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波：中西新闻比较与认知中国新闻业的文化心态

【内容提要】 从19世纪起步的中西新闻比较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中西报人、学者、传媒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建构了中西新闻比较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心态，指向西方化与去西方化的思维方式。尽管中西新闻比较充满矛盾与困难，但它依然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思想动力。

【关 键 词】中西新闻比较/西方化/去西方化/文化心态

从19世纪开始，面对大清帝国紧闭的国门，西方的书籍、报刊从门缝里挤入中国，作为现代性元素的西方新闻业冲击着古老的交流体系与观念。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应对冲击的过程中建构着中国式现代新闻传播体系，这一体系既改造着传统的文化图式，又被传统的文化图式所制约；既为西方新闻业的现代标准所衡量，又试图突破西方的媒介垄断，让中国传播力量融入世界传播体系。这样一来，至少有两种目光加诸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即西方化与去西方化。这两种目光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心态，从而构成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传教士与中西新闻比较：面向新闻业的“异类”

从历史角度看，新闻业成型于17世纪的欧洲，逐步发展出具有现代特色的制度化、职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闻传播运作体系。这种运作体系独立于19世纪，其特征率先被英美新闻界界定，在1833年出版的《威斯敏斯特述评》上首次出现了“journalism”一词，形成一种“盎格鲁―美利坚”式的发明。虽然19世纪的中国早已不屑于接受外来的东西，但是那些早期来华办报的传教士与中国京报的相遇，还是开启了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

翻开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可以读到有不少评价京报的文字，包括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京报分析》(1838年8月)、亚禄克的《京报》(1873年2月)和梅尔斯的《京报》(1874年7月)等。他们站在英美还未成型的新闻理念上，品评着作为“邸报”翻版的民间出版物，一致的看法是：从新闻来说，京报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该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1]这显然是以办给又穷又忙的人看的便士报为参照得出的结论。虽然便士报在英国只是崭露头角，但它面向平民的风格深受传教士青睐，英美式新闻的导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奇妙的因缘。

任何开端都兼具偶然性与必然性。1807年，热心中西文化交流的马礼逊第一次到澳门传教便遭遇大清帝国的封锁，当时清政府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公开布道和印刷宗教书籍。他不得不改变策略，以办学和办报的方式传教，这无意中产生了1815年中国近代第一种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但是，基督教的本土适应又必然使西方传教士进入跨文化语境，“习华文，学华语”，注意以四书五经的格言装点他们的刊物，比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封面就写着“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或模仿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新闻报道，如有些新闻的结尾处往往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今未知如何，下月细传”，甚至在写到海军交战时，也要写上“大战几个回合”，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交战描写用到了近代战争上来，以此增强传播的亲和力。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审视中国的出版环境，并与之建立某种关系，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所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就注意转录京报上有关中国政事的消息，充分照顾中国读者的需要。这样一来，他们在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同时，也致力于研究民间出版的京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1832年创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就刊登了许多评价京报的文章，要么采取比附的方式去认识京报，认为京报在民间的出版只是一种默许，有悖于法律，就像在英格兰出版国会演讲一样；要么参照现代化理念予以批评，如京报充斥着委任、提拔、弹劾、调离、奖惩、发配、流放等公告，而这些事件对于不了解中国朝政的外国人而言，是不能激起他们兴趣的；京报“一提到皇上，就会用格言般的经典话语，庄重地抒发感恩涕零、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用最古老、难懂的词汇来形容和描述他，把他奉为圣人、上天抑或老天爷。”[2]到1838年，传教士们基本上摸清了京报的核心主题，即政府部门与地方行政长官、军队和政治、法律事务、财政与公共工程、领土与政治事务、附属及其他各方事务。其中，在分析官员调职与任命的报道时这样议论道：“如果只是单独地把这些报道挑出来分析，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烦死读者。但如果将它们放置于整个大环境加以考虑，它们可能是京报里最有价值的部分。”[3]

晚清的文化环境显然不利于办报，传教士走进了被异质文化包围着的拓荒地，这些为宗教使命感所驱使的异乡客不会仅仅安于做文化适应的事情，而是要进一步清除障碍，标示主张，在旅途中对话。这使得传教士一方面移用西方的平民化办报风格，把刊物办给“又穷又忙”的人看，大量报道世俗新闻，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写作，冲淡京报的气息；另一方面导入西方的新闻观念，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的《新闻纸略论》(1834年)开始，就持续地介绍西方报纸情况和新闻自由观念，以及西方的报纸功能观念(如广见闻、通上下、寓教育)、报道观念、报业管理观念等。他们总是从某种使命出发，试图创建一个活生生的、富有气息的见证真理的拓荒地，报纸无疑也被变成了拓荒的工具，为此，他们要面向大众，回应世俗社会给见证真理设置的各种观念障碍，基于这一点，他们常常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所牵引，也努力使中国人与传统观念剥离。

