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享受特权，没有责任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辛辣地嘲弄新闻记者享受“娼妓长期以来的特权―只管享受，不负责任”仍然在引起反响。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们认识到没有新闻媒体就活不下去。有时候可能觉得新闻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其实它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对任何事做出的反应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新闻媒体控制着电视，和无所不在的大众化的印刷业。学者和专业人士因为自己的专业可能暂时逃脱其魔爪，但是一旦他们迈出熟知的领域一步，就马上进入了大众化的思想洪流和其他任何人没有两样。

我们说新闻媒体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鲍德温的嘲笑包含深刻的思想―人类身上病态的东西：我们整天忙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知道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个不那么极端的观点和我们的常识一致：也就是，在受过教育的民主社会里，大量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新闻媒体是唯一能够给我们提供信息的行业。但是，就是这里，更大的事件如2004年的伊拉克战争已经让许多批评家断言新闻媒体已经失去往日的操守，堕落成为鼓励我们朝着正确路线思考的帮凶。等于在暗示新闻媒体已经堕落成为宣传机器。

因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其一，新闻媒体本身就是对文明的病态歪曲，其二，受人尊敬的、必要的信息提供者已经失去操守，新闻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对真相的模仿，一句话，成为病态的。完全区分两者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还是按顺序依次来讨论。

新闻是回答古老的罗马问题：有什么新东西？Quid novi?―What’s new?这个问题只有在另一个问题：什么是旧东西？的背景下才有意义。该问题的答案必须有一些所谓“事件“events”的东西组成，正如词源学（eventus）解释的，“事件”就是某些被看作早先情形的结果的东西。塑造事件是门艺术，需要将熟悉的事实和程式归类来突出其独特性。有些人总是技高一筹，但是一旦掌握这门艺术，多数人都可以做这些事。

说起来只是程度问题。圣经用几句话讲了些故事，小说家可以将某人的一天演绎成一个长篇小说。对故事做出反应是人生的一部分，和我们对程式，感官，分类，回忆等做出反应不同。人生无法摆脱流言，仪式，以及压倒一切的事件如战争，饥荒等，但是多数人尤其是文盲基本上只对直接影响他们的事情感兴趣。新闻媒体就是要培养我们对远方发生的事情的关心和注意。

这点和宗教有根本区别。宗教是关注仪式和讲道集中探讨我们永恒存在的信仰问题。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不信任新闻因为他觉得新闻让我们对短暂着迷，无疑他是对的。黑格尔（Hegel）说在他的时代，报纸取代了早晨的祈祷。也许作家帕斯卡（Pascal）是最早看出人类对日常事物的着迷转移了对自身存在现实的关注是病态的。如今的新闻媒体已经扩展了它的领域，当然涵盖了宗教事件，关心不同宗教的信仰问题，但是宗教新闻本身剥夺了它在信仰者心中的崇高地位，把宗教降低到和其他被报道的人类活动同等的水平。宗教教义是故事的原型，享有的地位高于平常的观点和新闻故事。

对这些原型以深思默想的方式做出反应（或不做出反应）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在新闻媒体主导我们思想的时候，对思考的渴望被对新奇事情的激情所稀释冲淡。我们刚看完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转而看关于时尚，体育，公共事物等。就像民主一样，新闻是狂热的平衡者。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闻发源于国王，商人，管理者的具体兴趣。国王需要知道其他国家的情形，他的大使给他发回报告，正如商人需要知道赚钱的机会和做生意的行情。而一个像罗马天主教（Papacy）这样的环球机构需要不断的信息流。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等都是伟大的编年史家。可以肯定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之父从一连串偶然性事件中创造了无韵体文学，但是这些作家的欲望恰恰超越了偶然性并发现了更宽泛的解释性的结构。

印刷业当然改变了一切，导致了权力从高贵的赞助人转向得到教育的城市居民。重大的政治性问题以书本，传单，大幅印刷品的形式辩论。外交官和商人的专利不久就推广到拥有更多的读者的新闻记者。

