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我们到底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在新京报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各位同事：

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

152年前，亨利.雷蒙创办了纽约时报。126年前，尤金.迈尔创办了华盛顿邮报。85年前，邵飘萍创办了京报。54年前，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诞生在新中国的拂晓和黎明。4个月前，光明和南方一见钟情。3个月前，光明和南方共偕连理。3天以后，11月11日新京报横空出世。

像所有的婚姻所遭遇的境况一样，有人红线搭桥，有人棒打鸳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门亲事，他们害怕的是这门亲事的后果。

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必将划破千年古都的宁静！

自古英雄常气短，从来好事总多磨。

各位同事，多年以后，我们会回味这一时刻――回味我们一起走过的光荣与梦想！

各位同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有了一个相同而响亮的名字――新京报！

我们都是新京报的创业者和开拓者。我们都是新京报人！

各位同事，今天，我受戴自更社长委托，来跟各位同事做个交流。我就我们到底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所涉及的问题，从新京报的使命、新京报的优势、新京报的宗旨、新京报的办报理念、新京报的经营理念、新京报的管理理念、新京报的企业文化以及新京报的未来等八个方面，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

讲完之后，给大家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提问。请大家边听边准备问题。我也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多向大家学习学习。

第一部分新京报的使命

一、新京报是全国首家得到中宣部同意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具有合法地位和受法律保护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集团跨地区合作经营管理的报纸。

新京报是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迈出的艰难一步和取得的重要成果。新京报一小步，中国报业一大步。我国长期以来媒体行业划区经营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盛行的落后局面，有可能因此开始改善。

我国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小，只听过门浅唱低吟，不见正曲引亢高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京报是一个时代大合唱的开腔。新京报是新京报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将会是中国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每一个新京报人，无论在社内从事何种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牢牢记住自己所肩负的重任：新京报成功与否，不仅影响个人的声誉和前途，更影响我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声誉和前途。历史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只能成功。除了成功，我们别无选择。

二、新京报从一开始就承载了无与伦比的关注与重视，一开始就成为时代演进的风向标，成为外界判断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项不容忽视的指标。

新京报在刊号申请和报名拟定阶段就得到了传媒业界和有关领导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在多次听取光明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关于新京报管理模式和经营体制方面改革创新的设想之后，中宣部领导指出，两大党报集团合作办报符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利于党报集团发挥优势、互补互利、做大做强，是一件大好事；并在有关汇报请示材料上作出明确批示，表示赞成和支持。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也批示同意把新京报作为跨地区合作办报的试点，要求有关部门注意跟踪调研，及时总结经验。新京报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正式消息发布之后，全国传媒业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似乎看到传媒产业的春天来了。

北京市几位官员也多次亲自过问及动用行政力量干预新京报报名及审批事宜。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这件事情很不一般。新京报一定是审批过程中受到最多相干和不相干领导过问的报纸。一张小报更名改版这样的小事，都演变成翻云覆雨、明争暗斗的行政事件，这充分说明改革有多难，推动改革的人有多难。所有的新京报人都要打醒精神，新京报一定要好好办，一定要办好。要给推动改革的人争光添彩，不能给推动改革的人添乱添麻烦，更不能给有的人找到攻击改革的借口。

作为现代开放社会的政府官员都认识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处理和媒体的关系是考量政府自信心、承受能力、透明程度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勇气的一项重要指标；政府对媒体的宽容度与政府的自信心成正比，而政府的自信心与政府的成绩大小和工作好坏成正比；要警惕极少数官员拿政治正确的挡箭牌为自己遮羞，为官不做亏心事，不怕狗仔队敲门；干得好的、有成绩的官员通常都会把媒体当作舆论阵地和喉舌耳目，而干得不好的、甚至有问题的官员则通常把媒体视为洪水猛兽；在干得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可能是喜鹊，在干得不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则可能是乌鸦。

三、从胎死腹中的北京时报，到一落地就遭到扼杀的京报，再到浴火重生的新京报，我们一出生就历尽沧桑，我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多年以后，当我们蓦然回首，我们将无限感慨，我们的内心将无比丰饶。报名千差万别，理想殊途同归。从根本上讲，叫什么报名其实是不重要的！时间马上就要证明，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都是多此一举。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我还没出生，就有人要杀死我。”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其实都是枉费心机。如果有人非要逼我们做他们的终结者，那我们就要像终结者那样对他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终结者终结被终结者，命该如此，事实如此，逃无可逃。

由于历史上旧中国曾经有过一代名报京报，我们这张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新时代新北京的新京报，就义不容辞地承载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我们，新京报人，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中国报业领跑者的角色，要为饱经风霜的中国报业跑出一片新天地。

