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第三种电影”在中国

任何过渡时代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在政治/道德和商业/娱乐电影的夹缝中，作为中国主流电影以外的“第三种电影”，在默默地坚守和生长着。当我们被《橄榄树下的情人》这样朴素地展示人性善恶的伊朗电影所打动，被《中央车站》这样细腻地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沟通的巴西电影所感染，被《香港制造》这样富于想像力的表达都市人困惑和迷乱的香港影片所震动，甚至也被《真实节目》这样深刻地揭示当代人梦幻困境的美国电影所惊异的时候，反省我们的电影，我们意识到，中国电影所缺乏的绝不仅仅是电影市场运作机制、金钱和技术，也不仅仅是艺术能力和艺术想象，还缺乏一种对于电影艺术的真诚，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于人的真诚。

政治电影与商业电影

电影在许多电影人那里，只是获取社会位置和商业利益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对于人、对于生命、对于心灵的观照、呵护和热爱。媚俗的电影充斥我们的银幕；汹涌澎湃的功利主义欲望淹没了相濡以沫的人文关怀；急功近利、矫揉造作、哗众取宠使得中国电影正在远离生活、群众、真诚，也在远离人们的心灵。这种无往不在的实用主义精神甚至在中国最优秀的电影人那里也时隐时现。

在如今国产电影的银幕上，如果说那些英雄时代的创世回忆，清官良民的盛世故事，善男信女的劝世寓言构成了所谓主旋律/道德电影的主体的话，那么，那些喜说戏说的滑稽演义、腥风血雨的暴力奇观则构成了中国商业/娱乐电影的基础。这两类电影不仅成为电影市场的主流，而且也因为功利利益和商业利益的驱动成为各种传媒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主题。然而，无论是以传达主流意识为目的或是以满足大众心理欲望为动机的，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回避、甚至有意无意地虚构着我们所实际遭遇的现实，忽视、甚至无视我们遭遇现实时所产生的现实体验。许多影片在粉饰现实的同时也在粉饰人性，在简化故事的同时也在简化人生，苦多乐少的生命经历，人不能回避的创伤，都在这些电影中缺席。不少中国电影所虚构的现实图景和人性世界都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图景和所内省到的人性世界大相径庭。在一些电影中没有人的真性情、真体验、真血肉――这正是中国电影最刻骨铭心的悲哀。

另外一种电影

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电影的时期。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丰富创作的素材，我们需要电影教导我们如何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需要电影带给我们一段短暂的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来“反映”心灵的变异和外观世界的诡异，通过电影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时期的其他人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通过电影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我们更需要电影反映和讴歌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

然而，这一切恰恰被我们绝大多数电影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在我看来，与其说，我们本土电影的危机来自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毋宁说更多地是来自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电影脱离了人文关怀，也脱离了我们对于电影的期待。但我相信，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之外，我们还可以寻找到“第三种电影”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我们期待一些真诚的电影的出现。我相信，这样的电影将不再是对好莱坞和花冠电影模式的“东施效颦”，而是对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我们对现实的体验，用真诚守望人生，与我们对话。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的夹缝中，作为主流电影以外的“第三种电影”，依然还是在默默地坚守和生长着。这些影片虽然一直不是电影市场运作的中心，但一直是中国电影中最具艺术震撼力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如《四十不惑》、《找乐》、《民警故事》、《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没事偷着乐》等系列影片，特别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新生代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如《城市爱情》、《美丽新世界》、《天字码头》、《爱情麻辣烫》等，都显示了一种对人性、艺术和电影的真诚。这些影片最基本的艺术动机不是去演绎先验的道德寓言或道德传奇，也不是去构造一个超现实的欲望奇观或梦想成真的集体幻觉，而是试图通过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的再现和对离合悲欢的普通平民命运的展示，表达对转型期现实的体验和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渴望、意志、智慧和希冀。

