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媒体议程与中国社会变迁

【摘要】考察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可以从媒介议程设置能力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两个面向着眼。依据此标准，本文筛选出了1978年以来中国媒体推动社会变革的十大事件。通过对这十大“媒介事件”的回顾和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体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它们不仅记录和折射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从1978年至2008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美国社会学家汉斯•格兹和怀特•米尔斯用“社会变迁”来指代“一段时间内，角色、制度或组成一个社会结构的秩序的出现、发展和衰落方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Hans Gerth & C. Wright Mills，1953：398）中国媒体在三十年间社会转型过程中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考察媒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与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着眼。议程设置能力大小又可以从两个维度考察：一是独立性。二是影响力。独立性指媒体凭借自身的能力设置议题。影响力指媒体的议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取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正是依据这两个标准，笔者筛选了1978年以来的媒体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十大“媒介事件”，通过回顾这十大“媒介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媒体在三十年社会变迁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关键词】媒体议程 社会变迁 媒介事件 媒介参与

一、1978“真理标准大讨论”：媒体议程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变迁，经常与意识形态的转变相联系”（Schatz & Gutierrez-Rexach，2002）。 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其功能在于形成社会共识，为个体或群体进行某种行动(如制度创新)提供动力。媒体的重要功能就是意识形态的供给与传播功能，它在传播新思想，形态社会共识中起着重要作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以此为发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许多人以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政治议程”而非媒介议程。但实际上，没有媒体及媒体人的自觉参与，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不可能取得成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思想解放无止境―――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感言》一文中说：“这场讨论如果没有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指导和支持，没有新闻界、理论界、科学界以及广大实际工作者的团结一致，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杨西光，1999：354）

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史料来看，这篇文章的出台并非“政治策划”的结果，而更像是媒体策划的结果。1977年的二三月间，南京大学的教师胡福明写了一篇批驳“两个凡是”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月初，胡福明将稿件投到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引起了《光明日报》编辑的注意，正是《光明日报》的同仁敏锐地判断形势，果断地刊发这篇文章才有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社会上有人说这篇文章组织来以后杨西光不敢发表，所以找了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并最后送请胡耀邦审查同意后才发表。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杨西光是横下一条心要发表这篇文章的。”（陶铠，1999：225-236）。当时《光明日报》的编辑王华强也说：“据我了解，即使此文不送请胡耀邦审看，有的媒体因此就不转载、转播，杨西光也会义无反顾地把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王强华，2004）可见，《光明日报》同仁在这场真理大讨论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但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可见，在改革开放的先声“真理标准大讨论”问题上，首先是媒体基于政治判断设置了这一的议程，之后才得到政治上的首肯。这一切都离不开《光明日报》等媒体的积极参与。

二、1980“潘晓讨论”：媒介议题向社会议题回归的开始

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当年《中国青年》组织的“潘晓讨论”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潘晓讨论”是一个典型的媒介设置的议题，媒体在设置、深化议题上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中国青年》等媒体在发起、深化这场讨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与编辑了《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一书的《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说：“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时，青年中游行的口号是‘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它成为杂志的选题，交由编辑马丽珍主持。”但马丽珍有自己的想法，“她想从群工部收集来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个新话题要产生。”（彭苏，2008）

潘晓来信就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成功选题。1978年六七月份，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另一名女编辑马丽珍4月7日在北京经济学院找到二年级学生潘，也向他约稿。黄晓菊、潘的稿子交到了编辑部后，编辑部进行了融合、修改，作者署名为潘晓。在1980年5月11日的《中国青年》上，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正式发表。在这封信中，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到七八月间，潘晓讨论热到了极点，从第7期开始，《中国青年》将原来每期8页的专题版面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经历的来稿……“潘晓讨论”掀起的热潮远远超出了媒体的预料。在持续8期的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关于潘晓讨论一百多位读者的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8万。无数青年在这次讨论中受到思想的冲击和洗礼。新闻媒体在这次讨论中表现了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一位媒体人在回顾“潘晓讨论”时如是说到：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张弘，2006）“潘晓讨论”的确在中国当代的媒介史上第一次彰显了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也是中国媒体从政治层面回归到社会层面的开始，在当代中国社会及媒介变迁史上都具重大意义。