历史上的京报由著名进步报人、毛泽东的老师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停刊于1937年“七七事变”。邵飘萍的京报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为宗旨，以监督政府、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为方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那时侯的中国，政治黑暗，政府腐败，战乱连绵，民不聊生。京报几经停复，风雨飘摇，邵飘萍几度流亡，并于1926年4月26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但京报依然名动天下，风云际会，沈从文、鲁迅、孙伏园、石评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京报主笔或主编。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一个时代的良心，成为与申报双峰并峙的旧中国两大名报之一。

外界一般把新京报的创办解读为一次伟大的复刊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善意的、富有创造性的误解。我们尽管不敢掠人之美，但也不能数典忘祖。作为有理想的当代中国报人，我们在向纽约时报这样的国外报业巅峰仰望的同时，也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纽约时报如此，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行政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暴露――这是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这也是我国执政党一贯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有责任感的大人物和政治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报业乃是社会生态链条中的一环，不能薄弱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生态链条中如果缺了报业这一环，就好像林子中没有了鸟唱，田野上没有了蛙鸣，屋子里没有了猫叫，耳根倒是清净了，可那是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地区报业兴旺发达与否，乃是判定这个地区社会生活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务必警惕贪官污吏和准贪官污吏假“政治正确”之名打压媒体，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腐败和丑行裹上一层又一层遮羞布；资本主义有天灾人祸，社会主义也有天灾人祸，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矛盾危机和突发灾害，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发生，也绝对不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消弭或稍减，相反只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越演越烈。

四、解读目前以整顿报刊为先导的新闻出版改革的重大意义，有三种思路：

第一，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这是目前宣传最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和最不被争议的说法。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件和报道中广泛使用这一说法。关于这个说法，有两个未经证实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去南方某市邮政发行部门视察，发现成捆成捆过期的报刊堆在仓库里，就问为什么。邮政发行部门的头头说，这些都是强制征订和摊派发行的报刊，被强制和被摊派的单位和部门都不愿意认领属于他们的报刊，说发给大家也没人要、没人看，就建议邮政发行部门就别白费那个工夫了，直接拉到废品收购站岂不是两全其美。另外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最近去西北某省视察，表示新闻舆论也要支持西部大开发。陪同的省领导就见机提出要求说，那就给我们省多保几家报刊，不要砍那么多。这位领导人说，砍得还不够多！多砍几家强制发行和行政摊派的报刊，就是对西部大开发最大的支持！

第二，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还报业经营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其实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行政操作的时候掌握的一条原则，其实也是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条清晰的思路，是此次报刊整顿的理论依据。充满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

第三，新闻出版改革实际上通常是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意义特别重大。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十分敏感，非常复杂，困难很多，阻力较大，所以作为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先声的新闻出版改革也是只做不说，甚至有意矮化它的意义。最多只说到第二点意义，即权力逐步退出报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甚至只说第一点意义，即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

新京报的确是应运而生，它表明新闻出版改革有了实质性成果。新京报必将成为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新闻出版改革的试验田，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部分新京报的优势

一、政治优势：

光明日报是由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中央级党报；是立足知识界，面向全社会的综合性日报；是党和国家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推动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南方日报作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也有光荣历史和辉煌的现在，也在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充当中流砥柱。就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同时，南方日报也克服重重阻力，发表系列报道和评论，大力支持当时在广东个别农村悄悄开展的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

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一北一南，一个从思想上解除国人的精神枷锁，一个从行动上推动国家的改革进程。现在，这两家根正苗红的党报集团联合在中国首都北京协力打造新京报，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又得到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其政治上的优势不言而喻。

二、体制优势：

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支持和批准，新京报与全国所有报纸相比，都更有体制创新的可能和空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领导把新京报列为试点，就是赋予新京报进行体制创新的使命，为全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探索经验，提供样板。两家党报集团以政治做后盾，以资金做纽带，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合作经营，完全有可能建设一个法治化、现代化的报业企业，探索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报业之路。

在2002的一篇《答问录》中我曾经说过：相信制度，依靠制度，不要轻信于人。只有万恶的制度，没有万恶的人。体制好，虫变龙；体制坏，龙变虫。制度优越才是根本保证。企业成功的三要素渐次为制度、人才、产品，三者当中制度是最最重要的，是吸引优秀人才、培养优秀团队的前提条件，是生产优质产品、打造优质品牌的前提条件。

一切事业的成功归根结底都是制度的成功。体制问题其实是我国报业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把新京报列为试点，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在体制创新和报业改革方面大胆尝试，大胆探索。这是新京报最好的政策机遇。因为有可能，所以要抓住。我们一定会用好用足这个特殊政策，为新京报设计一个最佳体制方案，确保新京报成为一个制度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