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易正林:信息机会主义：山西黑砖窑的隐身衣

山西黑砖窑事件成为今年6月以来最热的新闻，在一个“以法治国”的国家里,居然发现数以千计的形同奴隶的人群，令人震惊。《新民周刊》发表的记者杨键的文章《“黑窑奴工”十年之痛》指出，他在十年前就采访和揭露过黑砖窑；除此之外，其他媒体也有过相关的报道，如央视新闻频道《社会记录》2005年7月20日播出的“寻人启事”主角陈忠明，就是因举报黑砖窑而失踪的。但对于这些零碎的报道，当地政府几乎不闻不问，而媒体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直到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5月份三赴山西，才逐渐揭开了黑幕。

是什么原因让这样的悲剧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持续发生呢？

地方的信息机会主义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王兵兵的黑砖窑，存在了4年之久。《山西晚报》引述了洪洞县当地人的话：“王兵兵的黑砖场开在退耕还林地带和风景名胜区，广胜寺镇土地所、工商所、派出所、林业站、环保站都负有监管责任。”而事实上，王兵兵的砖窑距镇政府仅两公里，当地的矿管所和环保局等单位多次征收过罚款，但只是罚完款了事。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洪洞县的政府部门奉行的是信息机会主义的策略。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 iv er E.Will iamson）1985年给机会主义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自我利益的狡诈追寻行为”。由此，信息机会主义可以称作是为了自我利益而进行的信息筛选与加工行为。当然，这里的“机会主义”来自于经济学，对人做了“经济人”的预设，认为他们都是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

关于政府部门中信息机会主义的分析，著名汉学家孔飞力（AldenKuhn）在《叫魂》一书中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实例。公元1768年，也就是清乾隆三十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一场巫术恐慌，盛传有妖人可以通过发辫和衣物甚至姓名盗取灵魂为自己所用，而灵魂被盗者则会死亡。传说最早在最富庶的江南出现，并沿着长江和运河往北和西面扩散。经过将近一年的折腾，最后发现没有真正的妖人，也没有真正的罪案，只有屈打成招和造谣诬赖、庸人自扰而已。

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容易采取信息机会主义的策略，尽量报喜不报忧。作为皇帝的乾隆则假设地方官员有轻描淡写身边的问题以避免承担责任的趋势，由此加紧追查；感受到压力的地方官员则采用了另一种类型的信息机会主义―――尽量夸大自己的整治力度，因此对囚徒施加酷刑，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闹剧。

在山西黑砖窑案例中，地方政府通过信息机会主义的做法尽量瞒报自己辖区内的问题，一方面，砖窑带来的数字增长可以当作政绩，而另一方面，通过罚款等手段可以带来更多的额外收入，同时还避免了彻底查处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当然也就“闷声大发财”了。

当地居民同样采取了信息机会主义的策略，不举报其实也是一种自利行为。毕竟，砖窑的农民工没有本地人，而举报成本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举报信息会最终落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否可以保密。事实上因为举报人身份泄露而遭到报复的不在少数。

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瞒报行为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事实上，任何处于相同境况的个体都有可能采取和他们同样的态度。

毕竟，信息机会主义的策略对他们是最有利的。

早期进行采访的河南记者付振中感受到，“我们的采访，最大的阻力是山西当地一些部门不配合，他们对这个事件缺少应有的爱心，表现得十分消极，有的还千方百计阻挠家长营救其他孩子。”其实这不是爱心问题，而是他们希望继续信息机会主义的策略。不少地方政府对信访公民进行收买、欺骗或者打击迫害的目的，同样是维持信息机会主义策略的实施。

问题在于，哪些因素会导致信息机会主义的产生呢？

媒体失语，决策信息单一

在孔飞力看来，信息机会主义是“任何一个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向上封锁消息是州县官逃避责任的典型做法”。也就是说，只要上一级政府部门的决策信息主要来自下级的汇报，就会形成信息传输渠道的单一和单向，信息机会主义的产生也就难以避免了。

理论上，媒体在现代国家中的作用就是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监督（即“监测社会环境”），呈现信息的多元。在法治国家，政府决策信息的来源比较多样化，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媒体在监督政府行为方面较为到位，所以才有“第四权力”的说法。

英国学者吉伯（W.Gi lbert）与约翰逊（W.Johnson）曾提出过“信源－记者”关系模式，在记者和信源的角色对比中，一种是分离的类型，也就是说记者和信源之间是有距离的，对于新闻的采用各有各的参照系。信源表达自己希望传播的内容，而记者也寻求自己需要的新闻，二者之间相对独立，这是自由主义报刊推崇的方式。相对应的是同化型，体现为记者被信源所同化，充当信源的宣传工具，而产生同化的力量有商业势力、政府权力等内容。如果参照这个类型对比一下，我国媒体记者在更多的时候似乎属于同化型或者是折中的重叠合作状态。

我国媒体也存在监督，但几乎所有大型媒体都由特定政府部门主管，条块分割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依旧是重大的障碍，异地监督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下的畸形产物。黑砖窑事件也是如此，最早揭露的是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而不是山西的记者。

从5月9日接到一个普通的求助寻子电话开始，付振中三赴山西，走了近百个窑场，编发报道21期。而在5月19日播出《罪恶的黑人之路》节目后的第二天，电视台大门就被数百名寻子家长围住，寻求记者的帮助以找寻自己的孩子。

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此后被转载到天涯论坛，被全国媒体广泛报道，并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为中央知悉。

