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新朝贡论、原民史观与两岸新思维

5•20换届之后，大陆锁定“九二共识”底线，蔡英文模糊处置，双方政治互信出现结构性断裂，进入“战略缓冲期”。缺失“九二共识”的再保证，蔡英文政府很难寻找到与大陆继续发展和平关系的宪制性支点，而岛内政治在民进党“一党独大”和本土分离主义的“政治正确”作用下，呈现出全力以赴寻求“台独”的取向。从文化台独到政治台独，两岸在“九二共识”破裂后正在进行一场政治时间的豪赌。两岸关系重新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民进党的台独取向和转型正义包含的亲日操作，正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撕裂台湾民主基础和宪制共识。台独直接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作为局部行为的台湾公投不能改变作为整体根本法的国家统一原则。亲日带来的美化殖民历史和殖民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后果必然造成对日据时代原住民及其后裔严重的情感伤害。民进党依靠选举民主优势推动的“积极台独”和所谓“转型正义”正在演绎一种“多数人暴政”，这是台湾民主的异化和遭遇的新挑战。

为制衡台独取向及为两岸关系寻求新思维，台湾著名学者石之瑜教授近日在《联合早报》发文提出“新朝贡论”，希望以朝贡思维突破主权思维，开辟两岸新局。为反击“转型正义”单纯的去中国化及美化殖民历史的取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质询行政院长并要求将“大豹社反日事件”纳入转型正义，厘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界限。新朝贡对主权思维的超越性以及原民史观内含的去中、反日双重性，确实标志着台湾政治与文化精英在蔡英文时代的两岸新思维及历史观重构趋势。

新朝贡论的短长

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一个中国，这是现代民族国家之主权思维的逻辑产物。大陆坚守，台湾消极以对，显示出在主权思维上的冲突。而台独直接挑战了这一原则。石之瑜教授追溯朝鲜、越南、琉球等与中国大陆关系变迁的事例，意图激发中国古典的朝贡思维作为两岸关系建构的新方向，这就形成了台湾国际地位的两个面孔：一边是面向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准政治实体形象；另一边是面向中国大陆的朝贡义务国形象。在国民党式微及穷尽主权思维而无解的情势下，石教授的这一“新朝贡论”可谓别具一格，开辟了两岸关系论述更新的全新的开阔地。这种“双面孔”理论，一方面满足了民进党对其政治定位与国际身份的想象，另一方面亦回应了大陆对台湾之政治忠诚与归属的规范性期待。不过，这种理论尚处于呼吁性阶段，还比较粗糙，而且很难为双方接受，其替代九二共识的可能性不大。

新朝贡论不是一种成熟理论和成熟方案，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据此进一步思考如下关联性问题，为解套两岸关系凝聚智慧：

第一，主权思维和朝贡思维是东西方各自的国际关系学，如同西医和中医，各有利弊，比如主权思维无法解决历史领土纠纷和分离主义问题，看看钓鱼岛、南海等，而朝贡思维无法解决地位平等和国际民主问题。当前国际体系以主权思维为主，朝贡式的天下范式和后主权的人权范式不可能取代之。

第二，大陆处理港澳台问题的“一国两制”思维并非单纯的主权思维或朝贡思维，而是二者的规范性融合，但以主权思维为背景和前提，以朝贡思维为治权构造的具体原理，这种先后次序完全不同于石教授扁平化的两个面孔论。一国两制在体制安排上已然两相成全，高度灵活，本是对台方略，港澳先行先试，具体成效尚需检验。

第三，台湾民主化受本土主义加持，大陆维持集中性政治体制造成两岸政治差异放大，二者相互冲撞导致两岸关系由单纯的统一原则下国共内战竞争问题异化为台湾族群分离和独立问题，以及台湾基于现实政治考量而托庇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式帝国朝贡体系问题，复杂性成倍增加。

第四，大陆政治文化与体制虽与台湾民主政治有别，但亦经过了现代主权思维的严密驯化和改造，同时不断受到外部安全或领土争端事项的刺激和强化，在政治思维上无法回到旧有朝贡体系之中，无法从容激活朝贡关系，其最大政治尺度为主权唯一（面子）和治权多元（里子），国际身份灵活处理，但所有特殊安排的前提必须是作为“一”的主权得到确认和保障。甚至，大陆比台湾有着更强的主权理解与维护的意志和负担。

第五，石教授所论仍主要立足台湾，寻求主权地位与朝贡表面义务双向落实，在联合国与天安门上两张面孔，确属新思维，但已突破一国两制底线，而且忽略了美国作为优先宗主国的政治事实，无法识别和确认作为最大前提的“一国”之真实性与存在内涵。

第六，从国际关系现实来看，国际法的主权平等与现实政治的大国支配并存，独立与依附共在，体系性竞争自动展开，无从回避，而西方体系亦并非均质的平等原子化国家间体系，存在二元化属性，从希腊邦联、罗马帝国到近世殖民帝国再到当代美帝国，何尝不是主权为表，霸权为里？

