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第四权力说的历史滑落

倘若今天高赞西方媒体是第四权力、记者是第四等级，就像倾诉中世纪的欧洲君王们那样：“给那些出版商以许可证吧，他们是第四等级”，已无法让人理喻。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公民热中辩论政治，到记者赢得报道内政外交、监督政府的自由，一向被视为极具危险的媒体权力，总是处于向欧洲君王发威的时代。因为它的法力太大了――让腐败者发抖，让罪犯走进监狱，气昏专制主义者，所以在西方一度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可是在今天，过度市场化和政府监控的蒸熏，使媒体的第四权力正在自由滑落。这种历史的无奈是报业先驱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一）报业先辈们的美好遗产

美国著名思想家杰佛逊最早提出“第四权力”的思想。1804年，杰佛逊在反对派报纸的大力攻击下，竟以压倒的优势连任总统。他说，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住脚，就理应垮台，而联邦政府的真正力量在于接受公众的批评，而且有能力抵挡批评。自由报刊应是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 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阶级”，他说：议会中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阶级，他比那三个阶级都重要。 。从此，“第四等级”、“第四权力”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

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提供一种社会环境使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在力量”，以达到各自所追求的目标。报刊不是封建统治者所认为的“国家的公仆”或“皇权的工具”，而是民意的表达者，有权利和责任监督政府。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报刊必须不受政府的限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力量”。早在17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约翰・洛克就提出“人民主权”说，认为“权力的中心在于人民的意志，政府不过是受委托办事的人。人民赋予这种权力，同时也可以撤回这种权力”。他的理论后来成为18世纪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源泉，为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奠定了基础。

报刊是社会的“特殊力量”，成为美国知名报人的信条。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担任过《纽约论坛报》采访部主任和主编，后任《纽约太阳报》社长和主编的查理・德纳1888年在一次演讲中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皇帝或独裁者拥有相当于我们美国总统那样大的权威或权力。我们假设有一天发生这样的事（上帝保佑，但愿它不致发生）：当上总统的那个人征服了全体人民的心，使他们达到了盲从的地步，因而使这位总统的野心变得不受任何制约，使他能为所欲为。假设他一步步地摆脱了宪法的约束，假设他践踏了个人自由的原则――这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最可珍贵的遗产，这是我们共和国的灵魂；假设他践踏了这条原则，而政权在他手里，甚至法庭也俯首听命于他，军队也追随他，服从他。那么，这时靠谁来保卫公民的自由，不为他的野心所蹂躏呢？这时就得依靠报纸，就得依靠自由的报纸。当所有别的保障都已崩溃的时候，自由的报纸将仍然保卫我们要一代代将自由传下去，仍然维护着（我们希望如此）共和国的一切尊严和光荣，直到永远。”

报业第四权力的理念被视为共和制的灵魂，其前提是媒体的独立，因为只有独立行使报道权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美国报业先辈们的这一美好、珍贵的遗产，一直是西方新闻界的精神寄托，记者的职业因此而披上神圣肃穆的灵光。当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的多数主笔卸任后被内阁吸收为阁员，另一个光昌流誉的概念出现了――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 （4）其后近半个世纪，这一称谓被西方新闻界所自诩，不断炫耀监督政府的使命，但他们赞扬总统，为总统歌功颂德也是常事。

根据历史记载，美国开国200多年来恐怕没有哪位总统是不挨骂的，也没有哪位总统不被一些报刊吹捧过。华盛顿是开国元勋，被许多报刊誉为“美利坚合众国之父”，而当时反对派报纸《国民公报》的编辑菲利普・弗伦诺则批评他“往往很少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身居要职而高高在上” 。《曙光女神报》主编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更在他的报纸上批评说：“假如说曾经有一个人使一个民族堕落的话，华盛顿已使美国民族堕落了。” 仅凭华盛顿镶的牙是从黑人嘴里拔出来的这件事看，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更何况他的治国之道也有一些不当之处。面对种种指责以致谩骂，身为总统的华盛顿只好忍着，因为作为政府首脑，他必须承认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权。如果他压制这种批评，就是反对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主权”的规定。此后的亚当斯、林肯、威尔逊、杜鲁门、约翰逊、尼克松等大权在握的美国元首都因不关心人民、举措适当或说假话被媒体揭得体无完肤，甚至被媒体轰下台。正如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国会议员小肯尼迪说：“过去是政治家审查政治，现在是新闻影响政治家。”