二、晚清中国报人的中西新闻比较：基于重建言论权威的需要

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最终引起中国人的重视，1839年，林则徐推行手抄译报《澳门新闻纸》，专门翻译外文报纸以掌握“夷情”，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提出“夷情备采”。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还是不知报纸为何物，甚至以“搬弄是非”来轻薄主笔、访员。真正开始亲近西方报业的是王韬，他与西方传教士麦都思、理雅各等人交游，习得报业经验，又在1867-1870年亲睹英国报业盛况，惊羡之余，屡次通过信函介绍自己的别样体验。如“与周甫征君”书中云：“西国月报，备载近事，诚为译出，可以知泰西各邦国势之盛衰，民情之向背，习俗之善恶，其虚实了如指掌”。在《上丁中丞书》中又云：“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传递也。国政军情，洪纤毕载，苟得而偏览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待到1874年发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时，王韬对西方报人与报业已达到惊羡不已的地步：[4]

……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请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反观渐行于中国的日报，弊病良多。秉笔之人，“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有的还会“挟私诘人，自快其忿”，“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等情境，有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味道。其实，这是王韬着意以理想化的西方报业来照亮中国日报的弊端。如果参照一下郭士立所撰《新闻纸略论》的材料，就会看到西方报业的一种历史进程，即“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省略了这个历史过程，那个被他理想化了的西方报业，只不过是其广见闻求通变的报刊功能主义的某种投射，那里面所蕴涵的是中国文人“平天下”、“教化天下”的理想，以及在逐步偏离读书人求取功名的传统道路、走向现代转型之后，重建言论权威的诉求，这无疑偏离了对西方报业的内在理解。与此相对照的是，19世纪末，日本人松本君平同样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也有欧美经历，在观察欧美新闻业的过程中也夹杂着对日本新闻业的检讨，[5]但他侧重于向欧美报社学习“社中经营之道”，“调查其编辑情形，印刷发行之利弊，及社内组织”，以此形成189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关于“欧美新闻事业”的文章，以及1899年出版的《新闻学》。很明显，王韬面向自己的中国式理想，并任由这理想“过滤”着西方报业的面目，而松本君平则直面西方报业，并试图以西方报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自王韬时代始，中西文化的本末之辨、体用之辨已渐次流行，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新闻比较的思潮，比如《申报》的《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年7月13日)、《英国新闻纸之盛》(1873年2月18日)、《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1873年7月18日)、《论各国新报之设》(1873年7月20日)、《论新闻日报馆事》(1874年3月12日)、《上海日报之事》(1874年5月12日)、《论字林新报言中国必能盛行新报事》(1875年8月25日)；《循环日报》的《西国日报之盛》(1874年2月)；《万国公报》的《英美新闻纸异同》(1891年7月)、《英京月报馆例》(1892年7月)；《东方杂志》早期除设“各国报界汇志”栏目外，还发表了《日本敕定公布新闻纸律例》(1904年7月)、《美报特色》(1907年9月)、《土耳其立宪与报纸之关系》(1909年4月)等。这些议论讨论报业的差异，偏向于调和之论而不顾时代的可比性，也失去了对传统的反思。《邸报别于新报论》最典型地诠释了这一特点：

彼西洋各国之新报亦系传述各国国家之事，上至朝廷，下及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中。国之邸报各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闻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世之阅邸报新报者，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

1896年，梁启超为《强学报》创刊撰写《开设报馆议》一文，他一边面向“去塞求通”的政治理想，一边又试图复活中国传统，以古代的采诗之法、邸报之法[6]比附“新报之纪事”，甚至提出“盖诗者，即今之新报”的观点。这种以中国传统诠释西方现代事物的做法，也许可看作是导入西方报业的一种策略，但这种做法无疑妨碍了对那个异质的西方报业的理解。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似乎从日本人那里理解了面向西方的方法。在为《清议报》第100期所写的纪念文章里，他受到松本君平的启发，把西方新学新艺的勃兴归因于作为文明之母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从而接通到现代西方精神上去理解西方报业：[7]

欧美各国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近日俄皇何以开弭兵会乎？吐尔斯吐主笔之报馆为之也。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

不过，这种面向西方的方法是精英主义的，依然没有偏离中国文人重建言论权威的路径，从而遮蔽了对于西方报业的认知。

三、民国时期的中西新闻比较：转向新闻业的时代性与专业性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虽然远未成功，但中国的报业环境已悄然改变，言论出版自由从理想转变为一种实践，报纸的角色也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