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我们需要“逃命新闻”吗？――二九年甲型H1N1流感留下的思考

一．2009年：极端的危机新闻呈现模式

“猪疯了!”

这是2009年4月27日的《纽约邮报》头版半个版面的通栏标题，看上去，这是一种世界末日到来的绝望的尖叫。

“甲型流感攻陷中国”

这是2009年5月12日搜狐网首页通栏标题。看上去，中国也逃脱不了世界末日大灾难。

看看这些新闻标题和报纸上的画面，这是自911、炭疽病、SARS以来的最大媒体恐慌。甲型H1N1病毒随着媒体的报道就像一架无法驾驭的过山车，世界各地满处转悠，媒体报道到了哪里，哪里的人们尖叫一声“不好了，猪来了！”, 就像古时候放羊的小孩高喊“狼来了”的传说一样。2009年的中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在甲型H1N1流感新闻报道中是否过度呈现？

通过研究，我们不难看出，新闻媒体这次甲型H1N1流感的过度呈现特点是：（1）狼来了! （2）逃命吧!

猪流感新闻的畅销，首先是“猪流感”这个好听的名字。在甲型H1N1流感的最初命名上，德国人称它为Schweinegrippe，法国人称它为la Grippe A；但是，都没有“猪流感“这个名字响亮。最初美国的一个研究小组2009年4月21日报告说，发现两个新流感病毒病例，这种病毒的基因跟猪身上发现的病毒匹配，就称其为“甲型猪流感“。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加思考地采用了这个命名。特别是在4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流感专家Keiji Fukuda 连续使用猪流感这个词多达22次。特别是第二天，当一名德国记者问他“猪流感”这个命名是否恰当，这个世卫组织专家说，“这个病毒被证实是一种猪流感病毒。我们没有计划为这个病起个新名字。”但是，来自猪肉界的抗议，特别是当埃及在4月29日屠杀了这个国家全部的几十万头猪后，从4月30日开始，“猪”这个字眼不再出现在世卫组织的文件中了。[i]实际上，迄今没有证据显示，猪把甲型H1N1流感传染给了人，只看到报道说，加拿大一家猪场的一个感染了猪流感的工人把这种病传给了200多头猪。甲型H1N1流感事实上包括来自猪、禽类、人类的基因。病毒不会通过猪肉产品传播，人不会因为吃猪肉感染甲型H1N1流感。美国疾控中心4月29日宣布将猪流感改名为甲型H1N1流感。但是，媒体仍然放弃不正确的命名――猪流感――因为猪流感更煽情、更好记。

尽管WHO等部门已经为猪流感正名，但是在甲型H1N1流感爆发20天后，在google搜索引擎中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输入关键词H1N1流感，有7,360,000 个结果，输入关键词“猪流感”，有61,400,000个结果。

在新闻报道的用语上，媒体更多采用的是惊呼“快逃命吧”的新闻语言。当2009年4月，猪流感在美国和墨西哥传播时，法新社惊呼：“杀手”；路透社惊呼：“前所未有的危险”；美联社惊呼：“致命怪病”；《纽约新闻》标题用语是：“猪流感传开了！”

在报纸杂志的的版面安排上，多半采用“逃命新闻”报道框架。具体可以把这次猪流感的报道分为如下几类：1）头版头条醒目报道。2）头版通栏标题新闻。3）整版猪流感新闻。4）封面猪流感文章。5）网页通栏猪流感标题。6）恐怖的猪流感新闻图像；媒体有没有必要在播放中国内地发现的第一个甲型H1N1流感确诊患者的新闻时，把一个监视器中的模糊病人画面鬼一样地呈现给全国人民？7）渲染世界各地的猪流感紧张气氛。8）渲染全国各地的猪流感紧张气氛。9）滚动新闻；连续滚动报道猪流感感染人数和疑似患者人数。10）大量报道“通缉”和“抓捕”疑似感染者新闻：发现一疑似猪流感感染者（流感确诊者）、通缉疑似猪流感感染者（流感确诊者）密切接触者、寻找到疑似猪流感密切接触者、隔离疑似猪流感密切接触者（流感确诊者）、被隔离者（住院的流感者）生活愉快健康、被隔离者（流感患者）释放回家；例如，电视播放戒备森严、身穿防化服的的武警战士严防死守北京某处隔离墨西哥人的宾馆。11）逃命新闻框架；如新华社通讯《“感谢祖国！”――包机接滞留墨西哥同胞回国纪实》，仿佛这些同胞经历了九死一生，被祖国从恶魔手中救出来一样，这样的报道语言加重了公众的恐慌情绪。12）媒体戏剧化地报道墨西哥乡下的一个所谓“零号病人”――猪流感的第一个病人；CNN的摄制组在一个富有魅力和性感的新闻记者的带领下，沿着尘土飞扬的乡间路，深入墨西哥农村，寻找这个墨西哥孩子，见到这个孩子时，记者们惊奇地发现他竟然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不是想象中的奄奄一息的病人。

