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冬梅：试论台湾学运的历史沿革与演变特点

摘要：台湾3月份爆发的“太阳花学运”首度攻占“立法院”、“行政院”，创造了台湾“学运”新的“历史”。数十年间，台湾“学运”几经迭兴，深刻影响台湾社会的演进。从“学运”发生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学运”的组织形式、动员与传播媒介、参与者的成分、“学运”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学运”规模和产生的影响等7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台湾“学运”从缺乏主体性到获得自觉，力量在不断壮大，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而其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研究台湾“学运”有助于我们了解台湾社情民意及可能出现的种种挑战，更好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关 键 词：台湾学运、历史沿革、演变特点

研究台湾“学运”，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学运”以及“学运”包含哪些重要因素。学生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只是组成分子不同。大致来说，社会运动可以如此定义：利益或信念一致的人群发起的共同行动，以非体制内的途径抵抗或推动某一种社会变迁的趋势。①社会运动有以下特点，一，一群人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现象，可说是一种“集体行动”。二，社会运动以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为目的。三，社会运动往往是被排除在社会中的例行权力结构之外的群体，所发起的集体行动。四，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是运动者采用体制外的集体抗争活动。②“学运”是社会运动的一种，自然也含有这些特点。

学生运动的特色在于组成的分子是以学生为主体，来对抗或推动社会、文化的部分或全体的变迁。学生运动的组织在发源时采取摸索不定的形式，他们的组织松散、无领袖、无公认的成员资格与清晰的目标，但在其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原属散漫无纪的行为逐渐有系统、稳固的组织起来。③一般而言，学生运动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它是一种带有高度理想主义的集体性抗议行动，但此集体性理想主义(collective idealism)却经常披上激烈主义(radicalism)的外衣。第二，学生运动在出发点上多半强调理性，但其结果则常为感性所掩盖。第三，学生运动强调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和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但其激烈的抗议行动往往与既有体制的运作方向不一致或甚至相左，从而使得其动员公共资源的努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并因此让其设定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动员目标难以达成。④纵观台湾几十年间的学生运动，其几经迭兴，深刻影响了台湾社会的演进。研究台湾学运的历史沿革与演变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台湾的社情民意，更好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一、台湾“学运”的历史沿革

(一)威权统治时期(1989年以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国民党政权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首先，从外部看，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其次，从岛内政治环境上看，国民党当局实施“动员戡乱时期”的“戒严”体制，在“党、政、军、特”的严密管控下，情治单位渗透各部门，严防各种民主与批判思维的产生。此时的台湾社会正处于Winckler所谓的“硬性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⑤时期。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台湾社会迈入Winckler称之为“软性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⑥的80年代初期。正如萧新煌等人所言：“台湾社会在80年代相当迥异前夕，台湾的社会开始有自主迹象。在以前，民间社会不敢面对国家的权威，如今已逐渐不再惧怕国家的权威。”⑦随着台湾选举竞争的逐渐白热化，反对派也可以通过选举机制，在政治上获得一定位置，因此，当局直接使用武力来镇压反对运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⑧除了政治性的因素外，战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也造成台湾社会形态的巨变。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人开始产生权利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思想解放的氛围越来越浓，学生将矛头指向当局的威权统治，要求寻找政治改革的出路。各种具有批判色彩的学生社团陆续成立，大学校园中要求普选学生自治干部的呼声，便是学生在校园内实践民主的表征。

此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生运动有70年代的“保钓运动”和80年代中期的“李文忠事件”。“保钓运动”开台湾学生运动之先河，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式激发了学生走上街头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热情。1969年，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日本称钓鱼列岛为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⑨。这引发了台湾学生的抗议，一开始先是海外留学生之间的串联，后来这股抗议风潮流向岛内。1971年4月12日，台湾大学的“侨生”社团香港德明校友会于台大总图书馆侧门贴出海报表达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不满。此一事件为台湾社会与台大校园内对于钓鱼岛主权争议第一个发出学生意见的声明行动。1971年6月17日，近千名台大学生在台大集合，前往美国大使馆前抗议，将抗议书交付美国外交人员，并转往日本大使馆进行抗议和递交抗议声明。此次抗议活动为在台湾地区抗议美日侵犯钓鱼岛主权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此后随着钓鱼岛协定已成事实，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声势也渐渐消退。⑩“李文忠事件”则指的是1985-1986年间，李文忠及其支持者为争取台大学生会主席“普选”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静坐、游行、请愿与绝食抗议等，不过活动以李文忠被迫去服兵役告一段落。1986年7月，校方将参与“李文忠事件”的6名学生处以留校察看，李文忠开除学籍。这个处分在80年代“学运”中是空前绝后的，但学生们却无力反击。“李文忠事件”至此完全落幕。(11)

