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志：一个不忠实观众的发言――为《新闻调查》十周年贺寿

虽然还是当年习惯，几乎每期节目都看，但，忠实，似乎就不该离开。这首“HAPPY BIRTHDAY”冲着谁唱呢？本来应该唱给《新闻调查》的兄弟姐妹――我以前的同事（现在还允许我这么叫吗？）――但是，这支“歌”也许会印在书里。那，就当有观众在场的茶话会发言吧。管陈三就不能叫陈三，要称大号，否则读者（观众）哪知道说的是编导陈新红呢。有读者在旁的体己话，希望没有把读者当作外人。

普洱茶之外

“我已经老了！”

这话真不敢出口。可3月24号，张洁去美国接受ADIS报道培训的头一天，我正在《新闻调查》楼下琢磨新闻频道改版的事，被张洁叫到他办公室，那天我分明喝出了普洱茶的劲道。

当年在昆明教书，20多岁，只喝绿茶，提神，浓了还失眠，那时候只觉得乌龙太冲、普洱太闷，曾想，大概中年尝乌龙、老来品普洱才算顺其自然。

那是他的私房茶吧，10年？20年？不知道！茶饼已经拆开，茶面绛红，只冲洗了一道就沏来喝。色也有，香也有，韵也有。

我自斟自饮。张洁拿出“《新闻调查》十周年研讨会”的议题让我欣赏。

我建议把“《新闻调查》与公共政策”和另一个议题合并，那样更合逻辑。

我注意到他的用词：“公共政策”。在个案中发现问题，把社会现象“问题化”，以议程设置的方式影响公共政策，这是我对所有调查性报道的期许。前些年，执笔编写《新闻调查》的手册时，生怕张洁质疑我的掉书袋。

2003年6月9号离开《新闻调查》之后，一天，张洁吩咐跟《新闻调查》的新人聊聊，我斗胆跟新人说了我的妄想――透过个案，做中国问题清单，甚至引用了中国社科院一个我并不佩服的所谓专家的书里搜罗的“社会问题”的种种含义。张洁不在场，由我掉书袋。

去年，在竞聘制片人的演说中，张洁清晰地表述了他建立“问题库”的操劳。

特别是今年春节刚过，在和时间主任、《财经》的高管杨浪、零点调查的老总袁岳诸君座谈时，他纠正了一个同事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误解，还引用了潘忠党和陆晔的观点，虽然一时想不起那篇长文的标题《成名的想象》。

3月24号那天，张洁桌上，绛红的普洱茶旁边，有一本黄色封面的书，李希光编的《艾滋病媒体读本》。

他好像不再把暗访叫作“偷拍”，不再把“偷拍”斥为下三烂的手法，他翻过康德或边沁的书吗？他在心里权衡过道义与功利吗？没敢问，也不必问。这次去培训，他会去拜访退休不久的休伊特吗？不知道《60分钟》新接任的制片人杰夫•费泽耳会不会接受休伊特关于偷拍的看法。休伊特自己说，隐性采访常常被竞争者认为是《60分钟》成功的秘密，《60分钟》有一个常伴随着暗访的标志性的词――“gotcha”（有人意译为“逮你个正着”）。休伊特退休前曾针对有人对暗访的异议公开宣示“What is the morality, the ethics, of that kind of journalism? I, for one, have no trouble with it.”在他看来，那些违法犯罪者对公平正义的破坏跟“偷拍”与道德的冲突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抽象的道德、具体的情境，笼统的原则、细微的专业，不用问，张洁好像用了更多的时间琢磨过这些。他打了个哈欠。酽酽的茶汤、满满一面墙的节目带，让人一下想起当年病床上的他；从优秀的编导到一个优秀团队的精神领袖兼物资总管，就像我故乡的大叶茶，从杀青到揉捻到渥堆到干燥，其间的酵变，经历了怎样的折磨？！我多年的朋友、我新闻的导师，仿佛茶叶在发酵。

算红茶也好，算黑茶也罢，任它全发酵半发酵后发酵，真正的普洱茶要养、要老。每周评点节目时，他还会先定下调子吗？得了高分的节目，如果被“批”狠了他还会用 “以我一个资深编导的眼光……”的句式表示愤懑吗？

