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东:我的台湾情结与《罗福星传》撰写始末

作者:徐博东发布日期:2015-10-22

「徐博东:我的台湾情结与《罗福星传》撰写始末」正文

中评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林王秀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蕉岭县“抗日三英杰”学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徐博东昨日出席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的《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传记丛书》首发式。作为丛书《丘逢甲传》和《罗福星传》的作者,徐博东在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这三位抗日英杰的爱国英雄事迹,分别呈现在甲午战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大陆抗击日本入侵,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弘扬他们的爱国事迹,引导教育今天的青少年继承他们的爱国精神,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富强贡献力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徐博东21日出席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的《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传记丛书》首发式。

徐博东说,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70周年的纪念日。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在当年进京赶考的台湾举人集会反对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地方――台湾会馆,举行《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传记丛书》首发式。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地点,举行这样的“首发式”,显得格外意义重大。

徐博东表示,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这三位抗日英杰的爱国英雄事迹,分别呈现在甲午战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大陆抗击日本入侵,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弘扬他们的爱国事迹,引导教育今天的青少年继承他们的爱国精神,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富强贡献力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987年,他和黄志平教授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丘逢甲传》终于出版问世,填补了大陆学术界丘逢甲研究的空白。至今,《丘逢甲传》已经在海峡两岸出版了五种版本;2001年由谢达彬撰写的《谢晋元将军传》、2004年由谢晋元的哲嗣谢继民撰写的《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2014年由戴胜德、谭元亨合撰的《挥剑四行――谢晋元传》,亦先后出版;在蕉岭“抗日三英杰”中,唯独罗福星烈士的传记一直付之阙如。现在,经过他和黄志平教授的再次合作,在海峡两岸众多亲友的鼎力支持之下,《抗日英烈――罗福星传》也终于出版面世了,填补了三杰传记的最后一个空白。于是,今天我们才能够在这里隆重举行《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传记丛书》的首发式。

徐博东说,掐指算来,如果从2011年春黄志平专程到台湾搜集资料算起,为撰写《罗福星传》,我们整整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其实,早在1987年《丘逢甲传》在京首版后,我们就已萌生了给罗福星烈士立传的心愿。但那时我们能够看到的相关史料实在太少,故迟迟不敢动笔。

徐博东回忆道,2011年春,黄志平在台北有幸见到罗烈士的孙女罗秋昭女士及夫婿覃怡辉先生,他们得知我们有志为罗福星写传,慨然提供了不少他们收藏的资料和台湾文史界的研究成果,这大大增添了我们撰写罗传的信心。不过,那时黄志平已年过七旬,精力日退,眼睛白内障日益严重,腰椎病疼痛也时时发作,又不会使用电脑,而徐博东则正忙于撰写自己的家族史,无暇它顾,仅靠黄志平一人独自撰写罗传,实在是力不从心。

然而,随着年事日高,黄志平想为罗福星立传的夙愿反而愈加强烈。他不时回想起自己童年时代的往事――黄志平清楚地记得,抗战末期他正在读小学。1945年秋的一个晚上,传来了日本投降的喜讯,全县城乡顿时欢声雷动。蕉岭中学的师生,把河里拉船用的竹编大缆索截成一节一节的,当作火把点燃起来,领头上街游行,庆祝八年抗战的胜利。队伍从蕉中操场出发,沿着南门大街出城,向湖沟坝和榕子渡两个码头前进,从城郊小山上望去,这支夜间游行队伍,犹如两条火蛇,分别向西南和西北方向逶迤前行,不断延伸壮大。午夜时分,青年人收拾烧残的火把,集中到蕉中操场上焚烧,大家围着火堆尽情欢跳……

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当年台湾反割台抗日志士丘逢甲的长子、时任民国政府监察委员的丘念台先生,奉命出任接管台湾的“粤东工作团团长”,他急需从大陆带两种人才赴台――中小学教师和地方治安管理人员。定居台湾的乡亲们纷纷来信,催促在蕉中当教师的黄志平父亲赴台任教。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包括黄志平的父母在内,许多乡亲纷纷漂洋过海,东渡台湾谋生。从此,少年黄志平便与自己的父母分离,“台湾情结”的胚芽,也在黄志平幼小的心田里开始孕育。

