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新闻场与社团组织的权力冲突与对话

摘要：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除了最常见的政治、经济等视角外，在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社会体系中，尤其需要关注各种社会性组织的影响。因为，媒体对于新闻价值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可信度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报道。在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有特定语境的，往往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公共传播策略有效性相关。但结构性的变量仍然是显见的，比如媒体对半官方性质的NGO往往有较高的关注度，并且很少对这些组织提供的信息持质疑态度。

关键词：社团组织 NGO 报道议程 新闻场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人在争夺利益或者权利时都会尽可能在舆论场占据先机。而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又正依赖于信息传播的全面、准确与公正与否。一旦信息占有不全面、不准确，那么舆论的生成也会发生偏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社会，谁占有了媒体的主导权，谁就占有了话语权，谁也就拥有了合法性。这意味着，在当今这样一个传播依赖性的社会（communication dependent society），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媒体。

对于对新闻场域的分析，除了要分析的政治、经济、知识分子以及新闻场内部的权力之争外，我们还需要分析各种企业、利益集团（如各种娱乐机构、体育团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以及现代社会新生的各种NGO组织（如消费者运动、红十字会、宗教团体、妇女权益保护组织、青少年组织、环境保护运动、学生民主运动等环保组织、弱势群体保护组织等等）的媒体公关力量。

毫无疑问，每一个组织的活动的宣传，都需要设定一个议题，那么，各种社会团体是如何设定媒体策略，通过媒体建构一个社会议题，并将自己的“解读框架”呈现于媒体之中，从而赢得议题主动权？而媒体又是如何选择报道，是如何呈现各种社会活动的镜像呢？下文我们将通过两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

一、NGO及其媒体运作策略

NGO[1]是在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框架中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传统的通过政府体系统一实现公共事物管理的“统治”模式，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显出了种种无效和弊端，人们不断对“统治”下的社会秩序作出反思，探讨多元主体、社会自治的“治理”型秩序的呈现。NGO和公民社会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复兴，正是在治理秩序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体现了多元社会自治的治理观念。所以NGO不仅是为了承接政府办不了的事情，作政府的帮手、公益事业的补充、更多社会资源的筹集渠道等等，它是社会自治的独立主体，体现了新型的治理理念。NGO作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是多元化的、决策分散的、在公民的参与和表达中形成的社会自组织形式。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非政府组织已被列为与“企业―市场体系”和“政府―国家体系”并列的第三体系，即“非政府组织体系”。正如全球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权威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所说：“我们是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2]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NGO在中国有三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产生的GONGO（政府组织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它们是政府主办的或者由政府派出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非政府组织，例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些GONGO经常是有正式注册的组织，有着明确的行政等级，志愿者也主要依靠行政的动员方式来参与，带有鲜明的政府性质；但同时也为志愿者的参与提供了正式和合法的渠道。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的草根NGO，它们多由民间人士自下而上发起，直接从事公益服务或者组织社区行动。这些草根NGO缺少正式的组织，人员经常流动，但是却能相对自治，并且参与者有较强的志愿参精神。[3]第三种是国际性的NGO，世界上最重要的NGO最有中国开展活动。因为中国政府对社团甚至整个非营利部门，依然采取控制型而不是发展型的监管策略[4]，是以中国的社团并不发达，发展也很艰难。据悉，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

国内学者曾繁旭认为，不同类别的NGO往往有不同的媒体互动方式。以环境NGO为例：官方背景的环境NGO，比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通常缺欠与媒体互动的有效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化的媒体动员。草根环境NGO，如自然之友、绿家园和地球村，则得到媒体非常多的关注，在这几个草根环境组织中，要么创办人与媒体有着密切关联，要么组织会员中吸纳了一批对环境议题有强烈兴趣的记者，所以一旦它们发起相关议题，往往有大量的媒体跟进报道，这主要还是一种个人网络式（personal network）的媒体动员。

一项对志愿组织的调查显示，与政府机构联系紧密程度比较高，即“政府接近度（government procimity）”比较大的NGO组织，往往有更高的媒体交往能力。另外，“致力运动的（campaign-focused）”的组织（区别于那些主要同“人道/服务/建议”、“自助”以及“其他功能”有关的组织），被认为与各种媒体部门保有较多的交往，在硬新闻报道当中更有可能扮演“评论者”的角色。另外，拥有支薪雇员、最庞大的年度预算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运作的组织，更有可能制作正式的宣传材料，从业新闻管理、吸收外界营销知识以及追踪媒介产品。[5]