新闻媒体成为神秘时代[？]（arcana imperii）终结的开始。到了18世纪，可靠的物资流通确保出版商可以出版年度的，每月的，最终达到每周的，每天的期刊。这是保证新闻定期出现的首要条件。别的机制出现来帮助编辑填满版面---比如，纪念刊，在上面没有任何和作者或话题相关的东西只是时间的间隔而已。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潮流。现代西方世界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往往有强烈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重要的科学奇迹来自我们喜欢测量物体、发现与测量相关的规律的习性。在现代史早期，历史和事件报道的价值在于它们能提供教训或归纳出一个道德的或实用的智慧。事件的意义要在它的结果中去寻找。波士顿严肃艺术博物馆（The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有一幅意大利画家提埃波罗（Tiepolo）在（1745-1750）期间画的画名字是“时间揭示真相” （完全是海德格尔Heideggerian的语言）这个寓言很复杂。这幅画（在我看来）不是没有粗俗的地方，但是笼统地讲，它把握了讲求实惠的人如何明白智慧的。与此对照的肯定是宗教关于生活真理的揭示，但是人类社会是黑暗和邪恶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模糊的。

这里我们相信时间告诉人们依赖他人是不是正确。对偶然性的兴趣恰恰是因为偶然性和法律不同。跟从事件的发展轨迹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发现真相。这个观点可能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再过一段时间来就能知道更多的真相。

新闻就这样从我们文明的深层洪流中出现。它根源于希腊和罗马经验，到中世纪以降的了解世界真实事件的激情好像一直在成长。散文体文学和小说是它的发展部分，杜撰事件的全新领域开始出现。关于国王，贵族，圣徒的故事被扩展延伸至更笼统的话题并关注个别人的生活。在宗教关于生活的描述中，这样每天例行性的事件只是本质问题上面的泡沫。但是克尔凯郭尔看到，短暂开始主宰我们的兴趣。

持续扩散的新闻兴趣影响到我们对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认识。一个尼姑的思想肯定和一个家庭主妇的不同，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肯定和一个活动家的思想不同，但是新闻媒体提供的是模式化的兴趣。新闻影响我们思维的其中一个维度就是让我们的习性变得乏味无聊。

一个关注事件新奇性的人在打开报纸时对事件进行思考的程度肯定要低。变化的细节占满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思考。那些真正得到教育的人如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思考有关上帝，自然，文学的问题，在非常细微的东西中发现新的内涵。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新奇信息的提供就会感觉非常难受，因为现实大部分是重复的，新奇是琐碎的功能。总而言之，人们变得越来越浅薄。就在这时新型的意识在技术革新的幌子下粉墨登场，以致于我们能一天24小时看新闻，听评论。

新闻媒体本性是帝国主义的，它侵犯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抢来据为己有。考虑一下学界，学术中人全身心投入探索现实的某一个领域比如历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学术研究是艰苦的，需要集中精力来搞，需要往返多次验证其可靠性不断推动学术的进展。学术没有最后期限的紧迫感。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常常是呆板迂腐的，沉闷乏味的，当然对那些自以为是不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就精通的人不耐烦。几个世纪以来学者总是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蔑视讲究实惠的人。

学术界一直鄙视新闻媒体和大众化。剑桥大学英语导师利维斯（don F. R. Leavis）对星期日新闻评论厌恶至极。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从来没有争取完全胜任的教授职位因为（据说）为报纸写文章会降低自己的学术水平。

或许可以用另一个更尖锐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2004年早期，伯纳德•利温（Bernard Levin）去世。他是伦敦新闻界知名人物，既才华横溢又诙谐幽默。许多朋友记得他常常逗得满桌子的人哄堂大笑，但是没有哪个人能举出例子表现他的智慧。后来当时最知名的专栏作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ris）撰文说问题是新闻的深层内涵：新闻报道绝对依靠写作时的那个瞬间。好的新闻报道就是从瞬间的思想获得灵感，难怪后来在回忆就绝对抓不住当时的精彩了。确实，用批评性的眼光阅读新闻报道很难不发现里面大量的冗词赘句，废话连篇。