徐博东说,说到“台湾情结”,他本人的“台湾情结”同样强烈――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后,他的父母也和黄志平的父母一样,为了重建台湾的需要,抛家别子,背井离乡,追随丘念台双双赴台。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等到长大稍稍懂得人事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妈在身边,大人们却告诉我:你的爸爸妈妈在台湾。而台湾在哪里?有多远?爸妈长什么样?只能看照片,凭想象……回忆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无非是想说明:大陆同胞同样有“台湾情结”,台湾不光是台湾同胞的台湾,也是十三亿大陆人民的台湾,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台湾。

徐博东说,他和黄志平的祖籍广东省蕉岭县(旧称镇平),这个地处粤、闽、赣三省之交的偏僻山区客家小县,面积只有九百六十平方公里,恰好是中国领土面积的万分之一,现有人口仅二十三万,但祖籍蕉岭的台湾同胞却有四十六万,整整多出一倍。蕉岭虽是个偏僻山区小县,却是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别的不必多说,蜚声中外的“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祖籍都在蕉岭。(最近经过我和黄教授的多方考证,甲午战后,在台湾武装反割台斗争中壮烈殉国的著名义军统领吴汤兴、徐骧,祖籍也都在广东蕉岭。)我们从小就经常听大人们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不免心生景仰之情,更何况丘、黄两家还多少“沾亲带故”――黄志平的大姑是丘逢甲的弟弟丘树甲的儿媳。而我的父亲,中学时代还与丘逢甲的嫡孙女谈过恋爱,抗战期间,我的父母曾参加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在粤东北一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徐博东表示,正是因为这种难以割舍的“台湾情结”和家世渊源,了解台湾、研究台湾,也就成了我俩毕生共同的志业与僻好――直至晚年而不改。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黄志平知难而上。资料缺乏,跑台湾、跑罗故居、跑广州图书馆、档案馆、走访乡间耆老……,千万百计搜集资料;没有经费,自掏腰包;不会电脑,花钱请人打印稿件;眼睛看不见了,腰椎疼得受不了了,先后三次住院手术治疗,出了院接着再干!……就这样,时断时续,黄志平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几万字的初稿终于写出来了。电子稿发给远在北京的我,不料我看后却很不满意,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见。还要不要再继续写下去?已经精疲力竭的黄志平犹豫了……

徐博东回忆说,难道就此前功尽弃了吗?这时已是2015年3月,计划要在2015年中国抗战胜利、台湾光复70周年出版《罗福星传》的夙愿就此泡汤了吗?值此关键时刻,我考虑再三,决定暂时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家史写作,接手罗传的修改工作。不料世事难料,人生无常,4月中旬,正当修改罗传接近尾声时,我却突患心肌梗塞急诊住进了医院,安装了两个心脏支架。鉴于时间紧迫,未等病体康复,我便重新上路,着手罗传的修改。不料出院仅十来天,又因术后服用抗凝药阿司匹林引起消化道大出血,再次急诊住院……

《罗福星传》的写作真可谓一波三折,其间的甜酸苦辣实不足向外人道!然而俗话说得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如今《罗福星传》终于出版问世,而且有今天如此隆重的“首发式”,我们倍感欣慰和激动。

《罗福星传》的写作难度还在于:一是史料缺乏;二是已有的史料真伪难辨。其主要原因,诚如台湾学者王晓波所说:“一方面由于他殉难后,日本统治台湾又继续了三十一年之久,有关事迹多已湮灭。二方面,他十八岁来台,二十二岁又离台,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一二年,在大陆及南洋各地的活动资料,现已搜集不易。再者,当年与其交往之革命先进,在台湾光复之前多已作古。日本当局所编列之数据,又多歪曲之词,且无其它数据得以校正。”因此,罗传的写作让我们整整花了四年半的时间,除了生病住院等耽搁的时间之外,史料问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史料缺乏,真伪难辨,所以,大陆和台湾一直都没能出版过一部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罗福星传》。今天摆在各位面前的《罗福星传》,也只能算得上是“抛砖引玉”之作,实在不敢说有多大学术价值。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罗福星传》中所记载的台湾人民极为悲壮的抗日事迹,足以驳斥李登辉之流所谓“台湾人欢迎日本统治”、“台湾人没有抗日”的无耻谰言!

徐博东最后表示,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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