由此可见，石教授所论长于想象、学识和愿景，但短于对大陆政治文化之现代特质、大国政治博弈及具体制度安排的细节性聚焦。激活朝贡体系面临着中美不断升级的体系性竞争，台湾必然两相嫌怨，坐立不安，双向忠诚与独立私心矛盾夹杂，非其民主、民意、民力可予消解安顿。两岸关系何去何从，需要理论想象力，也需要历史和时运，是东西文明冲突、国际关系范式冲突和体系性力量冲突的敏感点、前哨位和拉锯平衡线。以台湾观台湾，坐井观天，一叶障目。以中国和世界观台湾，可进入一片政治思维的全新开阔地。石教授已尝试进入这片地域，尽管还颇为粗线条和纠结丛生难以服人。历史上，有些问题，其获得解决的意义远小于解决过程所获得的民族成熟、政治智慧与国际秩序新成果。于此，台湾就是中国现代化与传统复归双向整合性进程的一个制度与文化竞争的治理实验场，善于创新适应的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又何需怯懦回避？

原住民史观的裂变

按照传统理解，台湾原住民史观是本土台独思潮的重要来源和基础，然而，高金素梅作为原住民政治代表提出的“大豹社事件”质询案却揭开了原住民史观去中、反日的双重属性。马英九时代曾有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叙述日据时代赛德克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历史，展示的是国民党正统的“光复史观”，这一史观维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整体性和台湾原住民的受害者正义。高金素梅完全从民间立场提出还原“大豹社事件”真相，将泰雅族反日运动纳入转型正义。

随着国民党“光复史观”的大中国叙事的衰落，民进党及台独激进势力本以为其“台独+亲日”的立场可以大行其道。高金素梅的质询反映出台湾本土史观内部亲日与反日的两种声音，从而昭示着台湾本土史观的内部裂变。这种分化的历史基础在于：第一，日据时代殖民统治的同化效应，自然导致亲日派和反日派的不同历史记忆与情感特质；第二，台湾原住民在历史上遭遇过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威权统治，有着去中、反日的双重体验和诉求，民进党试图在历史课纲与转型正义操作上偏重“去中”，淡化“反日”甚至美化殖民历史，必然遭受反日派及其后裔的政治反弹。

这也警示蔡英文政府，如果其文化台独策略及转型正义操作仅仅以“去中国化”作为唯一方向，将丧失原住民中相当部分族群的政治支持，其民主合法性基础将受到重创。以真正的台湾原住民立场来看，不能仅仅以日据时代的既得利益派之历史记忆与情感为基准，而需要正面厘清和确定日本殖民历史及其伤害。不过，这又是一柄双刃剑，在台日亲密关系与原住民正义之间，民进党显然会进退失据。

高金素梅警示民进党，不要将转型正义坐实为“转盘正义”，成为赢者通吃的多数人暴政，而要尊重历史和原住民真实情感。在“去中亲日”的精英政治意识形态下，转型正义成了民进党对付国民党的“一剑封喉”策略，其重点在于尽力挖除中国因素和中国影响，但做得有些过火，惹恼了原住民中的真正受害者。日据时代，本就有亲日的既得利益者和反日的受害者之别，多数人沦为受害者。如今，这种历史上的政治分野重现于台湾原住民史观争执与民主政治过程。转型正义成了一件政治利器，成了台式历史虚无主义，而此次捍卫历史正义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台湾原住民。随着国民党政治式微，泛民进党体系会加速分化乃至分裂，形成岛内政治新均衡。民主化为台独提供了组织和意识形态条件，却也埋下了多元分化和新族群裂变的隐患。随着转型正义从纲领向具体操作的展开，本土派内部之亲日精英派和原住民大众派会在日本殖民历史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在大豹社领地上，到底是树立“大豹义士碑”还是“日本忠魂碑”，兹事体大。当然，我们亦不必高估高金素梅质询案的政治意义，这主要是台湾本土史观的内部争议，即便“反日”亦可以在单纯的台湾本土内部消化和定位，不等于就认同国民党的“光复史观”或大陆的“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的软硬

主权本因反抗教权的世俗主义而兴起，经由宗教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在国际法上奠基。主权思维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建构的主导性思维，无论是否实行立宪民主，在主权问题上则有着高度一致性。主权带来了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也制造了人为的观念陷阱。确如石教授所论，主权思维限制了两岸关系建构的想象力和开阔前景。

台湾害怕被“矮化”，害怕“一国两制”的统战效应，而竭力以本土主义史观和台独主义立场确证自身身份与政治前途。但实际上这是对一国两制的误解。一国两制是本于中国古典帝国模式、融合主权思维与朝贡思维的开放性宪制框架，其中已包含了石教授所谓的“新朝贡论”的某些政治思维要素。差别在于，大陆的一国两制是主权思维优先下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等量齐观、两张面孔式的松散架构。石教授也在其他文章中提及蔡英文美国“面试”类同殖民地总督述职。如果台湾来北京的述职还不及对美国的述职，此种“新朝贡论”又新意何在？

由此，九二共识就成了大陆理解的一国两制的“一国”内核，这是严格主权思维的，是不能以朝贡思维加以消解虚化的。邓小平在对英谈判中已明确予以证明。“一国”是一国两制的硬核，“两制”是一国两制的软体。“新朝贡论”需要识别和体认这一复合化的主权逻辑，而不是简单超越主权逻辑，从而回到一国两制的建设性思路上来，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对策价值。此外，以高金素梅为代表的台湾原住民史观如何在“反日”基础上激发出“一中”意涵，也是两岸关系发展远景的严峻挑战。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6年6月21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