“保钓运动”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学生民族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以一种爱国运动的形式唤醒了岛内外青年的热情，让他们从对政治的冷漠转入参与公共政治之路，他们开始挑战威权体制、关怀社会。一是在1971年11月，举办“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二是提出“代联会主席由台大全体学生普选”。三是举办“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辩论会，并将全文先后刊登于《大学》杂志上。四是1972、1973年，王杏庆和新任代联会长王复苏在台大力倡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关怀社会，关怀弱势，发动“社会服务团”以及以服务农渔村为目的“百万小时奉献运动”。台湾地区各大校园的“慈幼社”，“爱爱社”纷纷成立。“李文忠事件”则是自80年代以来校园运动的总结，是规模最大与行动最激烈的一次，结果除突破了一些禁忌外，反而引来校方更大的弹压。这表明当时台湾“学运”最高程度的发展仍无法克服现实上的限制。“李文忠事件”的意义有两点：一是行动禁忌的突破。此次学生运动以激烈的行动确定了行动的可能代价，在校园“戒严”体制下尚是禁忌的静坐抗议、示威游行、街头演说及公开散发传单等，由此获得可供参考的基准。这种对体制可能反应程度的了解，有助于以后采取何种形式行动的评估。二是群众动员的出现。虽然在事件中这是偶发的，运动者尚无法结合群众共同抗争，但这意味着“学运”不再是少数人的地下行动，而是公开的抗争行动。

(二)实施“民主化”以后(1990～1999)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岛内形势开始发生巨变，威权统治日趋松动。国际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风潮四处席卷，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下台，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欧剧变。台湾岛内，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全第三次会议，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主张。1986年9月，“党外”人士不顾台湾当局禁令，成立民主进步党。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解严”。萧新煌这样诠释“解严”对台湾的重大影响力：“解严是政治紧箍咒正式解除魔法，社会力得以重获相对自主性空间的重要里程碑。”(12)“随着党禁、报禁、出入境、人民结社、集会游行、异议言论等一连串限制的解除，民间社会获得了比较自主的发展空间”(13)。台湾各地弥漫着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室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蔓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一个重要场域(14)。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1990年初，国民党内爆发“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二月政争”，3月“国大代表”又通过一连串扩权自肥的“修宪”行为，激起民众与社会舆论的不满。正是在国民党首次公开内斗，而民进党又不断崛起的政治氛围之下，此一时期乃至整个台湾学运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野百合学运”爆发了。

1990年3月16日，由9名台大学生前往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开了“野百合学运”的序幕。抗议学生的诉求主要有4大主张：“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15)4大诉求与整个国民党体制外的诉求非常吻合，而且这些诉求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不断涌现，不断有人为之抗议斗争。所以到了1990年，这些诉求的提出根本不需要动员，自然而然。(16)3月17日上午，学生宣布成立行动指挥中心，加上当时规模较大的3个“学运”组织“台大改革派社团联盟”、“新青年社”与“民学联”决议声援抗议的学生，以及适逢周末和媒体报道的催化，使得抗议学生人数已超过200人。(17)至3月20日时，到场参与静坐抗议的学生人数已近6000人。在学生人数骤增情况下，以学生代表为主的决策团体对于广场情势的掌握与运动的走向显出疲惫与无力之感，快速膨胀的参与人数与来自广场内各方不同的意见，都超出了学生决策团体的固有经验能力与预期。3月21日，“学运”核心决策小组决定以面会李登辉为运动和平结束的底线。21日晚间，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德芬与“中研院”研究员瞿海源率53名学生代表进入“总统府”与李登辉展开会谈。3月22日，抗争近一周的“野百合学运”正式画下休止符。

“野百合学运”不但是1949年以来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同时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在此次“学运”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于1990年6月28日召开“国是会议”。根据会议结论，李登辉于1991年5月1日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12月31日，“一届国大代表”全面退职，被称为“万年国会”的“国民大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从此迈入一个新阶段。“野百合学运”受到李登辉当局的积极回应，可以说是一场有结果的学生抗争。“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很快被民进党所吸纳，经历2000年民进党执政，“学运世代”不仅进入党政权力中枢、甚至有的转战地方政坛成为地方诸侯，部分参加过“野百合学运”的学生，还在政治、学术、文化界成为意见领袖。“野百合学运”在台湾“学运”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一是开始有群众的认同参与，而不是小团体间的联合运动，由此“学运”进入群众运动的形态。二是“学运”时各股“学运”力量都维持在一个共同的架构下运作，表示“学运”整合是有可能的，学生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终于实现。三是“学运”正当性的确立。“野百合学运”适时阻止了资深“国大”滥权可能引发的进一步的政治危机，而广场上学生自主运作所表现出的秩序与纪律，都以事实展示了“学运”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三)首次政党轮替以后(2000～2007)

2000年以后，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台湾经历了第一次政党轮替。二是国民党政权进一步“本土化”。三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谋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台独”分裂政策日益明朗化，由此导致岛内各种“台独”势力发展壮大、活动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