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亚历山大：重思新闻业危机：文化的力量

新闻，是一种带有信念的职业，而不仅是一盘围着市场转的生意。根深蒂固的文化符码在报道和利润追逐间筑了一道“墙”，一道拒绝亵渎的文化区隔。

对身处公共领域的人来说，新闻是获取一手材料的唯一信息来源。新闻具有形塑社会生活与议题的强大力量。新媒体赋予公众代表自己的权力则源于受众相信，新闻是社会事实的真相，它能如实报道而不是从美学或道德角度加以建构。用这种方法定义新媒体，能为理解当下的“新闻业危机”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许多人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理解这场危机：报业危机是数字化转型造成的。由于数字化革命的挑战，西方许多新闻机构经历了动荡、裁员以及持续的深层重组。在我看来，技术和经济变革并非主要原因，关注点应放在新闻的文化价值(cultural commitments)上。新技术也可以被形塑，进一步维系新闻的文化价值，而非削弱它。

新近的技术变革及其诱发的经济动荡被赋予社会意义，文化框架将技术革新阐释成社会危机：它影响了行业、市场，甚至整个社会。这种文化解读不仅触发了对技术和经济变革的极端焦虑，更提供了一种控制后者的路径。但是，独立新闻的民主实践不仅不会被削弱，相反它可以在新的形式中得以维系。

一、脆弱的自主性

民主社会依赖大众传媒的独立解释功能。新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开辟了一条“讲真话”的渠道，赋予随机事件有意义的文化符码和叙事框架，从而制造一种中介距离(mediated distance)，让受众批判地参与社会议题。不过，这取决于新闻的专业独立性。重要的是，新闻记者拥有与国家、市场相抗衡的自主行业组织和自我规范。通过组织管理自身的工作流程、制作与发布新闻的标准，会唤起记者透明、独立、负责、平衡与准确等职业道德意识。

新闻职业道德与广义上的民主话语存在相似点：一套支撑独立公共领域的信念。在民主的诸多条件中，新闻是制度文化的一个关键要素。正如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常常受到来自市场、国家、道德、宗教组织等的倾轧，新闻自主性也常受到威胁，常因边界被僭越而令人忧心不已。可以说，新闻的独立从未得到有力保障，权力机构掌权者竭力阻止新闻独立性。①东西方民主社会常标榜这种专业性的维护是成功的，但记者仍然能感觉到独立性随时受到威胁。即便成功捍卫了职业道德，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记者们更感觉到新闻独立性不堪一击。

新闻业的发展总伴随着不断爆发的行业危机。不过，事实上它反而有助于新闻独立性在新技术中得以延续。新奥尔良的《时代花絮报》(Times Picayune)和其他大城市日报以及瑞典、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案例研究展示了稳定的文化结构和经济技术变革间如何碰撞融合，如何打造新的新闻平台。

即使欧洲和美国并没有共享美国式自由中立的新闻准则，但大西洋两岸的记者都怀抱了一种对报道和机构独立性的职业认同。数字化与经济因素对这些准则的挑战同样诱发了两地的新闻业危机，造成了组织结构的剧变与经济压力。许多人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脆弱的行业制度面临严峻考验。②但同时，批评性报道与数字化的结合推动了新的组织形式的发展――容许新技术维系新闻生产的民主文化氛围与机制。

我们需要理解报纸的经济危机，它并不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而是要依靠新组织的文化智性(culturally-informed)重建。思考在数字化条件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容许民主新闻的文化价值得以延续？在保障新闻公共性的同时，传统新闻记者正努力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相应地，网络新闻产品是否也要做相应调整呢？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与专业主义相对抗的“公民新闻”的理念？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新闻博客和专业新闻写作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与简化论不同，我认为：新闻具有独立的文化力量。这种理论纠偏可以促使许多经验研究对新闻业危机的诱因与后果分析更为透彻。如果那些经常被忽视的潜在机制能得到应有的关注，那么这一发展进程的分析也将更清晰明了。

二、化约主义的问题

尼古拉斯•勒曼曾谈到：“新闻业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很难真正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座谈讨论会和连篇累牍的博客文章，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提供多少可靠资料。”③十年来，大量研究者投身新闻业危机的议题中，许多经验性研究探讨新闻业危机的原因、现状、短期后果和长期影响。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缺少数据，而是缺乏可靠性。这些大相径庭的结论，缺乏普遍意义的研究使得我们无法了解这场新闻业危机的真正内涵。这些研究存在理论上的问题，经验分析依靠大量理论假设：社会如何运作、什么激发了社会行动、何种机制最为重要、它们如何以及为何反馈。理论而非方法论决定了如何正确开展社会学经验研究。在分析新闻业危机时，理论方向本身就有偏差，有时甚至是彻底错误的。只有找对理论，我们才能真正重新思考新闻业危机，对于新闻业危机的经验研究已然受到技术和经济决定论左右，只有质疑并纠正这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倾向，才能真正理解当前危机并继续前行。

很显然，互联网技术因造就了当代新闻业的危机而深陷漩涡之中，然而，新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简单从纯技术角度理解。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叙事，一种类似于“变革代理人”④(agent change)的激发信仰的文化结构。诞生伊始，它就被卷入乌托邦的社会叙事中：“机构去组织化、社会全球化、控制弥散化，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美国麻省理工教授尼葛洛庞帝二十多年前曾预言：“互联网正创造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带领人们进入更和平的世界……”⑤作为创造自由和谐的技术，互联网的出现对大众媒介产生了神奇深远的影响：把我们从反民主的专业精英文化的窒息中解放出来。纽约大学的新媒体教授克莱•舍基宣称：“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甩开传统媒体，直接闯入公众意识”。⑥《圣何塞信使报》辛迪加专栏作家兼Silicon.Valley.com博主丹•吉尔莫则宣称“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⑦