“第四权力说”――这一西方报业先辈的美好遗嘱经过长期司法与立法实践，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初步实现。美国1923年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关于“芝加哥市对《芝加歌论坛报》案”的判决确定了报纸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原则。1964年，最高法院关于“《纽约时报》对苏里文案”的判决确立了报纸批评官员的权利。1971年由“专业新闻人员协会”提议创立的“盾牌法”保证了新闻人员对新闻来源的保密权，防止官员钳制舆论。一系列的法律保障，使美国新闻界享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耙粪精神也以调查式新闻形式得以继承。西方媒体为民请命的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督促政府清政为民、廉正无私。

（二）“第四权力”精神的市场泯灭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市场化经营曾帮助新闻业实现了经济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集团的束缚。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媒体出现集中化的趋势，渐渐集中在报团手里。大的媒体集团垄断了新闻与意见资源，媒体的独立在新闻集团的阴影下开始黯然失色。

竞争导致了新闻与节目资源高度集中，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各个媒体以“收视率”和“发行量”为追逐对象，不惜以公共利益为祭品，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陷入渺茫。传媒界同时也追求“成本极小化”的目标，用简单、标准化或“互相观摩”的方式制作节目，或购买廉价影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播出，传播内容的雷同使独立思考彻底化为泡影。到90年代，美国三大电视网为700多家地方电视台提供节目，其数量占全部新闻和娱乐节目的90%，1000多家日报和8000多家电台播发的新闻，大部分来自两大通讯社。九大报系的发行量则占美国全国报纸发行总数的1/3。媒体高度垄断，大量中小媒体的独立被鲸吞了，公共传播者对抗市场力量的防线漏洞百出，一上阵就处于崩溃状态。

现代媒体均以广告收入为主要财源，广告客户往往将广告刊登在影响力或销量最大的媒体上，媒体变成了追逐广告额的商业组织，监督政府的欲望大大减退。广告商的口味决定着媒体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媒体具有大企业的背景，最关心的是每年盈利多少，以及如何获取盈利以挤垮对手，有时已无暇顾及为民请命、制约政府的施政活动。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认为，不论真理或谬论都应自由表达出来，通过自由竞争使某种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意见就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基础。新闻事业享受的这种自由被私营媒体的高度集中消灭了，但这不是被一个阶级由于政治需要消灭的，而是被资本垄断这一经济规律埋葬的。在那些公共媒体的报道中虽然没有出现这种危机，但是它们的能量太小了。

媒体“第四权力”的滑落完全是自行的，除了市场引力和法律“自尽”外，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迫使它陷入这种地步。媒体离不开市场化经营，不依附于某一资本雄厚的集团难以经济独立，也难以坚守报道的独立性。“独立”已成为理念和实践上的冲突，媒体高度集中的体制正在使其化为泡影。市场以利益为中心，无论是对目标受众的定位、新闻选择，还是对操作流程和规则，完全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来决定，致使媒体的低俗化和煽情主义泛滥，日益远离民众的正义呼声和监督职责。 市场利润的诱惑使许多记者难以“出污泥而不染”，他们一边竭力塑造“第四权力”的形象，一边却被压倒优势的市场驱力所吞噬，捏造事实，索取贿赂，置新闻理性于不顾，其后果只能是的“第四权力”精神的泯灭。

