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伟：哲学解释学与新闻传播

作为当代西方的具有弥散性影响的文化哲学，哲学解释学的思想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新闻传播学以其资历浅薄，迄今尚未在学术界占据一定位置，它若能从包括解释学在内的众多“显学”中汲取思维资源，或许能够茁壮成长到较令人满意的程度。姑妄一试。

一、哲学解释学概述

解释学是关于理解与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或哲学。所谓对文本意义解释，其范围大致包括对文本作者、文本的结构和意义、读者接受文本等的理解与说明。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解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古典解释学。

2、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

3、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解释学。

4、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

5、哈贝马斯的批判的解释学。

6、利科的现象学的解释学等。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是当代解释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真理和方法》、《哲学解释学》为其最重要的著作。如果说正是海德格尔开始将解释学从方法论改造为本体论的话，伽达默尔便是本体论解释学的集大成者。

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并非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并不追求一般解释学所标榜的那种科学方法的客观性，相反，哲学解释学的中心在于关注人的存在和人与世界的最基本的状态，关注人类理解活动这一人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去发现一切理解模式中共同的东西。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哲学解释学的普遍性和解释的循环的本体性。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能力是人的一种基本限定，这种限定首先在言语和对话的共同性中得以实现，然而，理解不只是对语言的理解，而是通过语言对存在的理解。这就延续了海德格尔的解释的本体论路子。

理解并不是简单的事，从狄尔泰以降，面对“解释的循环”，哲人们充满了困惑。解释的循环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的现实有限存在与认识历史的关系。

（2）传统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3）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的关系。

上述三对矛盾关系是解释活动的基本关系，矛盾关系的双方是互相依赖的，对一方的把握必以对另一方的把握为前提，而同等的，对另一方的把握又必须以对这一方的把握为前提，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的关系使解释成为了一个“谜”。 狄尔泰就认为，在解释的循环框架中进行的理解，其本身总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完成。

海德格尔为打破解释的循环作出了很大的哲学努力，然而并无有效的结果。

伽达默尔虽然至终也未放弃“打破”的努力，但经过痛苦的反思，不得不承认“解释的循环”具有本体性意义，“事实上，要打破这个循环在我看来是一项无法实现的要求，我甚至可以说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违背意义本身。”[1]

2、强调人的理解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总是历史地存在着，因而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对象，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它。

理解的历史性包含三方面因素：

（1） 在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

（2） 理解对象的构成。

（3） 有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

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我们的偏见，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性去客观地理解。“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在……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2]没有偏见，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偏见构成了人的特殊视界。所谓视界包括从一个特殊的视点所能看到的一切。视界是人的前判断，是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理解者与他的理解对象都有各自的视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而去对这文本进行理解的人，具有他自己的视界，二者的视界是有各种差距的，这种由于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无法消除的。因此，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效果历史”。历史的真实就成了历史理解的真实。

3、强调人的理解的语言性。

本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伽达默尔更深地发现了语言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在他看来，解释学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在本质上说是语言的，一切文本形式的解释都是语言的解释。

人只有借助语言来理解存在，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语言不只是工具或表意符号系统，而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它揭示着我的世界。“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3]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而我们掌握语言的同时，我们也为语言所掌握。

伽达默尔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认为，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就如处在游戏之中，呈现出游戏般的没有主体的、自行呈现的、自行更新的结构。文本正象游戏一样生存于其呈现作用中，作为游戏的对话，其字词的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景。情景不同，意义则异。

二、解释与新闻的倾向性与真实性

新闻，作为“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信息”，始终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着的，比如口头文本、文字文本、音像文本、多媒体文本等。新闻文本，究其根本，是新闻传播者对世界对存在的一种描述。而一切描述的前提，无一例外地是对对象的理解。新闻传播者要描述新闻事实，他必须从理解新闻事实出发。

正如哲学解释学所指出的，首先因为解释的循环性，真正的纯粹的“客观性理解”是站不住脚的，在理论上是应该被反对的。另外，理解的历史性不仅体现在对历史对历史文本的理解方面，同样体现在对一切存在的理解上，当然也包括对新闻事实的理解上面。理解新闻事实与理解历史其实有太多的相通之处。历史因为理解的历史性因为偏见因为理解的视界差异而必然地是“效果历史”，新闻何尝不同样地因为理解的历史性因为偏见因为理解的视界差异而必然地是“效果新闻”，新闻的真实性也逻辑地最终成为“解释的新闻真实”。

当然，“解释的新闻真实”的提法，可能有悖于善于将主客体截然分离并认为客体绝对可知的传统唯物主义的习惯，但绕开可能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议的世界本体论认识论的讨论，哲学解释学的原理包括上述“解释的新闻真实”的推论却从另一角度为传统的“新闻的倾向性”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证明方式。

除了刚才所说的理解的本体性的非客观性为“新闻的倾向性”铺垫了背景之外，长期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仅仅作为工具的语言，因为在解释学的视野中升格而具有本体论意义，使得审视“新闻的倾向性”的人们又有了一个更高的视点：只有语言才能本真表达人与世界的内在关系，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语言给予人一种对于世界特有的态度或世界观。语言是“我”与世界的交接点。语言把“我”与世界连在一起，不可分割，不可离弃。语言揭示世界，语言与世界不可分离，理解的界限也就是语言的界限。语言把新闻传播者与世界包括与新闻事实连接起来，什么样的语言下，就有什么样的新闻事实。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新闻目击者与新闻事实经历者视界不一样所持语言不一样，相同的语词其语用并不一样，设若新闻事实是一个自足的“文本”，因为语言的游戏性不确定性原则，要将它翻译成一个不离原意的“新闻文本”的想法也永远只是一个天真的梦。更何况就算可能存在一种客观的新闻文本，受众接受文本的主体性主观性也就是倾向性也会最终摧毁“客观性”的所有希望。

