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二二八现象的当代政治分析

【内容提要】二二八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痕，现在已经成为台湾当代政治的一部分。本文借鉴选择性创伤理论，考察“台独”势力领袖利用历史创伤难以平复的心理制造“我群”和“敌对他群”之间社会分裂的过程。他们以寻找历史真相为名树立历史伤痕的当代敌意，阻止社会和解进程，并以无限扩大的自我“权利赋予”引导台湾社会走向暴力循环。本文同时研究了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的运作过程以考察“台独”势力将二二八作为“选择性创伤”进行代际传递以达到瓦解统一动力的目的。

【关 键 词】选择性创伤/代际传递/“台独”/二二八

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道伤痕，也是台湾社会的一道历史伤痕。60多年过去，每一年的2月28日仍会触动台湾社会敏感的神经。有关历史研究，前人之述备矣。①关于二二八问题的争论大部分集中于历史真相，台湾许多人士花费了很多精力探究。台湾从20年前开始就推动解决二二八的历史问题，公布真相，平反冤案，为的是消弭台湾社会的省籍冲突。但现实却是“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冲突益烈，二二八竟变成了新省籍冲突的帮凶”。②实际情况表明，台湾社会至今没有因为了解而谅解，没有因为谅解而和解，二二八已经成为台湾以至两岸之间当代政治的一部分。

本文把目光从历史转向当代，以选择性创伤理论为思考线索，从二二八为什么会变成新省籍冲突帮凶和两岸关系的阻碍出发，来观察二二八事件对于当代“台独”运动的特殊作用，并研究当二二八事件被“台独”势力视为选择性创伤时，它的代际传递是如何进行的。

一、选择性创伤与二二八的当代政治

选择性创伤学说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沃尔坎(Vamik D. Volkan)教授在进行群体(large group)精神分析时运用的一个理论工具。③在其研究过程中，他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敌对势力之间的关系。他研究过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矛盾、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冲突以及有宗教背景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动员过程。我们借沃尔坎的理论来观察当今“台独”运动假借二二八进行当代政治运动，则可以透视“台独”运动的虚妄和病态。

1.选择性创伤和选择性荣耀

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是沃尔坎一项特色鲜明的研究。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指的是群体成员对于其祖先被“敌人”所迫害这样的历史创伤拥有的共同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包括与历史创伤相关的英雄和受难者形象。据沃尔坎解释，选择性创伤是由某一群体在历史上被“他群”有意伤害却又不能伸张的情绪积压而成，可以引起群体屈辱心理表征的共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受害群体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哀痛和耻辱，难以主张和坚持自己的权利，也无法从耻辱与哀痛中得到解脱，最终他们会在心中将受虐理想化，或者产生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暴虐倾向。④他的结论是，选择性创伤往往在历史事件发生数十年之后被创建起来，变成持久的群体认同标识。如果被政治或宗教领袖利用，选择性创伤将引发新的社会悲剧。从二二八事件发生至今相当长的时间里台湾社会所呈现的状况与沃尔坎的描述有很高程度的相似性。

沃尔坎发现，一些受害者群体的领袖较多地使用选择性创伤而非选择性荣耀来进行社会动员。选择性荣耀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举办集体仪式去纪念历史英雄，通过举办仪式或父母与孩子间互动实现了历史荣耀的代际传递，激发群体成员之间胜利和成功的心理共鸣。选择性荣耀使特定群体的孩子们建立起相互间的联系，其群体自尊得到提升。与选择性荣耀相比，选择性创伤对保持群体认同的作用更加复杂。选择性创伤有更强的情感“放大器”作用。创伤之后难以平复所构成的压力使群体领袖对创伤的理解十分强烈且偏执，并将一些特定的心理需要转变成不切实际的政治任务。之后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递对后代完成这些任务的希望和期待。⑤

