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跋《〈开元杂报〉考》

姚福申同志近年来致力于古代新闻史的研究，先后写出了《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1］、《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2］等文章，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在古代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为数不多深感寂寞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这样一位同道，实在是空谷足音，弥足欣慰。我和福申同志无一面之雅，但是神交已久。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他所写的文章，论证绵密，言必有证，时有创获，不落前人窠臼，是很可钦佩的。《〈开元杂报〉考》是他的又一篇新作。如所周知，《开元杂报》是中国新闻史乃至于世界新闻史上都很有影响的一份古代报纸。很多中外新闻史专家都对它作过研究，看法大体是：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最古老的官报，出版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不一定是印刷品，等等。福申同志的这篇文章，不囿于成说，不迷信权威，经过细致的考订和分析，提出了以下的一些观点：（1）孙可之《读开元杂报》一文中提到的那一批“开元杂报”，主要记录的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44年）至开元十四年间的史事；（2）“开元杂报”可能是“开元杂记”之讹，它是印刷的，但并不是什么报纸，而只是一种大事记或编年史；（3）“开元杂报”的资料来源是“朝报”，后者才是中国最早的封建官报，它的问世不会晚于开元十三年。这些观点都十分新颖。它们的提出，将有助于弄清楚有关“开元杂报”的一些问题，促进古代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是很值得注意的。这种在学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也是非常可贵的。当然，由于是一种探索，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继续探索的阶段，福申同志这篇文章中的有些观点，论证得还不够充分，有些观点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推敲，还不能说就是最后的结论。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方汉奇自选集例如，关于“开元杂报”不是报纸的论述，就是这样。我觉得，仅仅根据“一共只有数十百条记事，前后时间竟相距一年多”这一点，还不足以否定“开元杂报”的报纸性质；也还不能就此得出“‘开元杂报’决没有《开元录》详细，所以它很可能是一部大事记，充其量是一种与《开元录》类似的编年史”的结论。因为根据孙可之在《读开元杂报》一文中的描述，所谓的“开元杂报”是一批“不立首末”的“数十幅书”，意即没头没尾不相衔接的几十张物事。既然“不立首末”，不相衔接，就不一定是保存得很完整的东西。因此，“前后时间……相距一年多”，就不是没有可能的。同样，根据这“数十幅书”只报道了“数十百条”动态消息，“没有《开元录》详细”，就断定它不是报纸，也稍嫌论据不足。孙可之在文章中提到的那部《开元录》，大约是“实录”或“时政记”之类的东西，是根据左右史和宰相们的记录整理编写出来的，成书的时间，通常晚于及时发布的官报。因为两者的内容大体相同，所以对照起来，“条条可复”。因为编写在后，能够补进一些官报不载的文书资料，所以在有些(不是“所有”)问题的叙述上有可能比官报“详细”。因此，是否比《开元录》详细，并不能成为判断“开元杂报”是否报纸的主要根据。实际上，孙可之后来在长安看到的那些逐日“条报朝廷事”的官报，所刊载的也不过是“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之类的消息，其详略程度与报道“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之类消息的“开元杂报”相侔。如果承认前者是当时的官报，就难以否定“开元杂报”的官报性质。关于“开元杂报”是“开元杂记”之讹，因此明显地不是报纸的说法，也是这样。福申同志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清代学者汪师韩的《孙文志疑序》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樵文惟《唐文粹》所载《后佛寺奏》、《读开元杂记》……十篇为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引用过这段话。其实这个根据并不一定靠得住。因为孙可之的那篇文章，《孙可之集》、《唐文粹》、《全唐文》、《日本诗书忘》等均作《读开元杂报》，而不是什么《读开元杂记》。光凭汪文中的那段话，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如果有错的话，那么错的很可能是汪文和征引汪文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不是别的书。这一点，前此已经有人指出过，说：“此‘记’当是‘报’字之误”［3］。可见“开元杂报”是“开元杂记”之讹的说法，是不能轻信的。关于“开元杂报”是否印刷问题的论证，也有类似的情况。对这个问题，福申同志的文章是持肯定态度的。其主要根据是明人陆琛在《河汾燕闲录》中的下面这段话：“雕板肇自隋代，唐刻留于后世者，仅开元年间之开元杂报，及唐僖宗十三年印刷之金刚经两种”。福申同志的文章还指出：“陆琛并非无名之辈”，他“是一位出入内府，见识渊博，对文物颇有些鉴别能力的人。这样一位史学专家，作了上述记载，尽管也有可能所看到的开元杂报印刷件未必真是唐刻，但轻易否定，总觉依据不足”。