与新闻传播的倾向性的观点相对，在新闻传播史上存在着客观报道的思想甚至还发展为极端的客观主义。出于拉拢读者的需要，从廉价报纸时期开始，就有人纷纷竖起不党不私、不偏不倚的客观报道的旗帜。在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与报业新闻采集专业化、社会化、各报在经济上、报道上平等竞争以后，客观报道的法则广泛存在与发展了。然而，在长期的标榜客观报道的新闻历程中，很醒目地层出不穷地涌现了无数让人泄气的虚假或偏颇的例子。“当人们开始看到事实的调查结果可以是有偏见的，连记忆和梦幻都是有选择性的，甚至理性本身都是利益、意见或成见的看法，这……导致了客观性理想的兴起”。[4]客观性，在深谙新闻传播之真谛的人们那里，仅仅作为一种高不可及而又必须朝此奋进的“理想”，远远地悬在新闻传播者的前面，成为带着神圣光环的道德尺度评判着业者的良知，并被批判者在需要获取大众支持的时候当作有力的武器。

三、解释学与解释性报道

解释性报道是在对客观报道理论的扬弃中产生出来的。解释性报道是以事实解释事实的报道，它不仅局限于对新闻事件的基本要素的交代，更侧重于揭示新闻事件的实质真相、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趋势意义等。

解释性报道是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首倡的，此前的媒体偏重于对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做纯客观的动态报道，并不鼓励记者去挖掘事件的成因以及对事态发展方向提供背景性解释和分析。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面对突然爆发的战争深感震惊和茫然，新闻界从此吸取教训，认识到主观性不可避免，于是寄希望于将主观性的危害转化为公众的积极参与，从单纯事实报道转向揭示新闻的意义及事实间的联系，解释性报道逐步发展起来。到今天它已成为新闻实践中的一种基本意识和基本方法，在中国则名为“深度报道”。

解释性报道并不否定客观报道的原则，而是继续坚持客观性理想，力图将新闻事实置于一种系统的、有深度和广度的背景中立体地表进行展示，寄希望于一种“更加的客观”、“更本质的客观”。然而，其实际效果却是为报道的主观性打开了一扇大门，因为在有目共睹的直观事实之外的“解释”，究其实，是人言言殊的，解释学已经有力地证明，一切解释说到底不外乎是一种非客观的事件。

解释的非客观性虽然为解释性报道的主观性打开了合理性的大门，然而对主观性的滥用和无度的强调，必然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在传播的第一线的从业者可能较容易感受到解释性报道的威力，但我们必须明白：解释性报道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的。用之不慎，事实会因之被扭曲，受众会因之对媒体失去信任。

解释的循环深刻地揭示着解释性报道的局限。解释学的解释与解释性报道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对意义的理解，只是解释学更侧重于对文本的理解，解释性报道侧重于对新闻事实的理解。理解的非客观性剔除了任何一种解释的绝对“正确性”，及其在“真理”层次上的优先权，一种解释它之被较多的人接受，也只能说明这种解释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

“我们处在历史的变化之中，不知目前发生写什么，只是事后才把握发生了些什么，这就是历史永远要被一个新的现在重写的缘故。”[5]应当说，伽达默尔的这段话的原意与解释性报道毫无关系，但引用在此，却可以恰当地说明解释性报道的局限的根本所在。解释性报道，包含历史背景的解释，但落脚点却是对新闻事实的“现在”的解释。“现在”，除了需要用“过去”来解释以外，它更需要用一个“未来”来解释 ，而对于需要当下解释的解释性报道来说，它却必然地因为“未来”的缺席而显得先天不足，一切这样的解释按道理来说，都应该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准备“改写”的，而不是象某些解释性报道那样带着极强的独断色彩。或许，一种多元的解释一套平衡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真理”。还有一种明智的做法就是，不是必须要解释的话，尽量别作那种说出来就肯定有“漏洞”的解释。

世界哲学史充满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纠缠的困境，新闻传播活动也在所难免，但我们最终只能作这样的选择：在理论上或许可以坚持二十世纪的哲学基础――（对一切独断论的）怀疑主义[6]，但在实践中，对相对性的客观性的追求却是唯一的方向，当然也包括对“解释的客观”的追求。本文的重心不在这里，故点到即止，不赘。

四、解释学与新闻采访

如前所述，解释学强调解释、理解的普遍性。人们的说、写、交往，甚至潜意识活动和内心独白，都可以说是理解的过程。新闻传播活动中也充满了理解，其中最基本的理解过程便是新闻采访。记者对新闻事件的采访，就是寻求对新闻事件的理解与解释。解释学的一些观点也为我们的采访方法提供了启示。

解释学认为，理解就是一个对话事件，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敞开，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对话具有一种问答逻辑形式。只有破除了那种生硬的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代之以我与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我们才能倾听“他”向我们说的话。文本好象不断地向理解者提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为了理解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文本业已回答的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