对于这种逃命新闻学，路透社全球主编Dean Wright 在甲型H1N1 爆发后不久在其题为《流感爆发：走在炒作与帮忙之间》的博客中有这样的评论：“重大的坏新闻意味着媒体受众的激增，坏新闻毫无疑问会增加编辑记者的肾上腺素。坏新闻提供给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走向极端的诱惑。”“问题是，我们媒体人如何确定我们新闻报道的新闻准确和信息充分。一边让我们的报道对市场和消费者的生活带来冲击，同时又不会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我们的作用既不是削弱新闻的重要性，也不是通过夸大，散布惶恐言论，扰乱社会民心。我们要准确地描写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意义和背景是什么。“[ii]

直到目前，中国大陆没有发现一例因甲型H1N1流感病而死亡的。中国有93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但自2009年4月27日到5月17日不到一个月中的新闻报道，中国媒体对甲型流感报道总量超过了建国60年来对肝病报道的总合。中国每年死于流感的大约有10万人，平均每天近300人，甲型H1N1流感不过是普通流感的一种。很多到医院看过各种流感的人，大夫和病人并不知道这个病人感染得是哪种流感病毒。

究竟是哪些因素引发了这场媒介化大流感运动？什么样的媒体环境造成了“猪流感”的媒体轰炸？为什么那些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疾病, 如乙肝、肺结核、高血 压、糖尿病……得不到报道？好的公共健康新闻标准是什么？从新闻报道看,猪流感更像是媒体制造的一场媒介化流感。通过分析这场媒介事件反映出政府议程与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相互作用，导致这场媒介化的流感恐慌。这场对猪流感的渲染主要来自媒体与政府的联动。政府滚动报告疫情，媒体24小时滚动报道感染和确诊人数。试想一下，如果把乙肝也做成疫情地图，24小时滚动报道今天全球又有多少例死于乙肝，那会引起怎样的恐慌？

二． 媒体过度关注甲型H1N1正确吗？

媒体对甲型H1N1的过度报道正确吗？猪流感比起其它疾病更危险吗？为什么媒体如此关注猪流感？

《时代周刊》如此描写恐惧给人带来的后果：当有线电视新闻台不间断地报道有关甲型H1N1流感的新闻时，你会感觉到这种疾病无处不在，你会觉得偶尔打的一个喷嚏就是自己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证据。[iii]媒体会争辩说，因为医学界关注，所以记者才会去报道。问题是，记者与科学家对风险的评估和选择、观察风险的角度、提供的风险信息是不同的，有的时候立场是对立的。在对风险的选择和评估上，科学家用数学模型和概率评估风险。科学家力求提供完整的、科学事实、统计数据、量化分析，提供准确的科学信息，不敢扭曲数据和事实。结果，这种信息忽视了大众的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往往不会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兴趣。

为什么医学界关注猪流感？首先是政府卫生部门有责任预防各种疫情的爆发。政府和流感专家对新型流感病毒采取预防的措施是他们的工作和职责。其次，今天医院有了高技术的检测设备和监控系统，可以快速检测出病毒的基因序列，从而确定为何种流感病毒。如果甲型H1N1发生在多年前，没有人会注意到流感之间的病毒的不同。不同病毒的流感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过许多次，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但是，并不是每个全球流行的病毒性疾病都是重大传染病。重大传染病是由感染率和病死率决定的。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警报，是因为该组织认为这个新的流感病毒可能会在世界许多地方，从一个人传染到另外一个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甲型H1N1流感将会成为一个严重致命杀手。