其实这一根据也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手头没有陆琛的原书，无从核对。但我总觉得陆琛的这段文字有点可疑。首先，陆琛这部书通常被征引的只是“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子之始也”这一段话。福申同志所引的前面那一段话，仅见于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其中的“唐僖宗十三年”，曾书作“唐僖宗三十年(公元868年)”［4］，历来研究印刷史的中外专著都从未引用过，它的准确性十分可疑。其次，《河汾燕闲录》这部书是陆琛担任山西提学佥事时的著作，是一部杂论史事得失和经典异同的随笔札记，并不是什么精心的学术专著，因此纰漏很多。即如前引的有关雕版印刷的那一段话，就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它的错讹。卡德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说：“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渭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5］。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一书中也说：“陆氏误字之语，则吾未敢附和也”。都认为把雕版开始的时间定在隋朝，是陆的一大失误。这一看法，已为近世的印刷史研究工作者所普遍接受。再次，这一段文字本身也有不少问题。一是“雕板肇自隋代”这句话不准确，理由见前。二是年代不对头。唐僖宗先后用过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等五个年号，其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乾符只有六年，因此不存在福申同志文章中引用的“唐僖宗十三年”，或曾书中引用的“唐僖宗三十年（公元868年)”这样的提法。如果按照曾书括号内的“公元868年”来换算的话，则它所指的那一年，应为唐懿宗咸通九年。这正是公认为世界最早的我国雕版印刷精品“王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那部《金刚经》雕印的年代。也许引文的作者所指的就是这个年代。三是陆琛绝对不可能知道有关这部唐时雕印的《金刚经》的事情。陆是16世纪前后的明朝人，而这部《金刚经》从11世纪起，就被藏入敦煌石窟，直到1900年即清朝末年才被人发现，1907年才被公之于众，他没有可能预知它的情况。因此，前引陆琛的那番话，是很可疑的。曾书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只笼统地标明引自“陆琛著《河汾燕闲录》”，并没有揭出详细的卷数和页码，根据前面说过的理由，我猜想这段话在陆书中根本不存在，它很可能出于误引，这是只要找出原书一查，就能查出来的。福申同志文章中的那段文字是否转引自曾书，我不清楚，如果是的话，那就上当了。福申同志的文章还认为，在《开元杂报》之上，另外还有一种类似宋代“推升朝报”和清代“宫门钞”之类的“封建官报”，这种“官报”专门对外发布“朝廷日出事宜”，孙可之《读开元杂报》一文所说的“日见条报朝廷事者”，指的就是这种报纸，它是开元杂报的“资料来源”。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值得新闻史工作者进一步研究。但是，姚文根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的两段话，把这种封建官报定名为“朝报”，认为它有别于“邸报”，说“将这类封建官报也归诸于‘邸报’，显然不妥”，“它的固有名称应是‘朝报’”，则又不免过于胶瑟了。因为，不论“朝报”或“邸报”，都只是封建社会时期一般人对封建官报(包括以报道官方消息为主的非官方报纸)的一种称谓，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不宜过于拘泥。就拿“朝报”这一名称来说，不仅唐宋人大量用过(这方面的材料是很多的，为节省篇幅计，就不一一征引了)，明清人也大量用过，都用来泛指封建官报或民间印卖的报纸。《牡丹亭》里就有杜太守看“朝报”的描述，姚公鹤的《上海闲话》里也有“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的说法，所指的就是明清两代的事情。把“朝报”或“邸报”这两种称呼强为区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同时也是缺乏足够根据的。唐朝的文献中还找不到“邸报”的字样，无从比较。在宋朝，这两种称呼是经常混淆的。因此，在“朝报”这一名称上过于拘泥，并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实际。由于文献失征，情况不明，中国古代新闻史中的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有待于继续探讨，还需要作细致的推敲。正因为这样，任何一个经过分析和论证提出来的新的观点，都是值得欢迎的。看法不同，没有关系。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不妨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才能够互相补充，互相切磋，共同提高。有些意见各执一词，一时统一不了，也没有关系，并存下来，让后人去择善而从就是了。学术问题利于争鸣，过早地下结论反而没有好处。以上是读《〈开元杂报〉考》一文后的一点看法和想法，质诸福申同志和新闻史学界同道诸公，不审以为然否。

（原载1985年9月《新闻学论集》第9辑)

【注释】

［1］载《新闻研究资料》，1981（4）。

［2］载《新闻大学》，1982（5）。

［3］曾虚白：《中国新闻史》，74页。

［4］同上书，76页。

［5］［美］卡德：《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他的西传》，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