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与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始终作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运用自已特有的手段和优势，为实现党的斗争目标和革命理想服务，为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服务，为无产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正是在这丰富的实践过程中，她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完善自己的传统和作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原则和业务规范，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原则和理论体系，成为我国新闻思想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学科理论和思想体系。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充实，日益成熟的过程，其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

一、吸收和借鉴我国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

毛泽东曾说过，自己是梁启超作品的忠实读者，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非常爱读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据说《新民丛报》上的一些梁启超的文章他都能背诵。毛泽东还尊称孙中山先生为“革命的先行者”，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其事业的继承者。他通过孙中山创办的《民报》等报刊了解其革命主张。

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早年受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和理论探索都与吸纳我国资产阶级的有益经验和理论成果有着一定的关系。在新闻工作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从资产阶级那里也吸收和借鉴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1918年10月，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组织的首期培训班。这期间，他从徐宝璜、邵飘萍两位老师的授课（前者讲授新闻理论，后者讲授新闻实务）中学到了许多新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当时，徐宝璜在讲课中概述了报纸的六大功能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倡道德、振兴商业，①使他认识到报纸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徐宝璜讲的报纸“善用为福”，“滥用为祸”的巨大的舆论功能，更是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他后来运用报刊组织舆论的依据。学习期间，他还登门造访，当面向邵飘萍老师求教。一年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报刊活动实践。这份在当时影响巨大，受到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高度评价的报纸的成功，与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培训班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属于“科班办报”，而且他后来成功的报刊实践，以及他对报刊工作的深刻、独到的理论认识，也都得益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和积累。

学习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报刊活动家的办报实践和办报思想，从中汲取经验和营养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报刊活动的共同特征。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到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等人概莫能外。他们有的追随辛亥革命开始办报活动；有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民主报刊；有的则通过阅读和研究资产阶级报刊从中汲取知识和营养，总之，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中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从鸦片战争开始至辛亥革命前后我国陆续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他们一方面创办报刊服务于自己的政治斗争实践，一方面也在实践中提出一些新闻观点，阐释自己的办报思想。如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王干，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王韬、郑观应，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这一时期都对报刊工作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

洪仁王干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就提出了设报馆办报纸的主张。他认为，报纸“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②在他看来，报纸具有沟通上下，监督政府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王韬在其《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和《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等文章中，主张放宽言禁，设立报馆，开展对外宣传。他认为，报纸可以“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③他还提出，办报是为了“立言”，即可以议论时政，宣传变法改良的主张。他亲自创办了大型政论报纸《循环日报》，并开创了我国报纸政论之风。

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毛泽东少年时喜读书籍之一）一书中专有一章论述“日报”。他认为，设报馆“其益甚多”：可以“通民隐”，“达民情”；可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可以“有功于救荒”、“有功于除暴”、“有功于学业”，等等。他还提出了办报者应当“据实直书，实事求是”④的主张。他对报刊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理解得非常宽泛。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办报大师和著名政论家，也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他先后参加过《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学报》、《湘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十几种报刊的创办、主编及编辑出版工作，这些报刊成为他鼓吹维新变法和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工具。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专论文章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办报思想。梁启超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说它是“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强调报纸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认为报纸是“人道总监督”，应处在与政府平等的地位，应担负起“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他还提出了新闻写作应当做到“博、速、确、直、正”，评论写作应当做到“公、要、周、适”⑤等观点。他撰写的大量为世人称道的政论文章，形成了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政论文体阶段。

孙中山是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宣传家。他提出，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必须创办机关报，而机关报必须把宣传革命政党确立的民族、民主、民生的纲领和主张作为首要任务。他亲自指导创办《中国日报》、《民报》等革命报刊，并使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斗争的武器。他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中写道：“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也。”他希望《民报》能成为同盟会的“喉舌”，担负起“先知先觉之天职”，发挥好“舆论之母”⑥的作用。孙中山领导的《民报》同改良派报纸《新民丛报》的政治大论战，显示了革命派报纸的斗争锐气，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留下了报刊论争的典型范例。他的办报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⑦

上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办报思想与办报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关于报刊性质、功能、任务、作用等方面的论述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新闻事业性质和功能的重要依据。他们关于新闻真实、新闻价值、新闻伦理、新闻文风等一些新闻工作基本问题的论述，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同。这从毛泽东等人的新闻实践和相关论述中即可看出。他们都把报纸视为进行政治宣传，启迪民众思想，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刘少奇曾多次谈到要学习资产阶级办报经验的问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报刊实践和报刊理论的某些认同和客观的评价。当然他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批判地学习”，要避免不加区别的接受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我国资产阶级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最早在中国传授新闻学并且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的徐宝璜，就是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回国的，他的《新闻学》一书中就吸纳了美国新闻学理论的许多内容。

20世纪初，国外一些学者的新闻学理论和一些报人的办报主张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美国新闻学者卡斯柏・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等一些人的新闻学著作和办报主张，经翻译出版和传播评介后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这些思想通过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的传播，对一些早期共产主义信奉者的办报活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李大钊就曾撰文介绍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始人格里申的办报主张。

二、学习和继承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也是整个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办报传统、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是同学习和继承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密不可分的。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开创的，他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世界上第一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党报，列宁称之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⑧。在这期间，他们积累了许多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也开创了许多无产阶级的办报传统，形成了许多无产阶级的新闻思想。这些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和新闻思想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宝贵财富。无论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报刊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革命报刊都学习和借鉴了这些经验和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传统和作风。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从俄国传入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经过认真思索后所得出的结论。所以，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学习俄国，学习布尔什维克党，学习列宁的思想而实现的。从报刊活动和新闻工作的角度看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也是通过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学习列宁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来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和办报传统，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的。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办报经验、办报传统和办报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他在办《火星报》时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火星报》的办报方针。他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⑨

列宁一生中创办和主编的报刊有30余种，其办报方针和办报传统主要是学习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办《新莱茵报》的经验和传统，同时他又根据俄国自身国情和党情的特点，根据俄国自身斗争实践和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原则和办报要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思想。

以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是从学习和运用俄国布尔什维克报刊以及列宁的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新闻实践的。

例如，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关于“宣传”部分的有关规定，就同1920年7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一些内容相一致（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第3号曾全文译载了这个文件）。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规定：

“日常的宣传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须由确实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

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服从党中央委员会；

……

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完全的党的政策。”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规定：

“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

……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