从这个时期开始，信息机会主义的平衡被打破了，也就是说，由于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途径，原有的信息机会主义很难维持下去，山西当地的媒体、其他地区的媒体也纷纷开始了积极的报道和跟踪。同时，当地的居民也开始为记者踊跃提供采访线索和其他便利。

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9年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一项重要规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新闻自由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尽管他强调的更多的是民主的价值，但从他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媒体对社会最底层的需求（尤其是生存的需求）是敏感的，由此产生的报道将会形成压力，从而通过其他中介手段促使社会资源的重新分布，以达到对公民最起码需求（生存需求）的满足。可以说，越是接触到民众最底层的需求，越容易引起媒体的敏感和关注。

而反观山西黑砖窑事件，其中涉及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还涉及儿童的保护，尽管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都提到舆论监督，但由于地方的信息机会主义以及其媒体条块分割的管理属性，导致当地媒体为当地政府的信息机会主义所同化，集体失语。

信息机会主义的反制要素

既然山西黑砖窑能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当地社会和媒体的信息机会主义，而信息机会主义的根源又是决策信息来源的单一；那么，对应的制约信息机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可以考虑以下一些：首先，媒体需要进一步拥有相对独立的报道权利，以及更大的报道空间我国媒体的舆论监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党政监督在媒体上的延续。所以，当黑砖窑事件得到中央重视后，立刻就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报道大战，而在6月22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工作组在太原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了“黑砖窑”事件的初步调查处理情况后，各种报道也迅速地偃旗息鼓，而此时离问题的解决还尚远。也就是说，媒体也在奉行变相的信息机会主义，山西当地媒体向政府展示当地政府的整治力度，而其他媒体也在配合政府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紧跟”之意。

6月24日，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而原来草案的相关内容如下：“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一个媒体相对独立的环境下，提供当前环境的实况并进行传播是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也是媒体能够具备信息获取权利（采访权、报道权等）的一项理由，而其中对政府和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监督更是重要。由于新闻事件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同时加上解读视角以及所站立场等方面的影响，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完全准确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删掉“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给了媒体更大的空间，应该是政府在媒体报道的政策保障方面的重要步骤。

由于对突发事件，甚至包括其他新闻的报道不可能达到完全准确。西方国家的媒体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对象奉行的是“有错推定”，但这种有错推定不是法律判决，仅仅是一种怀疑。而被怀疑对象要反告媒体“诽谤”时，需要举证说明媒体报道有差错。多数情况下，传媒的报道如果存在差错，当然要给予更正，但传媒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公务人员有接受监督的义务。这样，就给了媒体足够的监督空间和活动自由。

其次，发挥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目前发生的很多突发事件都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数字GDP，无视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引起的。一旦网络可以突破当地政府的信息机会主义策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制因素。此外，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看来，历史上对于弱势群体保护，相关的行动大部分也不是由他们本身推行，而是由上层人士主动推进的。所以，当社会底层人士的一些需求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满足时，他们可以通过诉诸媒体来吸引关注这一议题的上层人士，以便形成更大的压力。而目前我国传统媒体与政府关系比较紧密，在与地方政府意向不一致的情况下，通过传统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几乎不可能，而网络媒体则具备良好的可获得性优势。

在我国，媒体与政治有更紧密的关系。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传统媒体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毕竟，传媒现在也还承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某种程度上具有权威性，不少读者会把报纸的一些文章当作政府文件看待。正因为这一特征，传统媒体在很多场合充当了党政监督在媒体领域的延续，和党政决策紧密相关。

和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从一开始就带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许多问题在网络上提出之后，最终起支配性作用的却似乎还是传统媒体，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网络媒体在新闻采写方面的天生缺陷。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大河论坛和天涯论坛的帖子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但此后关于事件的跟踪和调查都来自于传统媒体。但这种初步的议题设置的功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效果。

传统媒体作为党政监督延续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对于一些社会重要议题的关注和报道具有滞后性，因为他们的报道与政府的决策紧密相关。而网络媒体则反应迅速，能够对各种事件进行及时的关注。而且，更容易形成“民间舆论场”，或者说“人民的舆论”，而不仅仅是和政府决策相关的宣传式的“舆论”。事实上，不少传统媒体就曾经引导过著名政治学家乔•萨托利所说的“人民中的舆论”，这种舆论其实是有组织的意见，尽管已经为公众所接受，似乎主体也是公众，但是在宣传作用下形成的。这种舆论并非自发形成，所以称之为“人民中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相对。

比如在这次事件中400位父亲的寻亲帖子，操作上并没有难度。尽管民工这个群体对于网络的接触相对较少，但较之于传统媒体，他们更容易接近网络，也产生了实在的议题设置影响。

具体从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舆论形成有这样一些因素：精英自上而下鼓动，群众意见的向上蒸腾，以及这一过程中相关团体的认可。总体形成过程呈“瀑布模式”―――信息从高位往低流的时候，就如同多级瀑布一样，往往会经历一个一个的水潭，最上面的水潭由精英组成，然后是媒介的水潭、意见领袖的水潭、大众的水潭等等。水潭之内会形成流，进一步影响下一个水潭的结构和流向。同时也会有部分向上蒸腾的过程，而这种蒸腾如果发生在早期，就可以形成议题，决定舆论是否成功形成。从这个视角来看，网络依旧是具有优势的。它方便水潭内的流，甚至也方便从下而上的蒸腾过程，由于向上蒸腾是一个下层意见往上层传达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发言渠道，而网络则是一个不错的备选项。

当然，网络媒体并非完美，在媒体审判、虚假信息等方面还是有它的缺陷，但毕竟在快速引起公众关注、设置议题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能发挥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