为外部势力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台湾事务，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就产生了两个使用武力的前提：

第一，在国内和平方式的潜力没有用尽之前，决不要轻言“打“字。现在海峡两岸可以说还没有进入到实际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台湾当局一再提出所谓双方政治实体的对等谈判等进行政治谈判的前提，为政治谈判设置障碍。

其实，大陆提出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主张，其实是包括着和平统一的许多可能性的。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它在港澳的实施证明这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而且，一国两制的思想首先运用于港澳但又不局限于港澳模式。一国两制思想还会在实践中产生新的形式，新的模式。所以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思路，但思考问题时思路要更广阔一些。甚至一国三制的设想也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这里的一国三制是指国家形式和国家制度，而不是指根本的社会制度。

第二，在考虑动武之前，一定要最大限度的考虑国际影响。这首先是指大陆最后对台湾动武除了国家主权和内政问题等根本的依据外，还必须考虑最大限度的合理合情。如果台湾当局仅以分裂言论或其他一些小动作挑衅大陆就实施武力解决，恐怕不是最好的方案。

这里值得考虑的就是中东和谈进程的例子。当矛盾的双方在和平谈判上陷于僵局时，外部的善意中立卷入可能会对打破僵局有利。当然，中东和谈与台湾问题有不可比性，就是前者实际上两个国际主体之间的谈判，而台湾问题则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两方的谈判，但两者的共同性是都由于大国的卷入而复杂化。就这一点而言，也许中东和谈进程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台湾海峡两岸政治谈判的前提差得太远，台湾当局不肯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打破这种僵局如果没有外部的善意中立进行调解恐怕难度太大。

所以，我们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也要使用一切方法，其中既包括运用国内资源，也包括运用外部资源。任何方式，只要有利于和平统一台湾，都是可以采用的，不必太拘泥于某些原则。

同时，要从被动接受外国强加于中国的对台湾问题的消积影响，转变为争取外国对和平统一台湾进程产生有利的积极的影响。应当把台湾问题上的外部因素外部势力和外部影响，以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是否有利于台湾和平统一为标准，区分为对华友好的，敌对、恶意和怀有不轨图谋的，中立的和善意的三种；中国也应当以此为标准把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的立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把争取外部介入的主动权完全让给台湾当局，而大陆只是对台湾在国际上的攻势做出被动地反击、拒绝和说“不”。

从美国已经卷入，从台湾当局积极地让那些对台可能有利的势力的卷入的图谋和行动看，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把所有的外国因素完全加以拒绝（要拒绝也拒绝不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不惧怕外部因素已经深深地卷入台湾问题这种复杂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