西方许多媒体喜好揭丑，但这并非行使监督权，而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好奇，扩大市场占有率，也渗透着党派的相互倾轧。美国报业经济协会2000年12月5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80%以上的民众认为煽动性新闻不在于新闻价值，而是为了刺激新闻消费。这就是问题的要害。“第四权力”变成媒体兜售与受众消费的奴仆，它的滑落作为商业化结出的苦果，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趋势。今天已无人能够扭转这种趋势。

（三）政府管理下的媒体权力虚化

退一步而言，即使许多媒体和记者没有被市场利润蒙住双眼，仍有独立监督政府的意识，但官员们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置于欲做不能的困境。

媒体要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独立且有法律保障。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条件。西方国家以法律形式肯定媒体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又被另一些法律条文所虚化。美国政府常以“诽谤罪”、“保密权”、战时安全等法治名义威胁新闻界，欧洲国家也常以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为借口干预记者采访，法律保障的新闻监督权往往被法律所注销。这是一种法律“自尽”的规则。

此外，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媒介不得不按照政府意图行事。在今天，记者通过非正式程序，有更多机会了解公共事务，但进入政府规定的敏感领域是有代价的。记者必须对官员加以说服，尽可能和他们合作，否则就无法运做。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只有官方才有资格界定事情的大小，新闻官员更有发现新闻的机会，优先安排符合政府目的的话题向记者提供。白宫官员如果不透过新闻媒体让他们喜欢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无法治理。

基辛格时代的策略是一点一滴地提供新闻，去慢慢喂饱新闻老爷们。关于政府的内政外交，里根时代的新闻发言人给记者什么，记者就吃什么，多一点都很难得到。每天喂记者不仅有新闻，还有背景材料，政府用大量消息淹没记者，操纵媒体和记者的监督。新闻媒体恰如政府手中的一个棋子，无法摆脱对政府的思想依附。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利者的代言人”。

美国在历次战争中都实施新闻检查，法律授予政府这一权力抵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成为“第四权力”自行滑落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看上去，政府并没有压制新闻界，一切限制都有法律依据，这是政府管理新闻的奥妙。法治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法律打架”的问题，“第四权力”的滑落成为法律冲突的牺牲品。在政府的威胁和检控下，媒体为了生存必须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主动控制自己的新闻内容。

在1990年美国进攻伊拉克时，媒体强调这场战争是为了在科威特恢复民主，事实上谁都清楚，科威特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民主。媒体不敢揭露政府在中东的石油利益，是为了附和政府的立场。正如美国的《1998新闻调查：不是新闻的新闻》一书中所说：“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个真实的谎言。”实际上， 政府控制下的第四权力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也开始近似谎言。前些年美国主流媒体在“李文和窃核事件”的报道中，捕风捉影，欺瞒视听，使许多无知的民众卷入反华浪潮。而事后所有主流媒体，都没有监督美国政府对李文和的迫害。

当人们过多地关注政治和经济势力对新闻媒介独立性的践踏时，也不可忽视西方新闻从业者自我审查对媒介思想独立的影响。2003年3月31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国家地理》杂志同时宣布，解除与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的合同，因为“阿内特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的做法是错误的，尤其在当前的战争时期，他在采访中谈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是非常错误的”。阿内特为他的报道独立付出了代价，是政府与媒体特定关系的真实写照。

媒体与政府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媒体虽然不直接受控于政府，但两者的人员互通和彼此进进出出，构成被美国人称作的“旋转门”的现象。一方面在政党纠纷和其他次要问题上媒体扮演政治角色，监督和制约政府。另一方面，媒体又与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成为政治肌体附属物。媒体确实可以成为第四权力，但它的监督极限就是对官员内部的奖清惩浊、以贤代庸，而对政府的许多错误举措常常倍加赞扬。这样，西方媒体与政府以对立为支流，以合作为主流，不惜牺牲“客观性”来附和政府。今天尽管在西方依然无人否认第四权力说，但在重大问题上只留下一道影子，似乎已经虚无缥缈得无法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