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孝庭 赵相科：1962年“台海危机”背景探因

【摘要】1962年之际，台湾当局曾经积极准备军事“反攻大陆”行动，甚至背着美国拟妥发动军事反攻行动的确切时间与地点，而当时蒋介石一心一意推动军事计划，影响所及甚至牵连整个冷战时期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基础结构。“反攻大陆”的决策与执行受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台湾内部要求民主化力量上扬、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领导权威的微妙演进、美国对台政策的明显转变，以及中国大陆局势发展等多方面影响。“反攻大陆”成为蒋介石巩固其领导地位与强化国民党在台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和目的。自1961年起，蒋介石即从各方面展开一系列反攻准备工作，1962年上半年达到最高峰，由于美方从各方面对台北施压，“反攻大陆”计划无果而终。

【关键词】“台海危机”  蒋介石  冷战  “反攻大陆”

1962年“台海危机”背景因素

1962年上半年，蒋介石在台湾积极准备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反攻行动，一时之间台湾海峡情势升高，其主要动机有如下三点：

(一)对美“外交”因素

1960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由持反共立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与积极主张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上应采取更为弹性、甚至力持美国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平关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进行角逐。竞选期间，肯尼迪除了批评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僵化与不分轻重之外，还曾在电视竞选辩论中主张未来美国应当只保卫台湾与澎湖，放弃协防金门、马祖等外岛。这些言论令台湾当局极度不安，蒋介石即曾私下批评肯尼迪“主观自是，不求事实，总以先入为主的劣性”，以及“政策与心理皆虚浮幼稚，并无定见，更无远见”。[1]

肯尼迪当选后，台湾当局开始密切关注美国民主党新政府是否将改变对台政策。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华府决策阶层即开始酝酿改变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策略。肯尼迪上任前夕，其外交与国安幕僚评估美方已经无法再利用此策略继续阻挡联合国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因而有意更改策略，但其所拟提出的新方案却涉及“两个中国”意函。易言之，在预测未来势将无法阻止联合国各会员国之间辩论究竟由北京或台北来代表中国席次，美方希望台北能够务实地以“继续保持联合国会员国席次”作为最后目标，在此前提下，只要能够成功阻止北京入会，即便台北无法继续宣称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权”，亦应当是可以被接受的。[2]

美方的策略引发了台北政坛极大震撼。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道：“美国外交全凭其一时利害之主观，而容有其后果与客观环境为何之考虑，可痛。”他又认为这些对台政策之转变乃是“其民主党左派对我陷害以达成其反华媚共最好之机会”。[3]此时，台美双方又因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而关系恶劣。1961年4月，非洲新兴法语系独立国家毛里塔尼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成为新会员国。肯尼迪上任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4月21日公开宣称，如果能够断定蒙古人民共和国具有独立国的属性，则美国准备考虑同意其加入联合国问题。在美方发表此声明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着手评估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利弊得失，评估认为，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够让美国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外交据点，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共、苏共情势，则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角度而言，利大于弊。美国国务院还特别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接触，探询其意愿，并获得对方肯定答复。[4]

台湾当局向来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曾于1955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其加入。因此，当华府有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消息传出后，可以想见，台北再度对美方感到震惊。就在此时，突然又传来美国国务院决定核发入境签证给长期旅居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允许其前往美国旅行与活动。[5]这一连串事件都让台北高层体认到肯尼迪政府确实在逐步推动新的对台政策，更严重的是，这一新的政策改变是朝着对台北极端不利的方向倾斜。面对美国对台“外交”上可能的巨大转变，可想而知蒋介石内心之惊恐与沉重。1961年六七月间，蒋介石两度约见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表示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不愿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届时美方必须负担国民党退出联合国的一切责任。同时，蒋介石还严厉谴责美方在处理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与廖文毅赴美签证两议题上事先未与台北磋商，他声称美方如此处理对台关系，简直比对待一个附庸国家还不如。最后，蒋介石要庄莱德向华府传话表示，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确实是在精密地策划逐步改变对台政策，这令他对未来双方关系高度担忧。[6]

(二)台湾岛内政治因素

1961年初起，美国民主党新政府明显有意改变对台政策使台北高层高度不安。此种对台湾当局国际地位不安的态势，直接促使蒋介石与其核心幕僚认真思考加速推动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1961年8月初，美国驻台北的“外交”人员即注意到，面临“外交”与国际地位上可能出现的巨大危机，台北突然在“反攻大陆”的舆论宣传上变得更加积极与明显，只不过美方尚无法分辨此一论调的转变究竟只是政治上的宣传，还是认真的。[7]

除了美国对台政策转变因素之外，当时台湾岛内政治局势与国民党内微妙的权力结构生态或许可以提供对于蒋介石此时发动军事“反攻大陆”真正意图的进一步思考。自1959年起，有关蒋介石是否将竞选第三任“总统”即成为岛内微妙的政治话题，依规定，蒋介石两届“总统”任期至1960年5月结束后将无法继续连任。当时岛内外许多自由派学界、政界人士如雷震、胡适、殷海光、王世杰等皆曾公开呼吁反对蒋介石利用“修宪”等方式参选第三任“总统”，这些意见透过陈诚、张群、黄少谷等党政要员传达给蒋介石，令当时希望继续连任的蒋介石恼怒不已，甚至在日记里批评胡适是“无耻政客”，认为胡乃“最不自知”与“最不自量”。[8]