过渡时期的文化体验

在那些真诚电影中，《一个也不能少》、《没事偷着乐》则在当今中国社会变革、贫富悬殊的背景下，叙述了一些普通平民的生存困境和在困境中的生存智慧。《没事偷着乐》叙述了当代中国那些曾经被看作社会脊梁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大民和他的一家，像许多被这个灯红酒绿的时代所遗忘的普通平民一样，在生活内忧外患的逼迫下，仍然活着，而且用贫嘴、用粗茶淡饭来使自己活得有人的尊严、人的快乐。从大民一家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历来所炫耀的一种生命力，无论是多么艰难的生存空间、无论是面对多么不平衡的利益分配，他和他们都能“像”人一样活着、笑着、“贫”着――没事偷着乐。而对生存的艰辛，这部影片营造了一种苦涩的幽默风格，用人物的自我作践、自我安慰、自我解嘲来化解现实矛盾，而观众也在人物的这种苦涩的幽默中产生理解、同情和松弛。一方面是高消费阶层的纸醉金迷，另一方面则是底层平民的生存挣扎，这不仅是一种物质现实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冲突的揭示，成为了当前中国现实境遇的一种文化再现。

遭遇美丽新世界

铺天盖地的各种豪华汽车、别墅、化妆品、名牌服装的广告，琳琅满目的各种宾馆饭店的灯红酒绿，似乎都在承诺“美丽新世界”近在咫尺，然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遭遇的是一个充满诱惑而又无法摆脱匮乏的世界。于是，我们在影片《美丽新世界》结束时看到了这样一个段落：在滂沱大雨中，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张宝根拉着金芳的手，站在建筑工地的地基上，指着空中斩钉截铁地说：这上面有一套属于他猜奖赢得的两居室的房……。这位幸运的乡下青年使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苦苦地生活着，艰难地期望着，而“那套两居室的住房”则作为一个承诺，象征着“美丽新世界”，将普通生活的渴望者和劳动者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理想深刻而细致地揭示出来。就像影片《网络时代的爱情》中一个大学毕业生所说：看到到处都是汽车别墅，我就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普通人所梦想的那个美丽新世界似乎就像宝根所期待的那个空中楼阁。《美丽新世界》的片名就像《没事偷着乐》以及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它们的片名都共同地用幸福、快乐来与人们所遭遇的现实的艰辛形成对比，暴露了当前失衡状态中消费社会的欲望与匮乏之间的裂缝。

急剧的社会变迁引起人们的心理失衡，是当今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体验到的生存现实，而这一现实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目前最流行的“下岗”。影片《红西服》所叙述的就是一个面对“下岗”的家庭的故事。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下岗工人如何再上岗的故事，而是一个女人如何用自己的坚强和善良来支撑生活和家庭的故事，一个男人如何在失重和无奈中依靠家的庇护走出困境的故事，一个家庭如何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故事。下岗只是一个背景，只是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位置颠覆、价值观念颠覆的一个时代性隐喻。对于观众来说，下岗也许很远，但转型却在身边。如同另一部以“下岗”事件为题材的影片《天字码头》一样，人们都会茫然失措，影片却提供了一种温暖、一丝抚慰，家成为了抵挡惊涛骇浪的诺亚方舟，关怀成了被社会遗忘和抛弃的边缘人们赖以安慰的一线阳光。

“第三种电影”的微光

从这些为数不多的面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现实的电影中，我们感受到了种种人生的无奈、无序和无可把握，这些影片以其洞察力、同情心和现实精神对普通人身心状态和境遇的关怀而与大众共享，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这一世界的理解，从而与观众达成心灵的融合。观众从那些仿佛生活在周围的“熟悉的陌生人”所经历的事件中，从平日的那些司空见惯的行为中，体会到了其中常常被忽视的生命的哀乐，传达出了一种对于人和生活的关怀。尽管这一类型的作品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电影文化的主流，但是它们无论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甚至包括对电影艺术美学潜力的发掘，都成了这一时期电影文化发展高度的一种标志。

近年来，欧洲艺术电影的坚守，日本新电影的崛起，东欧国家优秀电影的不断出现，伊朗电影的独树一帜，韩国电影的本土追求，对好莱坞电影帝国提出了挑战。如果说物质产品的垄断是对消费者的专制的话，那么精神产品的垄断则是对我们文化精神多元需求的剥夺。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东方文化历史和承受着浩大的现实磨难的民族来说，好莱坞电影更不可能替代我们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我们期待银幕上那些哭天呼地的煽情故事，刀光剑影的血腥场面，充满弑父传奇的神秘宅院，遥想当年的创世记忆之外，能够出现更多的“真诚”的电影，我们能够从这些电影中看到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境遇，感受到对个体命运的关怀。方兴未艾的“第三种电影”也许会给进入21世纪的中国电影带来一片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