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新世纪的舆论监督――一种公民社会的视角

时间：2009年3月28日

地点：北京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2009年3月28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新世纪的舆论监督”的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舆论监督的涵义

今天，舆论监督已经变成了一个广泛的话语，在领导人的讲话之中、在学者的论述中、在日常的口语中都经常提到舆论监督。但是，舆论监督原初只是指媒体监督，它实际上是指媒体的看门狗作用。

在中国有舆论监督吗？我想可以这么回答，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转型，目前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媒体，但是中国出现了公众参与的热潮。如果研究中国的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我个人认为用公民社会的理论来解释是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是传统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国家，在国家下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根据公民社会理论，社会结构至少是三元的，国家仍然存在，但是私人领域扩大，同时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国家和家庭之间有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中国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社团领域？恐怕是没有。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作用的不是组织，而是活跃的个人。你说知识分子也好、低级的公民也好，但不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活跃的公民、积极的公民以个体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媒体可能是加速器。例如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写信要求废除一项旧的政策，后来收容制度真的被废除了。

舆论监督的三种类型：

舆论监督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媒体报道海量的信息，让公众知道权力如何运用，使之透明化，我个人认为这种监督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第二种就是调查报道，媒体对事件做深度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似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调查报道影响很大，但费时、费力、风险大。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发表意见，刊登各种评论，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做抨击、揭露，依托报道从个案有所升华。比如汽油涨价，我相信现在互联网、媒体上肯定有批评意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时我们降价的速度很慢，但是国际石油稍微有一点上涨，国内的几大巨头包括发改委就非常配合。这种现象首先由媒体报道，然后评论家发表意见，是中国比较流行的监督形式。

舆论监督与中国转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媒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锦涛去年在人民日报的讲话中把现在的媒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媒体，党报党刊；第二类是都市类媒体，目前在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相当活跃；第三类就是网络媒体。传统媒体还是由官方主办，私人没有经营传统媒体的权力。但互联网的所有制是多样的，人民网的出资人中有默多克，腾讯、网易、新浪这些网络公司就不是官办的。在功能上，胡锦涛也说了，既然是三类媒体不能要求做一样的事情。媒体已经从过去的国家包干逐渐走向市场了。我举个例子，新闻联播是宣传功能的代表，有网友就调侃新闻联播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领导很忙、第二部分中国发展很快、第三部分外国很乱。”另外，中国的媒体由国家主导，但同时又实行市场运作，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媒体运作体制，国家管理，市场化运作。国外媒体体制就两三种：国营、私营，还有就是公共，跟国家没关系、跟市场也没关系。有人认为中国这种体制有优点，将媒体盘活了；也有人认为有缺点，这种体制利于公共权利和市场权利寻租，是目前该领域腐败的制度根源。

在市场运作方面，不仅是中国媒体，全世界媒体都面临一个问题，报纸小报化，为了追求发行量，报纸内容“煽情、色情、血腥”，某些都市报纸看着很热闹，实际上报道内容窄化：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很多，监督功能得不到发挥。 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通常大的案件都不是媒体揭发的，而是中纪委揭发的。媒体可以批评铁道部、交通部、教育部，这是比较大的进步，但对在职官员的监督依然比较困难。另外说一句，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非常羡慕，在某些国家，比如说北欧，瑞典、芬兰、挪威，那些国家的官员确实比较廉洁，据说芬兰这个国家只有5辆公车，如果不是出于安全的需要，首相出国都是坐民航机、打车，某些记者几乎无事可干。

舆论监督五个阶段

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近些年来中国舆论监督五个阶段，概述一下每个阶段大概有哪些案例。

