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媒体啊媒体，你真能“一仆二主”吗？

【破土编者按】最近关于媒体的讨论引起了不少公知们的义愤填膺。但是，作为国内第一大贾的阿里巴巴却早已建立了一套“跟自己姓”的媒体帝国，却无人问津，甚至被赞为了“市场化媒体典范”。实在是诡异！媒体到底应该姓啥？著名传播学教授赵月枝老师为破土的小编们上了一课，土土们当然不会默默藏私货，好文章大家一起分享呀！

英国报刊史：新闻的本质与“经过算计的市场化”

《穷人卫报》的标语：Established contrary to “law”, to try the power of “might” against “right”.

1836年初，《穷人卫报》和《警察纪事》这两份非法激进报纸一天的销量就能超过《泰晤士报》一周的销量。于是，如何压制这些报刊成为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目标。英国议会通过辩论，认为应该放开英国媒体市场，让资本来控制媒体。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声音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消失，也就是说通过市场机制把工人报纸给压制住。当时另外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每日导报》诞生于1910年英国印刷工人的一场罢工运动，原是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到了1933年，它以200万份的每日销量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报纸。因此，伦敦的保守报纸把它视作竞争对手，发动了一场针对它的市场战争。虽然有巨大而忠诚的读者群体，这份报纸最终还是没法在英国的报业市场安身立命。

1964年，《每日导报》停刊，其业主改出《太阳报》。1970年，变成小报后的《太阳报》以其用整版篇幅刊登半裸美女照片的‘第三版’名声大震，迅速成了英国报业市场的宠儿。《太阳报》与《世界新闻报》成为默多克全球新闻霸业的两块重要基石。在为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八卦、美女和体育报道的同时，默多克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和麾下报纸的新闻报道，与撒切尔在摧毁英国工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铁板同盟，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急先锋。最著名的案例，一个是在1984到1985年，默多克所控制的媒体在撒切尔政府摧毁强大的英国矿业工会的斗争中持有坚定的反工会立场，另外一个是在1986至1987年，他对集团内部印刷工人工会给予了致命打击。在资本家控制的媒体里，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声音。默多克就是一个极端案例――作为一个普遍原则，商业媒体中的消费者不同于”人民“。

加拿大国家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叫《环球邮报》(Globle and Mail)，其在加拿大地位相当于美国的《纽约时报》。在加拿大的舆论场，与更右的《全国邮报》（National Post)相比，这份报纸还算偏“左”了。但一位曾在这份报纸就职的资深女记者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她有一次在报道政府的新税收政策时，用了穷人和富人这样的词汇，结果她的主编就告诉她，你用这些词，是想挑起阶级斗争啊？在演讲中，她就开玩笑说：“我怎么来描述这些有钱的人？难道说Financially unchallenged（经济上没有障碍）吗？！”

所以实际上在西方报业里面，真正圈内的人会告诉你，很多情况下他们自己对阶级意识是非常敏感的，也很清楚自己所在媒体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所以记者的自由是很受到阶级利益的影响的。除了这些主观的影响之外，还有广告逻辑在起作用，广告商不会去资助那些迎合下层民众的报纸，那样的报纸即使拥有再多读者，也赚不了大钱。

有一位研究英国报业史的学者说过一句非常好的话，广告成了事实上的报纸执照发放机构，“Advertising become a de facto licensing authority”。在商业化的媒体制度里面，广告商的利益能决定哪张报纸能够生存，哪张报纸不能生存。

从资产阶级新闻到列宁主义党报原则

新闻传播的阶级性意味着，仅仅废除报刊检查制度是不够的。为了维护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应当剥夺资本家的出版权 ，同时对广告实行垄断 ，彻底摧毁资本家利用报刊发财的基础。列宁认为，党报必须是脱离资本家赚钱的自由，阶级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尽管我们现在的媒体，已经在体制上成了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的媒体，在实践中往往成了压制工人声音的媒体。但是在历史上，共产党的媒体曾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运动的媒体”，它们以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姿态，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从事舆论斗争和舆论动员工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写道：“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当年的党报原则的合法性所在。如今，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一党报原则在体制上就变成了执政党对媒体进行垄断的历史和理论基础。但这并不应当掩盖在当时，这是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果这一事实。当然，也正是基于这一的历史实践，当时的党报肯定不会说媒体是中立的；相反，媒体在当时就是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立场的。这跟西方的新闻观念是不一样的，而且从新闻实践的角度，也不是所谓的中立报道，而是“我们是运动的一部分”。