大众与媒体不是依据数学概率作为评估猪流感或其它风险的尺度。媒体对风险的判断多取决于其新闻价值的大小、个人对风险的选择和感受。中国汽车交通事故每年死亡约13万人，自2004年包头那次空难以来，5年来中国飞机坠毁事故共死亡51人（包括包头空难）。这样算下来，在中国，空难每死一个人，有不下一万条新闻报道（包括重复和滚动的）。而马路上每死一人，几乎没有一条新闻报道。如果比较甲型H1N1流感和普通流感，可以这样预测，如果中国死了一个甲型H1N1流感病人，将会有不下一万条新闻报道（包括重复和滚动的）。而中国平均每天都大概有300人死于普通流感，却没有一条新闻报道。记者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乐于提供有倾向性的煽情故事、趣闻轶事，以讲故事的手法来迎合大众。但是，这种用新闻故事取代科学事实的做法通常会不准确，甚至错误再现科学。但是，由于媒体有强大的话语权，并且是科学家与大众沟通的桥梁，科学的信息难以竞争过新闻性信息。

再则，跟当年人们关注SARS一样，H1N1流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从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和发布的政策让人联想起SARS。从政府和媒体的新闻发布和新闻报道看，H1N1流感已经被上升到高政治了（high politics）。如SARS期间，西方媒体对“非典”报道的政治化，政治上的正确性。政府领导人都对猪流感的风险出面表态了，各级卫生官员都出面表态了，媒体议程跟政府政治议程高度一致。如果你不跟当时的媒体政治话语站在一道，是不受欢迎的。按照政治学理论，高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政治、外交、国家形象等高层政治决策相关，低政治（low politics）仅仅是健康等不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的问题。某位驻外大使一边抽烟，一边在某个会议上就中国如何治理大气污染，保护臭氧层提出自己的宏伟蓝图。他可能不知道，抽烟在中国每年要导致至少100万人死亡，但臭氧层破坏会造成多少人死亡是个不确定的数。但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是高政治。中国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中，通过领导人频频在媒体上对预防H1N1表态，亲临传染病院慰问病人等提高了H1N1流感的政治等级。

但是，从死因和概率上判断，流感究竟有多可怕？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流感是人类难以摆脱的生存环境。中国每年至少10万人死于流感，每个人一生至少会被流感感染一次。但是，没有人恐惧，多数人几天后，就会自然痊愈。从概率上看，猪流感到底有多恐惧？猪流感比普通流感对人有更大的危险？起初墨西哥医院里没有多少人看流感，直到政府大肆在媒体上炒作猪流感后，去医院检查猪流感的人才异常增多。迄今，没有报道说，猪流感在墨西哥的病死率高于其它流感。如果把墨西哥、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世界各地这个季节的流感疫情、死亡人数、病死率与往年相比，究竟出现了异常，还是正常？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报道。另外，因H1N1流感病死的人是普通健壮人还是老弱病残？是否因并发症或偶合死亡？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的报道。

关于是否有人刻意制造全球恐慌，欧洲一位前资深的卫生官员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募集资金的把戏。还有人说，这是制药公司制造的宣传阴谋。在各国政府和公众对猪流感恐慌恐慌起来后，大家都盼望着接种猪流感疫苗的时候，2009年6月15日，全球最大制药商之一瑞士诺华制药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回绝了WHO的免费捐赠猪流感疫苗的请求。他说，“诺华不可能向穷人捐赠疫苗，以保护他们预防最新的流感疫情。”“发展中国家或捐赠国应承担这笔开支。”魏思乐还说，诺华的H1N1疫苗供应中，“很大”一部分已被各国政府预定，这加大了供应短缺的可能性，就连那些能负担得起疫苗的富裕国家也无法幸免。他预计，每支疫苗售价将在10美元至15美元之间。[iv]也有批评家说，这是媒体为了增加点击率和收视率而制造的恐慌。也有批评家为媒体辩护说，当传染病来了，恐慌有什么不好。但是，每年有5亿人患疟疾，其中100万人因此死亡。[v]为什么媒体不去制造疟疾的恐慌？因为疟疾患者和医务人员不戴口罩和防毒面具。有人说，不是媒体在渲染，而是政府在渲染。政府宣布拨出50亿元的专款用于猪流感预防，而中国未来15年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多种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科技经费仅有40亿元；外交部门宣布向墨西哥提供500万美元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