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论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

内容提要: 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通常被理解为他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许多激烈批判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言论。这只是表现出他在某种特殊情形下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一方面的认识，列宁还有更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设想和实践。他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也给我们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本文从列宁各个时期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中，力求把握他关于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和理想，总结了列宁首次实践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 列宁 新闻政策 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是列宁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憧憬的一种新闻出版政策，因为他生长在沙皇俄国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得不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刊载任何东西”，任何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都被看成是政治罪而受到惩罚。[1]列宁本人早期在国内从事的写作和报刊活动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多次被沙皇警察破获而坐牢和流放。

因此，列宁1896年在流放地起草的党纲中的最低纲领中就提出了实现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九条具体目标。后来在1899年和1903年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绝对的出版自由”（又译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2]被列为党的最近的奋斗目标之一。这种表述，直到1917年6月列宁为党的六大写的修改党章的材料，没有改动过，其行文是：“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3]

列宁1896年就实现政治自由的意义写道：

“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4]

二十多年后的1917年9月，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再次谈到出版自由，他的定义是：

“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5]

这里面显然带有思想的连续性。为了全面理解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需要回顾他关于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的全部论述。

一 列宁十月革命前为什么赞扬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

谈到列宁论西方国家的出版自由，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西方出版自由的激烈批判和几乎完全否定性的言论，列宁这方面的言论均是十月革命后发表的，当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被国际帝国主义包围，遭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而列宁十月革命前许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如何享有政治自由的话，几乎没有被人引证过。要全面理解列宁，就要了解这方面的论述。在列宁的著作里，使用“政治自由”的频率比“出版自由”更多些，前者包含后者，通常是指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自由权利。下面分国家举例来看列宁对这些国家政治自由的评价：

关于美国，“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6]

关于英国，英国有政治上的完全自由，“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7]

关于法国，“那里的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8]

关于德国，选举制“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自然都能胸中有数地决定是否选举这个活动家来担任党的某种职务。”[9]

关于瑞士，“瑞士人民直到现在还享受着和平幸福和较多的政治自由。”“整个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机构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10]

关于比利时，“在比利时早就确立了巩固的立宪制度，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工人有了政治自由，就有了宽广的道路。”[11]

正是借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列宁得以在国外自由地出版党报和召开各种党的会议。列宁赞扬西方国家政治自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彻底性，但一般情况下点到为止，这种赞扬是以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作为对立面参照系的，因此是相对而言。

如果注意他论述时的背景，可以发现大多是在谈到这种自由如何有利于工人运动时讲的，其出发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论述出版自由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很相近。列宁认为：争取出版自由“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地进行，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斗争，教会他们学习政治，学习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12]

列宁肯定西方的政治自由，在认识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是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他写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13]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写的《国家与革命》，仍然持这个观点，他写道：“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14]

二 列宁十月革命后为什么激烈批判西方的出版自由

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在对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对其感到恐惧的氛围笼罩下，有意（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无意（出于追求耸人听闻的商业目的）地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俄国国内白卫军的叛乱，散布了许多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其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的谣言，即使报道了事实，多数也是片面的和带有明显偏见。例如列宁取道德国回国直接参加斗争，竟被报道为他与德国当局有什么特别的关系。1921年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总结了最近几年西方媒体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报道，列举了美国一个公民团体的材料，指出：“这些人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把几个月来所有关于俄国，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逃跑，……他们逐日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次又一次被枪毙、被杀死的消息收集起来（这些消息每天都一再出现），最后，他们把它编成集子出版。”这种情况下，列宁只能作出如下的结论：“同志们，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15]

鉴于西方媒体对苏维埃俄国的全面诽谤，列宁这一时期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不得不以揭露和批判为主。这种言词激烈的批判重复率较高，以致他在一封致英国工人的信里说：“这一点我已经在报刊上解释过很多次，再来重复我已经感到很乏味了。”[16]在激动的情况下人会有些冲动，这时的论述，可能不够冷静，话说得分寸上把握不当，但首先要理解列宁，任何人处于那种情况下都要立即反击的。列宁当时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我们曾经经常引用的，下面列举几段：

“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17]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18]

“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19]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20]

在这里，使用“一切”、“凡是”、“99％”或百分之百来说明问题是有些偏激的，如同列宁以前讲得那样，西方出版自由条件下工人运动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活动空间，那里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情工人运动的报刊，以及公共性质的非政治媒体。“民主制与共和制愈发展，资本控制报刊愈无耻”，这样的论证显然不够妥当，如果推论下去，只能得出民主制和共和制不发展反而更自由的谬误。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批判性定语，粗略统计有以下十几种：假的、虚伪透顶的、资本对报刊奴役的、资本家的、富人的、制造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制舆论的、收买舆论的、收买报刊的、贿赂报刊的、雇用下流作家的、毒化人民的、麻醉人民的、欺骗人民的、蒙蔽人民的、愚弄人民的、转移人民视线的、玩弄老百姓的、图谋反对劳动人民的等等。这些判断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防止使用这样简单、独断的判断来分析具体报刊的具体报道，不然可能会发生判断失误。

从政治上看，列宁当时必须揭露和反击西方媒体对苏维埃政权的诽谤，这是捍卫新生政权的必要措施。从思想上，列宁对西方资本统治媒体这一基本实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使在十月革命前，他也谈到过，只是当时的侧重点不在这方面，论述较少而已。

三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基本思想：摆脱资本

我们的思路常常固定在列宁肯定和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上，例如引证他于1920年写的下面这段话，作为肯定出版自由的依据：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21]

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唯一写到的肯定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十月革命后其他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话，则成为我们现在否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依据。其实，就在列宁写下上述肯定性的话的同时，列宁也说了非常激烈的否定性的话。不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列宁都是在承认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的历史价值的意义上进行论述的，只是环境不同，前者论述其进步意义时，溢美之词多些，后者论述时，分寸感较强。列宁在这里讲得很明白，时间跨度是“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而他写这段话时已是20世纪初了。

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前后是一致的。十月革命前的1905年，列宁评论各种表现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时写道：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们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做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2]

这可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唯一一次从根本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从语言特征和论述的思路看，与他十月革命后的论述是相同的，只是由于斗争的背景不同，俄国当时这种自由也残缺不全，他首先要在政治上争取彻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因而这方面的批判性论述很少讲。列宁当时也谈到了他在出版自由方面的理想：

“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23]

这里他谈到的四个“摆脱”，前两个属于自由的体制范畴，即解决封建专制对出版自由的箝制、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对资本的依赖。后两个“摆脱”属于公民享有出版自由时的文明水平问题。列宁当时还处于争取摆脱警察的压迫阶段，但是他想到了第二个“摆脱”，甚至连道德范围的第三、第四个“摆脱”都作为理想提了出来。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夕，第一个“摆脱”实际上实现了，当时列宁用对1905年革命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即将爆发的二月革命在出版自由方面成果的认识：“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沙皇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24]

但是很快，列宁就不满足这种已获得的出版自由了。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认为：“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自由。”[25]因为虽然当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三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两个首都获得了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选票，但是他们的报纸发行份额只是现有全部报纸发行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资本以强大的经济力量控制了报纸发行量的绝对多数，媒体实际上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在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