第一阶段：2001-2002；第二阶段：2003年；第三阶段：2004年9月至2007年；第四阶段：2007年起至2008年5月；第五阶段2008年5月至今。

第一阶段：2001-2002 电视媒体担当舆论监督主力

这个时期互联泡沫刚刚破灭，电视还是中国最强大的媒体。那个时候《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栏目，尤其《焦点访谈》，被认为有朱基在背后支持，是“焦青天”。《焦点访谈》那个时期做了很多事，尽管也有批评说《焦点访谈》过于监督基层。有人讽刺《焦点访谈》的记者，“今天又去哪个村了？” 当时《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个队伍，一个是上访的队伍，一个是拿钱破财消灾的队伍。平媒方面，我认为《财经》杂志是最近10年来做舆论监督比较稳定的媒体，品质比较好，但它是一个精英杂志，一般大众不接受，《财经》杂志那时做过“基金黑幕”。

另外就是矿难，01年比较重要的矿难就是广西南丹的矿难。经调查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有参股，被判了死刑。煤炭业在2000年以前是亏损的，官商勾结的情况也不严重，但1999年以后煤炭业如日中天，官员参股乱采煤矿的情况普遍存在。

特别要提的是，02年有一个关于北京地区的舆论监督。我们知道舆论监督很少做到北京和上海。当时有一个不知名报纸的记者，做了北京出租车业的调查，这个报道当时在北京市引起了官方很大的关注。当时的市长刘淇听说也件事以后非常恼火，后来他的秘书说，您可以读一遍报纸，刘淇认真的读了，读完以后除了脸色继续铁青以外，没有再说什么。这篇报道原来有7万多字，后来压缩至5万，一期刊登，后来温家宝总理也批示了这个报道。现在全国出租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已经引起重视。

在这个时期，都市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开始发挥作用。《华商报》是在西安非常强势的都市类报纸，那年报道了一起案件，警察闯入小夫妻的卧室，说他们看黄碟违法，把男的带走。最后这个案子被翻过来了。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保护公民利益的案件，警察再也不能三更半夜闯入民宅了。

第二个阶段，2003-2004年9月 舆论监督全面推进

这个阶段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官方也表达了支持。04年4月份，李长春看望《新闻调查》栏目组人员，李长春说：“领导不要怕批评，当年我也被批评，不是照样到北京来了？”当时举办了一届电视调查报道研讨会，会议由央视组织，很多人认为央视的新闻调查节目达到了国际水平。美国的B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独立电视都参见了那次会议，举办这样的会议，本身说明在那个阶段舆论监督有很大的空间。

03年最突出的案件就是孙志刚案。《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的影响力直接和孙志刚案有关，《南方都市报》是最早把报道和评论分开的媒体，孙志刚案的新闻报道没有感情色彩，题目叫“一位大学生之死”，但后面刊登了评论。受国外新闻理念的影响，我们的新闻操作越来越多接受新闻专业者的理念，把事实和评论加以区分。中国的媒体传统是以意见为主，现在的报纸却都是以信息为主，同时把意见和新闻分开。

同时，有些媒体选择稍微边缘的题材进行监督。比如知名国粹型药品企业的“龙胆泄肝丸”，很多人因为吃这个药肾脏坏死。新华社记者朱玉把这个事情揭穿了，对此她还有自责，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这个事情呢？以致这个药害了这么多人。04年上半年，应该说舆论监督的形势还相当好，《每周质量报告》在“非典”肆虐的同时问世了。这个节目主要就是做食品，因为它本来就是与国家质检总局合作的栏目，这个节目不涉及政治、又关系消费者的利益、又有国家支持，在03、04年做得相当好。

第三阶段 2004年9月份 禁止异地监督 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9月份，这个月“9•18”下发了一个文件，禁止媒体做跨地区报道，禁止媒体做异地监督。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媒体的调查报道几乎陷于停顿。据说地方政府向中央告状，媒体的这种监督让我们无法工作。这只是听说，有待证实。从此以后官员围追堵截记者。例如，王克勤05年到河北报道邢台艾滋病，当地警方组织纠察进入那个村。王克勤做完调查，出来的时候就有困难了，他化装成农民，把电脑放在麻袋里，最后跟着三轮车出来。农民向他下跪，让他一定把这个事报出来。报道出来以后，当地就向中央告状。