三、1987“关广梅现象”：首例深度报道引发的“姓资姓社”之争

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参与，1987年由《经济日报》报道“关广梅现象”就是一个媒体参与社会改革的经典案例。“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也首开上世纪80年代深度报道的先河，载入了中国新闻史册。

改革开放后，尽管新闻媒介开始加强经济领域的报道，但在八十年代，城市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话题还比较敏感，很少有报纸敢做相关报道，《经济日报》却大胆尝试，从1986年下半年起，组织推出了一大批关于经济工作和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深度报道和系列报道，通过大讨论的形式对城市经济改革予了支持。1987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经济日报》历时40多天进行连续报道，群众纷纷来信参加讨论，大大地解放了社会思想，推动了经济社会改革。时任《经济日报》评论部主任，后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冯并在2007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坦言：“《经济日报》坚持参与并主导了这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所有权没有变，只不过是经营权，管理层上发生变化，而且是在租赁的条件之下发生变化，租赁基本上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谈不到姓社姓资。”（王晓倩，2008）实际上，正是这场关系着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关广梅现象”的深度报道从1987年6月12日到7月22日，共历时40年多天。期间，《经济日报》共发表评论员文章5篇，通讯4篇、消息7篇，关广梅本人来信1篇，小言论4篇、综述报道1篇、读者讨论稿件、信件56篇；期后，又发表跟踪抽样调查报告4篇，合计82篇。“关广梅现象”的报道也可以说是中国媒体深度报道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显示了深度报道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组报道，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1000多位读者来信，来稿参加讨论。美国、香港等地的华人读者也来发表见解。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日本、苏联、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家通讯社、报刊转载或评述了这一报道。国务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商业部、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在报道后派出调查组，调查研究“关广梅现象”。（《经济日报》，1987）

“关广梅现象”无疑是媒体议程设置的结果。 正是这种议程设置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媒体的社会功能表现在通过舆论引导形成社会共识，进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为社会行动提供认知基础，并以此推动制度创新。《经济日报》的这一次大胆尝试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在改革重要关头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

四、1988“《河殇》”现象：电视媒体引发的文化反思

继“五四”以来，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和反思热。在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容低估。电视虽早在1958年就进入中国，但作为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是在80年代才逐步显现。1988年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知识阶层乃至在全社会都引发了广泛讨论，电视媒体从来没有显示出如此的深度与影响力。正如论者所言：“《河殇》真正向人们展示了现代传播媒介的力量。”（斯人，1989）

《河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于1988年6月11日至28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8月15日至21日又重播。该片对五千年中华文明进行了“现代性”诠释和梳理，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入手，提出了华夏文明是“黄色陆地文明”，西方文明是“蓝色海洋文明”的观点，迂回地主张“全盘西化”和“私有化”，主张学习西方，既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也要补“民主与科学”课。 该片播出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和校园中引发了“河殇热”，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社会阶层积极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出路。

《河殇》既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电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第一次展示了电视媒体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也让我们看到了电视媒体深度的一面。总撰稿人之一苏晓康说，《河殇》的编导者试图通过把理论思想信息大剂量地引入荧屏，与国人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二十世纪改革的大风险面前，我们将准备怎样的勇气、胆识和反省意识”？（石水，1989）他通过一个政论化的电视节目来传播这一思想，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启蒙形式。《河殇》顾问之一金观涛说：“《河殇》所进行的新的创造，属于新的文化运动，以往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播的媒介全部是文字、书报、杂志。目前中国正好碰到了‘五四’以后又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它恰好以电视形式干预进来，使整个民族一起通过这一媒介共同创造新文化，来反省历史。”（石水，1989）的确，从《河殇》开始，中国电视媒体第一次以如此的广泛影响力，如此的思想深度有力地干预了现实，搅动了社会的思维神经。《河殇》的播放给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电视观众带来了巨大的内心震动，在政府高层也引发了“民族主义”与“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之争。由于电视媒体的介入，这个纪录片及其引起的讨论将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推向了高潮。“《河殇》专题片播出了，‘黄色文明落后论’在与‘蓝色文明’在的对比中问世了。不管其后如何禁播，也不管官方批判如何激烈，这一观念都无可遏制的弥漫了整个中国。”（崔文华，1988）

无独有偶，2006年11月13-24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2集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可以看作是《河殇》在新时代下的“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