学者自我保护性的对大众化者的蔑视已经不见了，随着对新闻媒体蔑视的消失，新闻界人士开始到学界晃悠。学者现在成为大众传媒的知名人物并不觉得丢人现眼，更进一步扩展了新闻界的统治权。更糟糕的是，新闻界通过和文化流向的神秘结合开始进军教育界。

社会科学课程的老师长期感觉到学生阅读报纸成为他们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学校学术的衰落，老师无法再要求学生必须学会他的思想作为他们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老师被迫顺从学生的兴趣引诱他们参与大众化的进程。新闻帝国就这样藏在冲动的背后把学校值得考试的内容和新闻联系起来。大学的另一个类似现象是大量扩招引进许多才智不怎么高的学生。许多大学不再专注于教育必须的方法和训练，提供的课程是跨学科的，里面涉及大众感兴趣的几个领域如环境问题，用一点科学，一点历史，一点常识探讨它的问题。

新闻意识延伸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更宽广的领域。新闻记者成了抓住事情的要点的大师，要点成了世界的主宰。这个方式主导当今政治的现实或许帮助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立法这么频繁的修改，修正和替换。新闻媒体就这样挑战苏格拉底的名言：智慧就是明白自己的无知。新闻界中人都是万事通，并以此自豪，在知识竞赛节目中将这种观念合法化，而且对那些说不出美国内战发生在哪个世纪，或美国有多少个州的人不屑一顾。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认为新闻记者是娼妓，但是万事通怎么被认为对性欲的满足？答案是新闻界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被看作哲学和科学源头的“好奇”相联系。人们可能又问好奇难道是罪恶吗？答案是我们常常对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感到好奇。村子里长舌妇的流言蜚语是地球上最具好奇心的事，“门口停”的新闻记者和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记者就是这些长舌妇的继承人。

而且，好奇心是有知识的人对别人感兴趣的事做出的反应。从肤浅的角度看，我们很容易受到影响仅仅因为别人好奇就对某些事情感兴趣。

最明显的恶性循环的好奇心是病态的。柏拉图明白这点，他说思想是个冲突的场所而不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的和谐。在《理想国》(Republic)中，苏格拉底讲了阿格拉伊亚（Aglaion）的儿子利奥尼特斯（Leontius）的故事：“在北城墙外彼来坞港（Piraeus）回来的路上，他注意到刽子手站在旁边，地上一些罪犯的尸体。他想走过去看一看，同时他又感到恶心想走开。他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用手捂住眼睛，但想看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他瞪大眼睛跑向尸体喊道“来啦，该死的，美妙的情景尽情地看吧。”现在有些媒体照片非常引人注目，简直就是艺术，（比如体育上的）但是我们在通俗小报上看到的报道常常让我们感到恶心，腐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学会这种版本的肉欲满足―了解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正如帕斯卡所说“好奇心常常只是虚荣心，我们往往了解一些事情只是为了向别人炫耀。”

这是新闻媒体“殖民化”我们思想的另一个领域。不怎么合法的满足的可能性本身促使我们胃口大开。所有这些还带上伦理的色彩公众的知情权。现代社会不可能明确区分什么是我们好奇心关注的正当对象什么是慷慨地塞给我们的信息。对信息不加分辨的接受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信息丰富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我们被无休止地、应接不暇地归纳到具体的社会类别中---退休者，十多岁者，已婚者，单身者，异性恋者，同性恋者等，我们的身份朝四面八方散开，我们的思想被稀释。我们失去了属于真正自我的核心，和别人融合起来成了陌生的集体信息流的一部分。

直到20世纪人们并不怎么在意新闻媒体。有些记者我们现在承认写出了书或作品，有些只是为大众写报道。新闻记者只有相对小的专业地位。按照《头版头条》和别的小说的形象，20世纪的新闻记者是些精明的酒鬼戴着绿眼罩因为他们在庞大的办公室审阅稿件。这些人认为新闻报道因而反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