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

【摘要】中国前现代的“耳目喉舌”，是帝国政治机体上“一出一纳”之环节，由此构筑了整个帝国的政治交往关系。晚清时期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的理念和制度基础上，接受并使用现代报刊。在他们的头脑里，在结构关系上，报刊同样类似于固有的“耳目喉舌”，有益于帝王了解国情做出决策，从而改变中国政治交流不畅之弊病。然而，报刊的公开表达，不仅为中国传统文人讨论政治提供了体制外的通道，其同时共享，也必然带来“结群”之效，形成了不同的共同体。一份报纸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核心，办报办会遂成一体。原有一体的“耳目喉舌”之政治交往结构虽然存在，但由于体制外政治交往的兴起，一家独尊成为一家之言，帝国朝廷的“耳目喉舌”不得不与不同“群体”的“耳目喉舌”分庭抗礼，中国由政治报刊进入政党报刊，在不同“耳目喉舌”的作用下，政治关系和格局四分五裂。此种观念，迄今仍影响着今天的报刊制度及其实践。

【关键词】耳目喉舌/现代报刊/交往关系"

引言

“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传播消息的说话的器官和一个接受消息的听觉器官。这两个东西不只是生着而已，而且永远在想发挥它们的作用。”据说由此再加上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就产生了新闻和现代报刊。①这个完全建立在人的身体器官及生物本能的说法，把库利所谓人类进化“两条生命线”之“社会交往”一笔勾销，人似乎只是在生物遗传河流中自然漂浮而成②，与阿狗阿猫差堪相似，因此看上去接受的人并不是太多，其影响力也实在有限。

不过，人长有一个说话的器官和接收消息的听觉器官，在客观描述上虽是无谓之废辞，倒也是千真万确。不仅如此，这两个东西一百多年来一直被我们作为报刊的代名词――不过更简略更雅致――“耳目喉舌”。

“耳目喉舌”是一个隐喻，甚至够不上威廉斯式“关键词”的标准③，况且借助联想和隐喻来凸显事物某些可以被感知的特征，以作为汉字对外在事物分门别类的依据，据说本就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与西方近代不同的一个特征④，并不足怪。然而，依陈嘉映之意，隐喻和明喻不同，明喻是对两个各自独立的东西的一种比较，是属性上的类似。隐喻则是结构性的，“是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作系统描述”。离开隐喻，那个所喻也就难以存在。“明喻依赖于事实知识”，隐喻则使“所喻形式化、语言化，成为可以谈论的东西”。“隐喻的奥义在于，我们用来形容所喻的，看似形容，实是直陈，看似‘像’，实是‘是’。”⑤所以，隐喻与经验事物、看待事物和理解事物，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恰似莱柯夫和约翰森说的“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⑥，也正是波兹曼对于媒介的理解。他认为媒介就是一种隐喻，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最终能控制文化，就意味着“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的是“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⑦于此见，“耳目喉舌”本身就是一种表征，牵涉到语言意义的生产以及同文化实践的关系⑧。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在探讨和商榷自己的行动时所使用的词汇――即语言――绝非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而且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词的意义，并使这意义有活力，就是我们的成长过程。”⑨正是由是，我们就不能不问：为什么是“耳目喉舌”？

在社会学层面，“耳目喉舌”不过是表示报刊登载新闻和表达言论职能的一种形象说法，因而，以结构、制度入手来说明，或许是最方便的门径。其一般逻辑是，由于社会制度及其构建的理论前提不同，必然导致报刊使用以及功能预期的差别。广被影响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这种分析解释的典型。这当然有其一定的说服力。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中，报刊的身份定位及其角色要求的确不一样。此种结构先在并决定行动乃至意识的弊病与之合理性一样明显，无需花笔墨去讨论制度及其来源⑩，仅就分析路径言，此种“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方式，在结论上固有手起刀落痛快淋漓之效，可在论证上，却是不能不把结构、功能甚至结果互为循环印证，在历史逻辑上则必然是抚今追昔倒果为因。况且即便真的如此，除了一切均是注定而外，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知识。制度“尽管标志着人类体验中社会世界特征的客观性，但却并不能由此抛开产生它的人类活动获得本体论地位”。“在不同的制度与之相关知识的传递形式之间，绝对没有先验的一致性，更不用说所谓的功能性。”(11)因而，纵然“耳目喉舌”只是对于报刊功能的一种表述，顺着知识社会学的路径，我们同样有理由追问：为什么是这样一种表述？在中国，它意味着什么？

“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作系统描述”，就语用而言，无非就是借用原有的经验勾画出一个从未经验过的东西的面貌，使之能得以谈论、理解和触摸；在意识观念层面，则必然是一种新知识的获取，并由此构建起新的社会现实。(12)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报刊，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在晚清引入，此前的中国人对之不仅是不具“未成形的经验”，根本上就是闻所未闻。“耳目喉舌”作为“成形的经验”，便是在此种场景中出场，对这个新生事物做出中国化描述，“把以前不可察觉的价值增添到人类的经验尺度上”(13)，从而规定了中国人对报刊的理解，也不能不制约着中国的报刊实践。在这样的意义上，“耳目喉舌”既是一个词语，同时又是“一个真正集合的现实”，从它的含义及其细微差别中，可察觉其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以及对变革与不断变化的重心的敏锐反应”(14)。“观念所采取的现代形式远比其起源更重要”(15)，此说不错，但我更倾向于顺着福柯的思路，从话语关系中来看观念，而不是去刨出一个不断后退的原点(16)。假如不了解其原来所处的关系及其含义，就难以识别其现代形式，更遑论之重要性。因此，我们不能不回到一开始所提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式的“耳目喉舌”？它具备的是何种“成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对人们看待和理解现代报刊，产生了何种影响？总而言之，如果“采用何种隐喻是因文化而不同的”(17)，那么，“耳目喉舌”又蕴涵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呢？