那天，没机会告诉他喝茶的感受，等他培训回来，如果有机会，想和他一起尝尝大吉岭、一起去品千利休。

《60分钟》之外

不敢说《新闻调查》认错了师傅――起码圣人无常师，但至少这些年所谓的调查性报道的确不是CBS《60分钟》的主打，何况，它是个新闻杂志。

我知道，《新闻调查》的同事一直心仪《60分钟》，有人也一直在看，至少是录像带，肯定也注意到了华莱士的宣布退休；我不敢细问上星期《60分钟》播的什么，怕有人反问：就你那外语？我只敢说，这期是布兰德利专访要当爹的泰格•伍兹，“老虎”谈怎么看待虎子和高尔夫。

斗胆问，除了制片人或资深编导来过中国的《60分钟》、《60分钟Ⅱ》、《前线》、《全景》、《四个角落》，你曾经看过比《60分钟》年长或同庚的《会见新闻界》（59岁）、《今天》（54岁）、《今晚》（52岁）、《面向全国》（42岁）、《20/20》（38岁）吗？看过比《60分钟》年轻的《夜线》（27岁）、《48小时》（18岁）、《日界线》（14岁）、《安德森•库珀360°》（不到3岁）吗？还有奥普拉•温芙瑞和大卫•莱特曼的“脱口秀”？

如果觉得上面这些节目离咱们太远，可不可以问：最近这期《中国周刊•岩松看日本》看了吗？你注意岩松的几次串场了吗？他街头路口关于满纸汉字的报纸却读不懂的第一次串场，让你找到“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了吗？他在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四次年会会场内外的串场，让你感到岩松的“看”也是一种打破僵局的“民间外交”了吗？――如果再多推荐，大概还有人要说：就你闲得！

可还是想说，我既生吞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也听阮次山、杨锦麟、邱震海在凤凰的评论和日本国嘴在凤凰的论辩，读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主笔兼总裁渡边恒雄与第二大报《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笔谈，但，岩松的边看边说给我传递的信息的新鲜、及时、贴近、直接和建设性，远胜于《新闻调查》那期《军国的背影》，尽管，《军国的背影》作为节目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很高大。

人人都说“科学发展观”，我们是不是也一贴政治标签了事？你会把它和当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放在一起吗？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会认真听听美国人雷默从“华盛顿共识”说到“北京共识”吗？再问一句，你会刻板地把节目分为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并把某些节目贴上“正面宣传”的标签吗？你会刻意否认《新闻调查》也做过一些所谓的“正面宣传”节目吗？你注意到《新闻联播》也在改变吗？

奴隶不同于奴才、新闻不同于宣传，但你会因此而不愿意思考中国如何进行政治沟通，一个公共电视台或国家电视台如何在社会动员、共识达成、精神凝聚方面要起什么作用吗？

虽然读过小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但你会因为远离时政而不关心普京来访吗？你想知道普京的千金为什么不喜欢柔道而爱上中国功夫吗？你相信她们的武术教练就是少林寺的金刚吗？你会把海外功夫热和普京、小约瑟夫•奈联系在一起吗？

如果有人觉得上面这些问题是坐而论道，你注意过IRE（调查记者与编辑组织）为全世界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和编辑同行编写的那本几十万字的《调查记者手册》中介绍的11个调查招数吗？战地记者、调查记者，有时候真是出生入死，你注意过国外同行编写的安全训练手册《活着，把新闻做出来！》吗？

斗胆问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新闻调查》的我的朋友和同道，眼界和心胸比我开阔。

只是想说，除了《60分钟》，还有许许多多调查性报道，除了调查性报道，还有许许多多解释性报道；除了国外的，还有国内的；除了揭丑，还有建设；除了摸索，还可以借鉴。新闻，不是只有一种模样；西方，不是假想的异邦；社会，也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维面向。各栏目，甚至各种媒体，大家互为生态。作为观众，看得越多，越发觉得《新闻调查》品类独绝、格调超拔，越发希望《新闻调查》心无旁骛、一往无前。

斯皮尔伯格之外

先申明，我没坐过新闻的科，票友都不算，可我看到《新闻调查》我的同事有人居然将这些人的名字写错好几个，却感到实实在在的心痛：王韬、邵飘萍、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