但这个时期时评兴起了。时评不受异地监督的影响，时评作者的真实姓名往往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网名，例如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等。我没有做量化分析，早期写评论的人以学中文的居多，现在各种背景的人都有，其中经济学、政法系的比较多，政法系的崛起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时评领域对于官方政策的调整有很大的作用。

异地监督禁止以后，很多记者做不了事，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类的地方媒体。当时《河南商报》有一位副总编，做舆论监督做得太猛，得罪了他的同学省委宣传部的，结果他提前退休了。后来他继续兼职在河南一家媒体做舆论监督，最近他已经移居海南，他说在郑州无法生活了，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官员被监督了，但监督者本身的生活片也受到影响了。只有国字号的报纸还能监督异地，例如《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是一家有党内民主传统的报纸，这种传统是胡耀邦建立的。报社内部有很宽松的氛围，没有人把总编叫总编，直呼其名，据说后来一位总编上任，说怎么没有人来飞机场接我？《中国青年报》2006年揭露了王亚忱案，这是比较成功监督官员的案例。

为什么我们呼吁取消不准异地监督？这个规定对中央没有好处。地方官员把当地的媒体按得死死的，一天到晚歌功颂德，外地的媒体又被围追堵截。举个例子，去年《南方周末》恢复了异地监督，报道了山东广饶县要建史上最牛幼儿园的事情。这个幼儿园竟然占地150亩，跟学校差不多大，而真相是以幼儿园的项目报批，建华北最大的鞋城。

在经济领域里，05年媒体还是有一些空间的。《每周质量报告》慢慢转入食品安全，基本上把各个地方稍微有点名气的东西都做了调查，什么火腿肠、肉松、德州烧鸡等等。有一期节目披露金华火腿是用敌敌畏生产的，但这个报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就个案而言，这个节目做得很成功。有一个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位农民嘴里叼着香烟，烟灰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他一边踩着火腿一边对着镜头说“我刚从厕所出来”。据说一些观众看完之后，饭碗就放下了，家里有火腿的当时就扔了。这个事情引起了讨论，说节目破坏经济，每周毁掉一个中国名牌，说不定还毁掉一个国粹。05年，终于有一期停播了，当时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后来我给制片人打电话问，那期节目停播是因为技术故障吗？他说其实不是因为技术故障，那期节目准备播的是哈尔滨红肠。现在这个节目还存在，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节目――“消费者学校”，怎么炒菜。更丢人的是，去年三鹿事件暴光是9月11号，9月3号每周质量报告还做过一期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介绍三鹿如何遵守国家标准，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之一。其实三鹿事件，即使我们不知道三聚氰氨的名字，嗅觉灵敏的记者也有所察觉。这也是舆论监督的好处之一，媒体的监督不需要花纳税人一分钱，而政府监督肯定要考虑成本。

我刚才讲的个案，在某些程度上是压制舆论监督产生的恶果。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除了《中国青年报》、新华社能做异地监督，《财经》杂志也不受异地监督禁令。同时，时评继续崛起，讨论了很多重要的话题。时评作者越来越多元化，包括知识分子、法官、律师等等，但时评作者里面女性很少，就那么两三个人，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获得普林斯奖的女性很多。《南方都市报》的时评做得比较好，《南方周末》也不错。最近几年电视越来越落后，在评论方面是天生的弱者，中央二台的《马斌读报》主要是读言论，现在央视二套有一个《新闻观察》还不错。

但是也有人担心，调研报道受到压制，时评的繁荣是假繁荣，因为时评得依托报道，报道受到限制，时评能繁荣吗？我认为这种担忧没有必要，互联网提供了太多太多的消息，互联网成为新的消息来源，这是很明显的现状。即便调研报道受到限制，评论的繁荣还在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