2.历史真相和权利的肆意扩大

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过往多年后，社会方方面面都会要求还原事实真相。社会成员要求真相的动机各不相同。受难者家属要求平反昭雪，广大成员希望通过还原真相来弥合社会伤痕，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要求寻求真相的目的则在于刺激创伤，培植仇恨。

根据沃尔坎的研究，政治人物在操作选择性创伤进行代际传递时，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对历史创伤的需要超过对历史真相的需要；其二是肆意扩大权利。某些政治人物会“选择性地”剥去历史事件的其他因素，而将其中有助于激发复仇情绪的因素和逻辑绝对化和神圣化。李登辉在其执政期间下令组建“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并发布了《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⑥该报告对于历史文件记载的外省同胞被掠杀的史料不予采用或“一概从略”，将事件朝着“台湾人的历史创伤”这个方向去塑造。⑦与此同时李登辉大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制造外省人欺负本省人的舆论。总之，追寻事件的原本实情对于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人物而言已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激发情绪，使群体成员偏执地理解创伤，并将完成复仇变成一种心理压迫，最终形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

受害者群体在获得社会优势后易于扩大对自我权利的赋予(exaggerated entitlement)。⑧领袖们通过其宣传或布道，让其追随者觉得他们共同的祖先受到过“他群”的伤害和羞辱，因此今天无论他们怎么滥用权利，或以极端的方式进行报复，都不为过。台湾街头抗争中出现“中国猪滚回去！”的口号和陈水扁的贪污则是不同层级人物肆意扩大权利的表现。⑨肆意扩大权利催生了这一过程中的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它促使该群体确信他们有权拥有希望拥有的一切权利，包括非理性的政治诉求。肆意扩大权利对社会最大的伤害就是领袖利用选择性创伤来开展情绪化的非理性政治运动。在台湾，今日“台独”势力利用二二八传播的“台独”理念在事件发生的当初并不存在，而是后来的政治领袖为了当下的政治需要臆想出来的。因此说，借历史性创伤推动台湾“独立”运动这个非理性的政治目标，是“台独”领袖们肆意扩大权利最危险的举动。正如台湾《联合报》社论中所讲的那样，“对二二八事件影响最大却亦是最扭曲的版本，则是‘台独’版或民进党版。此版二二八论述的主体是：二二八→反国民党→反外省人→反中国→所以要‘台独’。将二二八与‘台独’联结，就史实论，根本是杜撰伪造，在现实上亦无逻辑可言。在二二八当年，‘台独’绝非主题；如今纪念二二八，亦不必然就应主张‘台独’。”⑩

3.敌意凝聚和代际传递

许多具有受虐偏执的政治领袖致力于将选择性创伤进行代际传递，他们最难接受的是民众对“历史”的淡忘和敌意的退却。当新一代社会成员对于族群间关系有非仇恨的理解时，领袖们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强化敌意和创伤感。

领袖们通过“形象塑造――心理表征――代际传递”三个过程将受伤害形象灌输给下一代，帮助其形成符合期待的自我表征(self representation)。下一代的认同感是选择性创伤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领袖们认为只有多次激发选择性创伤才能凝聚新的敌意，创伤的代际传递才不致因生老病死而衰减。代际传递需要敌意和仇恨的对象。世界上很多宗教领袖通过举行宗教仪式，直接或间接地发表仇恨言论，去激发一个与选择性创伤紧密联系的政治理念。在领袖们的激发下，成员们开始感觉到历史创伤似乎就在昨天发生，被虐杀的似乎不是先辈而是本人，由此就会产生针对当前“敌对”群体的大规模暴力行为。这样的暴力行为和随之而来的恐惧当然会导致敌对群体间新的伤害，引发“暴力循环”(cycle of violence)。(11)台湾选举时出现的暴力循环，背后都有“台独”政治领袖利用选择性创伤进行政治操作的黑手。将选择性创伤转变为某种政治运动的驱动力不可避免要遭遇时空上的矛盾：某个时过境迁的历史创伤事件现在被重新激发并以复仇式的宣泄来表达时，极可能变成对他群的冒犯和侵害。