绿色和平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环保NGO之一。自1971年在美国反对阿拉斯加州的核实验基地以来，绿色和平组织以其激进、顽强、坚定而闻名于世。该媒体动员模式非常专业化。通常情况下，绿色和平会提前半年到一年进行项目设计，而这时媒体策略已经成为整个项目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怎样设计项目才能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在绿色和平一份完整的媒体策略计划书上，往往会列明目标受众、目标媒体、媒体框架方式、故事版本等多项内容。恰当的媒体策略运用，使得它在公民利益维护、利益集团博弈以及政策倡议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也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6]

2004年6月，绿色和平获知金光集团APP自2002年８月起与云南省政府签订了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备忘录，在文山、临沧、思茅三地圈地2750万亩用于种植桉树纯人工林，并且已经对原有树木进行砍伐的消息（根据绿色和平的资料整理），于是绿色和平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到云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查。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和媒体发布了标志着APP事件的开始。

在不同媒体的配合之间，绿色和平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方法：由一两个深度报道的媒体来充当“点”，让其介入早期的调查和采访。然后在“点”推出深度报道的同时，绿色和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更多的媒体发布新闻稿，这是由“点”到“面”的过程。“点”是重要的议题设定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议题的解读框架。在APP事件之中，“点”是《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和媒体发布《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调查报告》以及新闻稿《绿色和平正式向中国政府检举金光集团APP在云南圈地毁林》，之后第二天，就与《南方周末》记者前往云南调查，获取更多第一手的证据。到了12月1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整版报道《金光集团博弈云南，亚洲最大纸浆公司圈地始末》，同一天，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邀请几十家媒体到场，发布APP砍伐的最新证据，包括DVD《见证》、现场图片，以及新闻稿《APP拒绝六项承诺、绿色和平公布最新证据》。消息很快得到《北京青年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东方卫视等11家媒体的专题报道。很快形成了由“点”到“面”的过程。

曾繁旭从设定目标受众群（Target Audience）、设定目标媒体（Target Media）、设定议题的解读框架（Frame）、考虑不同媒体的故事版本、设定故事的链条（story line），考虑分为几个阶段（stages）来讲述整个故事（诸如什么是故事的主体、铺垫与高潮；如何保持媒体对于事件的关注）等五个不同的方面认真分析了在在APP事件之中，绿色和平媒体攻略计划。[7]对我们了解一个典型的案例，这对于我们掌握NGO组织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在美国，传媒与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媒体往往使用官方的消息源来源，对社会运动往往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8]但在权威国家中，情况并非如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认为，“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往往亲密，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在这些威权国家中，政府会设置一些新闻禁区，但除去这些禁区后，主流媒体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定比美国主流媒体狭窄。因为这些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媒体，一旦发生问题，这些问题就会被追究到国家头上”，另外，“由于中国目前还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观，所以媒体和公众舆论在社会议题发起时往往倾向于激进”。[9]在绿色和平组织揭露“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这一事件中，绿色和平组织正是利用是中国媒体的这种诉求，从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何况，他们扎实的调查，又为媒体提供大量的写作材料（在APP议题的过程之中，绿色和平的信息补贴包括了提供调查报告、DVD、现场图片、证据清单、法律文件、新闻通稿、采访人名单和新闻线索等等。在每一发布会上绿色和平都会向记者提供一个“媒体包”，提供以上的各种资料。记者也可以到绿色和平的网站上下载这些资料），这些有效的手段，更是一举赢得了媒体的青睐。

环保组织针对APP的追踪还在进行，据悉，2008年8月4 日至14 日，环保部对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10]上市核查情况进行网上公示，称“该公司基本符合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有关要求”。但8 月12 日，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色和平等6 家环保组织联名致函环保部，认为：“金东纸业及其关联企业近年有多起环境违法违规记录，请求环保部继续加强绿色信贷等相关政策，建议环保部谨慎处理并考虑暂缓批准金东纸业上市环保核查。”9月2 日，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之后，环保组织再次致函环保部，“请求环保部责令金东纸业核查范围内企业严肃整改并暂缓上市环保核查。”金光的反应也很迅速，除了新闻发布会之外，金光连续发布公开声明，对此事进行回应。金光发给媒体的最新一份公开声明称，APP（中国）邀请环保组织派遣代表前往金东纸业上市所包含的全部5 家已投产的企业做实地考察和调研。[11]

二、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

在上面的案例中，媒体与NGO组织是一个相当融洽的合作关系。但在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媒体对社团组织提供的信息和发起的运动会不闻不问（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件以及八国首脑会议等，有许多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被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砸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