互联网作为技术救赎对新闻业的经济影响深远。“技术赋予我们一个传播工具箱，任何人用最少的成本就可以成为记者，当复制和传播的成本消失时会怎样呢？当用户可以自己完成新闻报道，与出版机构再也无关时又会怎么样？我们消除了公共表达障碍，突破了大众传媒的发展瓶颈。结果，媒介专业化技能被大规模业余化了”。⑧

报纸新闻被迫上网，网络文化的乌托邦期待也拒绝网络新闻收费。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立收费门槛的努力仍被污名化。“收费门槛并不会增加获利空间，相反，受众数量被压缩，局限到小部分还愿意付费的人。”⑨积极推崇新技术的报业大亨约翰•巴顿认为：“作为职业记者和经理人，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纪元，此刻我们所知道的和传统做法终于在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便是零。”⑩网络的属性并不意味着“信息免费”，但新闻业却要为此付出代价。报纸无法承担那些制作新闻的劳动力，不能依靠新闻市场化来弥补广告下降，出现了严峻的市场竞争。博客不花成本，却很好地将新闻商品化。毫无疑问，报纸的成本消耗开始远超利润，报纸的底线开始坍塌。

熊彼特信赖“经济结构从内部开始不断革新，不断破坏旧有结构，不断创造出一种新结构”。(11)这一过程最终会吞噬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础。面对愈来愈多的现代高效技术时，这种经济逻辑一成不变：秉承商业组织的其他盈利模式必须取代报纸，新闻业的经济基础终将破坏，只有这样信息的流通传播才能以一种更高效的方式进行。

正是这种化约论，让《新共和》杂志发表了名为“报刊亡殁”的文章，促使菲利普•迈耶断言“正在消逝的报纸”和亚力克斯•琼斯宣称“传统的新闻机构会转型成为小报”；马塞尔•伯洛尔斯马也预言新闻业“进入了一个渐衰且无法逆转的境地”。

三、新闻业作为一个神圣的职业

错误的理论预测的结果并未成真。新闻业并没被颠覆，反而开始回击。

新闻，是一种带有信念的职业，不仅是一盘围着市场转的生意。根深蒂固的文化符码在报道和利润追逐间建筑起了一座实在的“墙”，(12)一道拒绝亵渎的文化区隔。调查、写作和编辑制度使得新闻文化备受敬畏，在很早以前就发挥着类似宗教信仰的作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出版的《新闻记者守则》中写道：“明晰的思路、清晰的表述、准确性和公正性”是新闻业最核心的部分。当代新闻从业者将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期待》推为“圣经”，并将科瓦奇奉为新闻业的“主教”。他们断言“新闻的第一要务是告知真相”，因为“新闻首先要忠实公众”，而不是对权力负责。若记者是“权力的独立监督者”，那么他们“必须超然于报道内容，保持独立性，并实践他们的个人良知”。如果践行了这些职业道德，这本“新闻圣经”向读者保证：新闻会“提供一个论坛”，不仅吸纳“公开批评”，且包容“和解与协商”。(13)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有神圣都会被玷污，没有所谓的宗教热情，任何职业都没什么有荣誉或令人生畏和尊敬的东西。”事实上，这种预言问世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新闻继续发挥着令人尊敬的能量，它的职业道德具有崇高意义，专业准则落地生根，落实在日常实践中。当代学者利维斯记叙了新闻职业的“成功与失败的符号、迷思和叙事是如何根深蒂固的”。(14)它的职业文化不仅体现在平凡实践中，更有新闻英雄的传奇史诗，有不少人为了追求自主和公正、为了批判与监督恶人恶行不懈抗争，牺牲自我，甚至献出生命。

化约论仅将新闻产品描述为信息，如果新闻只是关于信息的产品，那么确实它也仅是一种技术，注定会被高速高效、具有良好用户体验的网络所取代。将新闻化约为信息会让人相信新闻会被取代的宿命论。但假设新闻是一份需要精巧技能的职业，它的产品必然超越机械记录与信息传送。

迈克尔•舒德森描述了一旦新闻与速记毫无差异，将如何变为一种“基本的翻译和解释”，对事件的意义梳理将转移到“不具备整理分析能力的公众”身上。(15)安东尼•史密斯将新闻报道描述为“建构现实的艺术，而非简单报道现实”。(16)唐纳德•马西森展示了1890～1930年间，新闻如何从“纯信息”转变为一种细微的、深度阐释的深奥叙事：“采访、总结、引述与编辑的文字记录让(新闻)宣称能反映现实，它所采用的方式更客观、因而也更权威。”

四、新闻业作为一个公民机构

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将新闻要素定义为“帮助那些具有自治能力的人适应越来越复杂世界的基本原则，并且有助于人们更自由自主地进行自我管理”。新闻不光是职业道德，更是公民道德。中立、洞察力、距离、自反性、理解当时当地社会叙事等特点都超越了某种具体的道德与专业技能，从而将新闻职业准则纳入到了更广阔意义的民主生活中，新闻遵循的神圣准则升华到公民道德的神圣殿堂。当记者在每个事件中找寻意义，将偶发事件转变为典型案例，他们采用了公民社会宏大的叙事话语。公平公正不仅是狭义的专业责任，更是公民社会的基本准则：要求利益各方都遵循游戏规则，在为自身诉求博弈时能设身处地为其他人着想。实践个人良知、在消息源中保持中立、在采访中让新闻源发声、提供中立的信息等等让协商变为可能。正如詹姆斯•斯里普所说：“新闻是一门公民艺术。”这种信仰促使民众批判世界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让理想可以重获支配地位。

詹姆斯•凯瑞曾将“公共性”描述为“新闻的神谕”……将新闻与民主神圣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