社会需要和解，历史创伤需要时间来平复。沃尔坎教授在观察中发现，当一些有宿怨的群体间展开和解对话时，以受害者自居的团体代表会将选择性创伤的情绪投射到今日谈判之中，非理性的抵触往往使得谈判陷于僵局。观察近些年海峡两岸一些事务性谈判，“台独”政治领袖无不进行情绪化的抵触，往往使两岸谈判延迟。

二、“台独”政治领袖与选择性创伤的代际传递

以沃尔坎的理论观察台湾政治领袖利用历史创伤进行敌意的代际传递，对我们理解今日台湾政治很有帮助。“台独”领袖关于二二八的言行与沃尔坎的研究高度吻合。当二二八事件过去几十年后，善良的人们希望台湾社会能透过还原历史抚平伤痛，避免悲剧的重演。而掌握了政权的李登辉、陈水扁等人，片面演绎历史悲剧，不断渲染悲情，通过挑起受难者家属的伤痛，在台湾社会中和两岸中国人之间制造仇恨以赢取政治筹码与利益。他们以发掘真相为名的所为所言，远离了二二八的真相和本质。台湾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族群关系不和以及社会严重对立。

2007年2月，台湾《联合报》一项民意调查(12)显示，对于二二八事件，78%的受访民众主张抛开历史包袱，9%的人觉得还有必要凸显此一历史教训；即使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也有75%的人希望让伤痛过去，仅有17%的人主张继续追究；抱怨台湾族群对立越来越严重的人也从前一年的39%增加为51%，仅有12%认为族群对立有改善。列举台湾族群对立的原因，70%的民众归咎于政治人物刻意操作，其中46%认为民进党应该为族群对立负最大责任；11%怪责国民党，39%无意见。由此可见，台湾主流民意还是希望抛开历史包袱，连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中的绝大部分都主张让伤痛过去。而“台独”政治领袖不仅不顺应民意去实现族群和解，反而把这种和解主张视作操弄选择性创伤的一种障碍。

在弥漫着历史悲情的社会中，政治领袖能够对社会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既可以领导群体和“他群”和平共处，也可能点燃群体的情绪，制造冲突。沃尔坎将领袖们分为“修复式”(reparative)领袖和“摧毁式”(destructive)领袖两类。(13)前者能够在不攻击报复“他群”的情况下，巩固本群体之认同；后者则是通过摧毁性的手段建立并增强新的认同感。摧毁式领袖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政治动员：(1)激活选择性创伤，引发群体共同的创伤感；(2)增强“我群”意识；(3)竭力辱骂和贬低敌人；(4)激发有权进行过分复仇的态度和肆意扩大权利的政治心理。由此，群体成员就会感到有权利且必须摧毁“当前的敌人”，甚至参与文化和种族清洗，清理来自可恨的、鄙俗的“他群”污染。“台独”领袖们的四个步骤与上述归纳十分相似：首先激发二二八历史创伤，进行族群政治动员；随后，建立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与此同时，贬低中国，与中国区隔，对怀有中国情怀的台湾居民进行辱骂；再就是策划带有复仇性质的暴力循环，利用民众情绪进行台湾“独立”运动的动员。

“台独”领袖们进行的受虐偏执式和摧毁式的政治动员在当代台湾政治中比比皆是。李登辉不是二二八的受害者，也不是受害者家属，他本是国民党提拔本省才俊计划的受益者。掌握政权之后他却利用二二八事件激发起的选择性创伤，将自己打扮成本省人的领袖，阻止两岸关系改善，欲带领台湾社会脱离中国，走向“独立”。1994年4月，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见面，大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他说，“在讨论台湾政策或是国家统一问题之前，先研究一下何谓台湾。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持有统治台湾人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