一、传统的“耳目喉舌”

“耳目喉舌”是人类接收、处理、传达信息，进行交流交往的中枢系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18)，也就是失去了最基本的交流能力。人如此，国亦然。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之所以能辨物识怪闻风抓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有“千里眼”、“顺风耳”，“火眼金睛”难以蒙骗。有意思的是，它自封为“齐天大圣”。在中国汉字中，“圣”是表示“聪明非凡的人”，从甲骨文字形看，恰是根基于“耳目喉舌”：其上部是人的一只大耳朵，左下部则是一个“口”，右下方是一个面朝右而侧立的人。《说文解字》解为：“圣，通也”，就是无所不通的人。“圣人”也就是“耳聪口辩精明能干的人”(19)。正如宋恕所言：“‘通明为圣’，古训也。”(20)如若“具有无意识心理的深层结构”(21)真是汉字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传统中国称帝王为“圣上”，怕就不是偶然，正是要突出表明帝王的聪明才智――也就是其“耳目喉舌”超群盖世，故而能口吐“圣旨”。

孙悟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凭由天生，帝王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声彻九州大地，依赖的是制度安排和保障。中国有一本推究相术的书，叫《麻衣神相》。就在该书中，它对人的“五官”做了如下的解说：唇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耳为采听官，鼻为审辨官，口为出纳官。这看上去是在解释人身器官的作用，可汉字的“官”，既是器官之“官”，又是官职、官员之“官”。中国的“耳目喉舌”，就具有这样的双重含义：既是人体的器官，同时也是一种官职。帝王之所以聪明或者自认为聪明成“圣”，制度层面上的“耳目喉舌”为之提供强力支撑。

制度上的“耳目喉舌”，是否来自身体器官的比附启发，现无法追究也无关紧要。只需肯定一点，身体机能的政治化，是“政治态身体”(22)的题中之意。所谓“政治态身体”，是通过生物有机体的比拟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需要”，犹如身体各部分按部就班互相调和不能错乱。12世纪有位哲学家说过，“国家是一个身体”。其意思是：“一个统治者在社会中的功能就是脑子，统治者的顾问就是心脏。商人是社会的胃，士兵是手，农人和佣人是脚。”依照桑内特的解释，这是一个等级式的意象：社会秩序从脑子开始，也就是统治机关，“身体政治都按照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建立了社会规则”。(23)作为一种官职，中国的“耳目喉舌”来自这种“身体意象”，同时也受制于其所排定的秩序。

所谓耳目官者，先是指亲近侍从之官，为天子耳目，后则专指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24)，正可谓兼采听和监察为一身。《新唐书・韩思彦传附韩琬传》载：先天中，赋绢非时，于是谷贱缣益贵，丁别二缣，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赖？”(25)《宋史・张焘传》载：“监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赞和议，擢为侍御史。”张焘率吏部侍郎晏敦复上疏驳之，内称“夫御史府朝廷纪纲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由施廷臣之类横踞此位，“变乱是非，岂非紊纪纲而蔽陛下之耳目乎？”(26)

至于“喉舌”，与《麻衣神相》所言完全一致，“为出纳之官”，意指掌握机要，出纳王命的重要官员。《诗・大雅・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后则多以“喉舌”指尚书。《后汉书・左雄传》中有：“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27)关于此，尹韵公曾以《文心雕龙》为对象，做过一番比较具体的梳理和考证，并认为作为官职的“喉舌”，经过了由内而外，从服务于皇帝本人的内官，逐步走向外朝，成为国家统治机构中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的过程。(28)

“传播就像血液流经人的心血管系统一样流过社会系统，为整个有机体服务，根据需要有时集中在这一部分，有时集中在另一部分，保持接触和平衡以及健康。”(29)按照这样的“需要―满足”有机体公式，中华帝国专职“传播”和“交流”的“耳目喉舌”，不仅长在帝王身上，而且必然是根据帝王的需要决定集中何处、如何集中。

从清代看，此种官方的“耳目喉舌”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上下循环发挥作用：一是官文书(先是奏章题本，后是奏折)，一是邸报(包括告示榜文)。前者为君王之“耳目”：了解政情民情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反应；后者则是其“喉舌”：公布有关决定、决策以及朝廷动态。清代甚至发展出只向皇帝报告的“密折”制度，作为首创者的康熙曾为此颇为自得：“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30)依此，一方面加强了君臣之间信息的及时来往，另一方面，君王“耳聪目明”，控制能力及其效果自是大大提高，“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别一个机关”，各部门之间，包括一个部门内部，“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想保持权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欢心”。(31)朵朵葵花向太阳，所有的“耳目喉舌”围绕着一个核心――帝王的脑袋在起承转合。

邸报是宣达皇帝谕旨、朝廷政令，刊登批准公开的奏章、君王的活动等等，类似于政府内部情况通报，其读者对象为各级官吏，是上对下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