从马克思开始，到后来尤其是列宁领导的工人或者说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通过社会运动来夺取政权这个过程中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抽象的新闻自由，报纸必须遵从这个党报原则。这个原则重要的前提是彻底摧毁资本家利用报刊发财，利用资本控制媒体的状况。资本控制的媒体表面客观，看似公正，看似记者有报道自由，但实际上是在阶级利益、也即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一框架下运转的。毛泽东说的很清楚，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新闻自由的原则是有阶级内涵的，他所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当然说这个话的前提是当时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刚取得胜利。他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对自己政权的人民性或者说革命性充满信心的语境下说的。

我相信在今天，虽然执政党也还在做媒体审查，但起码不敢像政权刚成立之初的那么理直气壮和理所当然。中国和西方的新闻制度的对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一个现象，或者说这边有自由那边没自由。因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制度，实际上是从社会运动中出来的。媒体当年是跟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阶级性。

中国的媒体制度是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是所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西方概念上的自由，是受到阶级性限制的。党的媒体就要为党说话，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党媒，这没错，但关键还在于一句前提性的东西：这个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一个除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的革命党。也正是在这一的框架里，中国的媒体从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它是没有商业化的，也就是说，那时中国的媒体是没有被当作资本牟利的工具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公有媒体不搞经济核算和经营，或者全部靠国家补贴。比如说某些刊物，例如《中国妇女》，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登广告和商业化，但是盈利的，因为它的发行量很大。这里的关键是，这些媒体不会去迎合市场，也不会被广告商的利益所影响，更不会被商业逻辑所左右。

但是到了1978年以后，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把商业化的逻辑引入了媒体。当时的想法可能是，第一我们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变化，要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引入广告就成为媒体转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是到了78年79年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危机使国家不愿意拿更多的钱来资助媒体，所以就要求媒体实现商业化，并且觉得商业化后通过广告得来的利润很可能就使媒体本身发展壮大。虽然我不认为共产党把媒体商业化的目的是像当年的英国议会辩论一样，目的是把左派或者工人阶级的声音压制下去，但是，政府出于财政紧张的原因也好，或者出于整个市场经济起来以后，必然要求媒体市场化这一考虑也好，媒体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客观后果，就是中国整个舆论场的右翼化。我写了两本关于中国传播的书，一本是1998年出版的，另外一本是2008年，十年之隔。从我追踪的媒体商业化与市场化的过程，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越是商业化，媒体越是精英化，越是为中产阶级说话，越成为广告商的话语平台。

比如说《北京青年报》是北京团市委的机关报，商业化以后，就开始在大街上、报摊上销售。由于一开始它是卖给所有大街上的人，立场还是比较迎合普通老百姓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就慢慢转变为以订阅为主，而订阅的用户则以中产阶级家庭为主。所以这个报纸的口味就越来越迎合所谓的中产和白领。《北京青年报》后来出现了三个副刊，一个叫《汽车时代》，一个叫《广厦时代》，一个叫《电脑时代》。《汽车时代》为什么会出来？不就是通过这么一个专刊来卖汽车广告吗？《广厦时代》是卖房子嘛，《电脑时代》是卖IT产品。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没有出一个《劳工时代》？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出一个《劳工时代》会给报纸带来盈利。

当代中国媒体中理解工人阶级传播的困境

随着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其口味越来越迎合社会上层。所出的专刊，所分的栏目，就越来越符合赚钱的目的，而不是按照社会的人群来划分。比如，在商业化过程中，很多省报都把自己的农村版变成了都市报。所以媒体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媒体的声音右翼化和把下层的工人农民边缘化的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商业化之前工人阶级的声音就有多么强大，但是商业化以后，媒体关于工人阶级，关于工人、工厂和工业的内容就减少了，这也是有研究证明了的。

当我研究媒体1999年关于中国加入WTO的报道时候，我分析了400多篇文章，根本没有发现工人阶级的声音，连《工人日报》都没有，农民的声音就更不用说了。以前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写新闻报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形式主义，但是即使是形式主义，新闻报道也要说一下工人农民是怎么看待某一事情的。等到1999年的时候，连这样的象征性的表达都没有了。总之，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人阶级声音消逝的过程。

湖南卫视也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它曾经有一个栏目是关于农村问题的，那个栏目拿过奖，但是当后来湖南卫视决定走娱乐路线的时候，这个节目马上就被边缘化了。1990年代开始，收视率在电视台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搞所谓的末位淘汰制度，什么节目收视率不高就会被淘汰。这个以收视率为中心的制度本身就很有问题。有意思的是最近几年两会的时候经常会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主管部门在指导思想方面也有纠偏的意识，但这会触动既得利益，改变起来不会容易。

有关媒体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人阶级声音边缘化的过程，在我和吴畅畅合写的一篇文章里，已有很多详细分析，这里再提几个案例。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例是媒体关于孙志刚事件和王斌余事件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