先不说新闻偶像吧，我也知道，有的同事的偶像是斯皮尔伯格这样的艺术大家。

的确，艺术趣味和爱好，丝毫不影响新闻人直面惨烈的现实；最好的例证有仨：《60分钟》荣休不久的掌门人唐•休伊特就是个超级影迷，在他的最新自传里，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时刻总被他想象成某部电影的场景；我几乎期期必看的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哪里是电影传奇，分明是中国人近百年的精神记忆，其间有丝丝怀旧、缕缕温馨，更有无奈种种，甚至怒吼声声，刚刚看过的《良辰美景奈何天•桃花扇》，让我痛彻肺腑，闻见曲笛呜咽、血溅花残，再听再看，血痕曲声似有还无，仿佛还沉在历史深处；白岩松紧锁的眉头，会让你看到帝王般的克莱伯的指挥棒和意大利才子波利尼的琴键吗？

还是说斯皮尔伯格吧，他要做文字记者一定能拿普利策、干电视一定包揽皮博迪。

《辛德勒的名单》不用说了，就说奥斯卡颁奖礼前让我看到天亮的《慕尼黑》吧。

罪过，我看的是盗版碟。看过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的，大概还记得纳粹慕尼黑集会；纳粹肆虐过的慕尼黑，1972年迎来了奥运会的橄榄枝，但几位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杀，成为那届奥运会最耸动的新闻。“慕尼黑惨案”只是斯皮尔伯格影片的背景，《慕尼黑》的重点是，惨案之后以色列派出“摩萨德”暗杀小组追杀巴勒斯坦人的惊险过程。他用改编自加拿大作家乔治•乔纳斯《复仇》的影片诠释《旧约》：“人与人之间，最恶劣的争斗，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被压迫的人中间。”他让我看到的不单是特工们心中的痛苦，更是两个民族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他对《时代》杂志说的这番话和影片一样撼人心魄：“我不认为一部电影、一本书或者其他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就能够一举解决中东问题，但是我所做的是一个尝试，我用我的方式，为那里的人民祈求和平。……在那一地区，人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巴勒斯坦，不是以色列，而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不肯让步的固执。这一思想让他们长期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会买250 台摄影机，125台给巴勒斯坦的小孩，125 台给以色列的小孩。让他们拍自己的生活，不是剧情片，就是小小的纪录片。记录他们是谁、信仰什么、父母是怎么样的、去什么地方上学、每天吃些什么、看什么电影、听什么CD，等他们拍完了，就安排交换。我想，这可能会起到些作用吧，这样人们就可以很直接地看到，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不只是他们，所有种族之间都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面对斯皮尔伯格的悲天悯人，我的电视同行有怎样的反应呢？很骄傲，三十四年前9月5号那个黑色的日子，是电视镜头让24岁的斯皮尔伯格看到了比任何电影都恐怖的慕尼黑事件现场，虽然我没有看到；很骄傲，今年1月24号和26号，英国BBC2和四频道分别播出了电视纪录片《刺刀行动》和《慕尼黑：摩萨德的复仇》，虽然我也没看到；很骄傲，3月12号，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了《慕尼黑恩仇录》，虽然不是中国人拍的但我总算看到！

斯皮尔伯格和《慕尼黑》并没有得到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但斯氏的眼界宏阔、气度沉雄，小小的小金人占不了他的心胸。

兜兜转转，我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不光是新闻人的偶像崇拜，想说的是《新闻调查》的精神谱系！

看到很多学者所谓“议程设置往往从精英媒体流向大众媒体”的论断，曾经不服，不说别的，单单想到亲爱的钱钢老师当年为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在德国对龙应台的访问、重温可敬的大同老师为《冰点》写的发刊词，不得不服。他们，都是我永远的偶像。对比《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前、尤其是《冰点》的十年，我想说，岂敢毁谤前贤，但很多电视栏目与国内这些精英媒体相比，到底起点不同、气象不同。这种不同，既关乎眼界，也关乎传承，自然，也和环境有关。

电视新闻的历史太短，国内电视新闻的历史尤短，难说谁是偶像。你注意过大洋彼岸的默罗吗？

《晚安，好运》展示的默罗一生中的华采段落是否让你心动？在我听来，大约半个世纪前的1958年，默罗在美国电台―电视新闻编导协会年会上对广播电视的批判和他对麦卡锡的揭露同样振聋发聩，他说出了一些他自认为可能不中听的话：“历史是由我们自己塑造的。我们最好保留好三大广播电视网一个星期的所有节目档案，这样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历史学家可以用这些资料来研究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