由于胡适、王世杰等人与“副总统”陈诚关系向来密切，而蒋介石连任与否又直接关系到陈诚能否继任“总统”，再加上蒋经国与陈诚之间微妙的权力竞逐关系，以及传出过王世杰曾向陈诚献策以向蒋介石主动辞去“副总统”职务来阻止蒋三连任等传言，这股国民党内隐约反对蒋介石继续担任“总统”的力量让蒋感到恼怒不已。据此，蒋有意以加紧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来巩固其领导地位与强化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政治“正当性”，同时逐步转移国民党内因“总统”选举而可能引发的权力斗争。

1960年初，拥护蒋介石的人士通过动员国民党籍民意代表上书吁请竞选连任以及通过“修宪”等方式，顺利于3月间让蒋连任“总统”。不仅如此，“修宪”后“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的规定，不但让陈诚继任“总统”的希望彻底破灭，蒋、陈两人数十年来友好关系走向终点，也让国民党内外不满蒋介石独掌大权的气氛继续发酵。虽然蒋介石连任成功后，继续提名“副总统”陈诚兼任“行政院长”，但陈数度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职务。[9]更令人惊奇的是，此刻国民党内权力接班问题与推动“反攻大陆”准备之间，有着极微妙的关联。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当时对陈诚的分析情报显示，陈诚似乎知悉蒋介石有意以发动“反攻大陆”来转移岛内当时的不满情绪，因而力主政府施政重心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甚至不惜以缩减政府军事开销与整顿军方势力为手段来达成其施政目标，因而其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总统”选举结束而见缓和。[10]

此外，1960年6月间，美国驻台北“外交”人员注意到如果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与陈诚之间竞争未来“总统”大位可能引发的态势。在一份发回华府的机密电报中，美国大使馆分析认为，虽然目前看来，陈诚在台湾党、政、军系统内“第二把手”的地位毋庸置疑，唯一能够影响陈诚顺利接班的因素即是台海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事，因为一旦台湾军事失利，将导致台湾内部社会不稳与民心涣散，而主掌“国安”系统的蒋经国将可以以恢复国家与社会安定为名，顺势掌握主导党政大局。[11]易言之，陈诚此刻对于“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敬而远之，这和蒋介石的想法正好相反。

1960年3月，“总统”选举落幕后，除了蒋介石与陈诚之间关系紧张外，台湾内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与要求民主化的声浪也持续不断，这都带给蒋介石新的压力。5月18日，由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许世贤等台籍无党籍人士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国大代表雷震、青年党夏涛声、民社党蒋匀田等72人在台北召集会议，除激烈批评选举不公之外，还决议积极展开筹组新政党的行动。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将雷震等《自由中国》杂志社四名负责人逮捕判刑，此事件不但震惊中外，同时也让筹组中的新政党无疾而终。尽管当时台湾岛内争取民主化的呼声因“雷震案”而受挫，然而国民党内外各方“自由开明派”政治人物的串联却从未真正停止。1960年秋，庄莱德与胡适会晤时，得知即使雷震被捕入狱，胡适依然不放弃与台籍非党籍精英人物如高玉树、李万居等为推动台湾的民主化继续努力，胡适还向美方透露，陈诚还将尽可能在此运动背后进行指导工作。[12]

对蒋介石而言，这些发生于1960～1961年之际台湾内部的重要政治事态，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于1962年决心发动“反攻大陆”的一大动因。易言之，蒋有意将对外的军事动作与反攻目标以及其所伴随的政府机制改组与社会动员作为巩固、强化其领导统治地位与凝聚台湾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也因为如此，在肯尼迪就职前夕，美国驻台北“大使馆”给华府有关台湾政情的评估报告里就曾指出，一股希望利用一场战争重新回到中国大陆的构想正快速地流通于国民党的最高阶层，与此同时，台湾本省籍人士则比任何时期对“反攻大陆”都更加缺乏兴趣与动力。[13]此一鲜明对比，殊堪玩味。

(三)中国大陆内部因素

台湾岛内因为蒋介石与其核心幕僚决心推动“修宪”、竞选“总统”连任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以及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对台政策的改变，让蒋介石深感需要推动一场严肃认真的军事“反攻大陆”计划来巩固其在台湾政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然而，若当时中国大陆内部局势发展没有朝着对台湾发动反攻有利的方向发展，则蒋介石再多的军事准备，也都将不具强大的说服力。1958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中国大陆各地积极推动“大跃进”，在农村普遍设立“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生产浮夸虚报现象，加上自然灾害，从1959年起中国大陆各地发生了饥荒。[14]

蒋介石自1959年起即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饥荒，对台北而言，其所带来的政治意涵与解读远比饥荒本身更为复杂。一份现今已解密的60年代初期台北“国安”部门对于中国大陆工作的研究报告所揭示的内容最引人注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