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读马克思论出版自由的感想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学习、研究、继承和反思。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就是重要的经典之一。

1842年，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以下如无特别注明，均引自该文）。这是至理名言。倒不是因为出版自由具有根本的性质，而是由于它是整个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种形式， 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

可见，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人就是个傻瓜，虽然长了一颗脑袋，由于看到和听到的都是虚假、歪曲和错误的信息，因而得到的判断和结论也是歪曲的，据以做出的行为选择也是错误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和条件反射，拒斥一切正确的信息。正像一架精美的机器，由于放进去待加工的原料是废料，制造出来的也必然是废品，时间长了，机器也会报废。

君不见，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期内，中国的报纸、电台和出版物，都报道着同一个信息：社会主义社会无比优越，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而美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拯救他们，我们也以救世主自居。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人们到国外一看，原来美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比中国发达，都比中国自由，都比中国人生活得更好。相比之下，中国大大地落后了，中国的制度安排也有问题，因而必须改弦更张，进行改革，另谋他途。

由于没有出版自由，我们的其他自由也都受到限制，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凭票、凭证供应，不能自由选购；个人不能把商品从这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去销售，否则就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只能生活在农村，不能自由进城，在这个城市工作，不能自由迁移到其他城市，更不能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很多人夫妻长期分居；个人不能收听境外广播，否则就是偷听敌台，也不能自由结社，否则就是反革命组织；以至到了文革，连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都不能踩、不能坐、不能画、不能颠倒过来，否则就是现行反革命；等等。我们社会和人民到底有什么自由，有多少自由，难道还不清楚吗？

马克思说，“ 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违法的，因而他们总是把违法当作自由，把自由当作非法，而把合法当作不自由。书报检查制度就这样扼杀着国家精神。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这真是一针见血。可见，在思想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一切都是颠倒的，政府不断地变换策略，自欺欺人，企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一个最好的例子是，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提出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各级官员也歌功颂德，慌报军情。由于新闻封锁，再加上“红色恐怖”，即使亲自挨饿、亲眼看见饿死人，也不能讲出实情，否则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今天，这一段历史仍然被尘封和掩盖着，谁要讲述和揭示这一历史真相，就被看作是历史虚无主义，而出版和言论自由继续被压制。因此，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扼杀国家精神，而且摧毁和泯灭人性，只有那些丧尽天良的人才会支持。

马克思还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说得多好啊！大自然的确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人类社会也是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借此，我们曾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企图再现历史的辉煌，但贯彻实施得如何呢？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学术理论，究竟有多少传世之作，有多少名家大师，有多少理论创造？说来让人羞愧，无颜见江东父老。

在中国，压制言论出版自由，实行思想专制主义，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妄议朝政是要革职和杀头的。然而，一些腐儒却要硬说中国古代是自由社会，甚至曲解历史文献，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孔夫子地下有知，不知该如何教训自己的不肖子孙。

到了近代，自由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中国也不得不随大流。中国赞同、加入和批准了联合国人权公约，公约把出版、言论、思想自由作为基本人权。中国宪法第35条也明文规定，出版、言论、结社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但是，实施得如何呢？我想人人清楚。

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无异于现代文字狱，1959年的庐山会议，也是妄议朝政的现代版。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哪些话能讲，哪些话不能讲，哪些文章能发表，哪些文章不能发表，哪些书能出版，哪些书不能出版，都是有管制，要审查，得批准的。至于个人办报、办刊、办电视，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开放。网络虽然是个虚拟的自由世界，但网络公司还得听网管的。叫你删除，就得立即屏蔽；你不删除，网管就给你删除。如果再不听话，就给你点颜色看看。这类事情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高手学会了翻墙，只是可怜了不会计算机的人，或者会计算机但不精通的人。

最近又有不准妄议中央一说，不知与妄议朝政有什么区别？据报载，有关官员用民主集中制来解释，这恐怕不大合情理。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不是思想原则，组织需要服从，思想则需要自由。决定了的事情要执行，也要继续议论，因为决定有可能错误。议论就是检验，就是监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定就错了，不仅不准公开议论，连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也不准议论，结果是造成了大饥荒和经济危机，饿死了那么多人。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决定了的事情就不能讨论、不能批评呢？至于接受不接受，采纳不采纳，这是决策者的自由和选择，给别人以言论自由，也就给自己以选择的自由。要知道，鸦雀无声并非好事，“完全一致”几乎从来就是骗人的。中国自诩信奉马克思主义，那就要遵循马克思的教导，认真实行出版自由。

[ 张曙光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2015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