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

摘要：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但权力也往往试图控制公共舆论。1930年代的《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作为其时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就深刻地彰显了舆论与权力网络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具体地考究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亲疏，这种亲疏如何内在地塑造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以及冲突之解决的过程如何细致地体现了舆论与权力的悖论关系，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与历史命运。

关键词：公共舆论，权力网络，独立性，匿名性

查尔斯•泰勒在论述现代欧洲的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特征时说：“现代的公共领域正是独立存在、具有自身独特地位且被认为构成某种后设论题空间的。它是一个自觉外在于权力的讨论空间。权力应该倾听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本身并非权力的行使。它这种在政治之外的地位（extrapolitical status）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政治之外的地位并非仅以负面的方式来界定，亦即权力的缺乏；它还具有正面的意涵：由于公共意见（即公共舆论，引者注）并非权力的行使，所以在理想上，它可以与党派色彩毫无瓜葛，而且还是理性的。”1以此为参照来考察1930年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就会发现其与欧洲式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性与差别。共性体现在，公共舆论基本上都是外在于权力的，无论是《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还是《申报》的“自由谈”都并非公开的某一个政党的政论论坛，而这两份报纸也都是相对比较独立和去党派化的，这两个栏目所形成的公共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公共讨论基础之上形成的，只是一种可能规范权力的舆论话语，而并非权力的实体。但是，两者存在的差别也非常明显，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式的公共舆论背后并无一个类似启蒙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做支撑，活跃在公共舆论的再生产之中的只是传统仕学合一机制瓦解后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或寄身大学、科研院所，或谋生于出版社、报刊、书店等文化产业，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但是这个阶层是多元化的、分散的，甚至是内在冲突的，它并无独立的脱胎于自身阶层的政治诉求与经济诉求，但是这个阶层又是有着浓厚的政治关怀的，甚至某些知识分子身上仍旧具有浓郁的传统士大夫意识。2这种士大夫意识，其实质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为了实现其政治上的关切甚至抱负，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停留于报刊空间上的舆论话语生产，他们甚至会认为这种舆论话语在事实上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规范权力3，而政治权力也需要利用公共舆论来强化自身统治或反抗的合法性，知识分子在自身的成长过程里，也往往与政治党派或政治人物形成了或亲或疏的历史关联，这种种因素就导致中国式的公共舆论并非完全是“自觉于外在于权力的讨论空间”，也并非与“党派色彩毫无瓜葛”，而是形成了舆论与权力非常复杂的历史纠缠。自然，除了上文所叙述的这种与政党直接相关的政治权力外，公共舆论的再生产还与区域性的文化权力网络密切相关，此即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在文化再生产中的功能与意义。4

笔者通过对胡适的公开言论、书信与日记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以其为核心的北平知识分子群体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即将自身定位为政府的“诤臣”，以“宾师”之心态与身份指导国是，即以处身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超然身份，评论政治，规范权力，贡献计策，正因为这种自觉外在于政治权力的意识，以及试图规范政治权力的心态，导致这个群体的言论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即对于政治权力既有批评，亦有肯定，还有引导，但是基本上没有全盘否定式的尖刻评论。可以说，北平知识分子与权力网络的关系，决定了其公开言论与私下议论的差别，也决定了其立言式的审慎5。这种审慎自然是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的责任意识的体现，但同时又在深层反映了知识分子言论上的自我审查，可能会影响到言论真正的独立性。值得注意的，公共舆论不但受到政治性的权力网络的限制，而且可能直接地转化成获取政治权力的象征资本。蒋廷黻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蒋氏在回忆录里说：“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注）。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吴是《大公报》的创办人，也是蒋的密友，对蒋极有影响力。”6蒋后来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5-1936）。类似的案例还有翁文灏、傅斯年、周枚荪等相继入阁，从论政变为直接从政。与此形成对照的《申报》“自由谈”作者对于国民政府基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通过一系列对于政治新闻的解读，讽刺、影射、冷嘲国民党政府对外软弱、对内专制的政策，可以说，“自由谈”作者从根本上就是质疑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的，只是限于言论自由的书报审查，只能以曲折的方式表达抗议。因此，如果我们阅读这个版面所有的时政性杂文，不能找到在标题里直接提到“国民党”的杂文，可是如果细细回味，又会觉得没有一篇不是指向当时的政局与政治的。如果说“星期论文”所构成的公共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强化国民政府统治的正当性的话，那么“自由谈”所形成的舆论则恰恰是在消解国民政府统治的正当性，两者构成1930年代极具张力的舆论形态。

以上是“星期论文”和“自由谈”两个栏目与国民党这个政治权力网络的基本关系的描述，而与当时仍在野的共产党的关系，则可以说正翻转过来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胡适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末尾公开地表达了他对于共产党的态度：“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最明白地告示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第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到蒋介石而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第三，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苏俄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的帮手，她决不会抛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恋爱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7胡适既怀疑共产党的抗日能力，也怀疑其抗日的真诚性。其主持的《独立评论》更是刊发了多篇讨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政论8，虽然有些政论是对于共产党的存在给予了同情之理解，但是更多的是怀疑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从渐进式的自由主义立场，否定中共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和宣传。对于当时生活在北平的知识精英来说，共产党既是非常遥远的，在他们的印象和记忆里，中共就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而至少在《新青年》时期，陈独秀等人与胡适既是同乡，又是同仁，是生活在一个密切的共同体之中的。这个共同体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结束，尤其是1927年国民党的“清共”，及之后的“剿共”，逐渐分崩离析，当年的同仁似乎成为各为其主的陌路人。9

丁文江则在《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一文里说，他从未看到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旗手，同时，他把国共分裂的责任平均推给双方。他认为，共产党决心坚持秘密的起义活动，除了促使国民党以牺牲华北防务为代价去大力推进“剿匪”之外，于国家也不利。他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需要统一的这样一个时刻，进一步分裂国家；在西方列强常驻中国可以作为中国国防的重要武器的这样一个时刻，还不顾后果地执行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丁文江在这场斗争中以一种理性的怜悯口吻提出绝无可能实现的要求：共产党人变成非暴力的、公开的反对派政党，同时，国民党容忍其以这种资格存在下去。10这些在北平知识分子看来公正客观的政论，在上海左翼知识分子看来都是在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张本。丁文江的此文就引来了上海文人曹聚仁的尖锐批评，认为其对于共产主义根本不了解，并讽刺地说道：“丁先生莫以为批评了共产主义，即可以迎合国民党的意旨，可以做处长而无愧色。”曹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终极理想本无二致，共产党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国民党失人心，他在文中批评道：“今日之国民党员，与土豪劣绅有以异乎？与贪官污吏有以异乎？与买办阶级有以异乎？民众运动，舍戒严外无工作；社会上之俊秀分子，无不罹反动之罪名。党之使人绝望如此，欲共产党之不成功得乎？”11

《申报•自由谈》的作者群体虽然非常多元，但是其主体是偏向左翼运动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左联这个组织跟中共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说后者直接在指挥“自由谈”的舆论生产，但是其理论立场、政治态度等直接或间接地对于左翼知识分子发生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茅盾曾在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之邀所写的自传里记述了中共领导下的左联与当时上海商业性报纸之关系：“从一九三二年起左联因为种种困难，不能发行机关刊物，但那时联盟员向外活动的范围却扩大了。主要的商业性的刊物上以及报纸的副刊上都有他们的作品发表。鲁迅曾用种种的化名在‘自由谈’上（《申报》的文艺性副刊）发表文章，攻击一切的反动思想。在这‘自由谈’上，我以及别的左翼作家也都常常化名投稿。”12左联办刊困难的时候，正是刚才法国回来的黎烈文接替周瘦鹃编辑《申报•自由谈》的时期，左联成员是有政治诉求的作家群体，而《申报》主要是一份价值立场中立的商业性报纸，这之间自然会产生紧张感，而其结果就是左联的成员只能以含蓄曲折的方式表达政见，评论时事，构造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性的公共舆论。当时“自由谈”的作者之一唐在回忆里这样说道：“我已经无法详细说明《申报》销路怎样因内容革新（包括‘自由谈’的改组）而猛增了，但‘自由谈’改组在文化界引起的哄动，却还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记忆犹新。即以杂感文为例，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被敌方恶意地指为‘台柱’的鲁迅和茅盾，开始时，一个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朗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两三天刊载一篇，筚路蓝缕，蹊径独辟，真的起了登高呼号、旗前引的带头作用。左翼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如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大力呼应，从各个角度刻画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13

至于鲁迅跟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私交，更是对其公开言论发生着潜在的影响。论者指出，1932年2月间，瞿秋白第二次在鲁迅家中避难，这期间他写的文章里，包括直接讽刺胡适的《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等，都是鲁迅寄到《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的。鲁迅给这些文章署上自己常用的笔名如“干”、“何家干”之类，就同自己的文章一样寄给熟识的编辑。发表之后也像自己的文章一样，编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这三个集子里。14这至少说明鲁迅对共产党人瞿秋白的观点是认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鲁迅公开发表的言论，其中也或多或少受到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立场的影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同胡适对于国民党的理解，是通过与一个个国民党大员的交谈和交往来形成的，鲁迅对共产党的理解也是借助于与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私交，鲁迅甚至写了这样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在这种情境下，鲁迅自是甘心做左翼运动的领袖，走在通过舆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最前沿，但瞿、冯离开上海后，鲁迅与左联领袖的关系迅速恶化，他曾在一封致胡风的信里隐晦地表达了不满：“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15共产革命强调的是服从和献身，而鲁迅却是富有自主性和反思性的作家，当前者的权力网络以一种异化的面相来约束和指导鲁迅时，鲁迅的内心反感自然强烈，但是他又不会将这种私下书信里的真实情绪带到公共言论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