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新闻自由与个人名誉的艰难平衡：美国媒体中的诽谤诉讼

〖摘要〗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案（1964年）中确定了诽谤诉讼的 “确实恶意”原则。在后来的名誉权官司中，美国最高法院又把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从官员扩大到“公众人物”。由于何谓“公众人物”缺乏明确的定义，由此引发了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权的倾向。为此，最高法院在1974年又做出了缩小《纽约时报》原则适用范围的裁决。新闻自由权和个人名誉权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种公权和私权，美国最高法院不得不艰难地在这两者之间维持某种动态的平衡。

在讨论新闻自由和名誉权案件时，国内法律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一个参考案件是1964年发生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以下简称《时报》案）1。但是，这一当时只涉及政府官员公职行为的原则，何以会逐渐扩大到“公众人物”？如何确定公众人物？是否在所有涉及公众人物的诽谤案中，大众媒体都可以免责？如何能够在保证新闻自由的前提下，保护个人的名誉权？对这些问题，国内学者较少论及。本文试图描述《纽约时报》案原则的确定、发展和收缩的过程，探讨其中的原因。这或许对目前国内因民法典的起草而出现的有关公众人物名誉权的讨论有所启示。

（一）

《时报》案是美国宪政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其源起与当时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密切相关。为了扩大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争取社会支持，1960年3月29日，64位著名民权人士购买了《纽约时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请倾听他们的呐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政治宣传广告，为民权运动募捐基金。这幅广告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南方各级政府镇压民权示威的行径，其中特别谴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对待非暴力示威群众的行为。广告还称，这些“南方的违宪者”正在一意孤行，镇压和消灭黑人民权运动及其领袖马丁・路德・金。后来，这个广告中有个别细节被发现不够真实。于是，蒙哥马利市负责警察局的民选市政专员(elected commissioner)萨利文（L.B.Sullivan），写信给《纽约时报》和部分签名人士，有求撤回广告。2在遭到拒绝后，便控告阿伯纳斯（Ralph D. Abernathy）等4名在广告署名的黑人牧师3和《纽约时报》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罪，要求5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萨利文起诉所依据的是阿拉巴马州法：官员可以告指责其职务行为的言论诽谤，但不得请求赔偿，除非事先书面要求对方收回言论并遭到拒绝。在他的带头下，其他一些被批评的官员也纷纷效法，控告北方自由派的新闻媒体，要求巨额赔偿。一时间，《纽约时报》总计被要求索赔达五百万美元之巨。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只有原告和被告双方完全属于不同的州，才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现在，除了《纽约时报》作为附带被告外，原告萨利文和四名被告都是本州人，所以，此案遂由当地法庭审理。而根据阿拉巴马的州法，只要证明出版物的文字是“诽谤”，即使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金钱上的损失，原告也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据此，由清一色白人组成的地方法院陪审团判决被告《纽约时报》应付原告50万美元名誉损失费。《纽约时报》不服，作为自由派的大本营，它决心把官司闹大，争取通过最高法院的直接干预来解决问题。否则，以后类似因报道有误而产生的官司还会接踵而来。

历时两年，这场官司才打到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时报》的立场很明确，裁定报纸诽谤罪违反了美国宪法保护新闻自由的第1条修正案。1962年8月，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并给诽谤罪下了一个很宽的定义：“任何刊出的文字只要有损被诽谤者的声誉、职业、贸易或生意，或是指责其犯有可被起诉的罪行，或是使其受到公众的蔑视，这些文字便构成了诽谤......”。《纽约时报》还是不服，遂聘请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宪法权威维克斯勒教授（Herbert Wechsler）和联邦前司法部长布朗尼尔（Herbert Brownell）为律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一官司事关重大，涉及到对公职人员的舆论监督，更涉及到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中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样最根本的公众自由问题，遂接下了这一案子，并在1964年3月以9比0一致推翻了州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是著名的开明派大法官威廉・ 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Jr.) 的杰作。在判决书中，布伦南首先指出了问题的重要性：如果阿拉巴马的作法“适用于公职人员起诉哪些评判其执行公务行为的批评者的话，那么，由第1和第14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否会因此受到损害”？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大法官们看来，美国宪政史上没有任何判决“赞成以诽谤罪压制对公职人员执行公务行为的批评”。4他们裁定，让新闻媒体保证每一条新闻报导都真实无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美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原则是，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它可以是针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一些言词激烈、语调尖刻，有时甚至令人极不愉快的尖锐抨击”。判决还进一步引用以前的有关判例，指出“本案涉及的政治广告，就是对当今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表示不满和抗议，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保护”。即使它的各别细节失实，有损当事官员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理由，仍然应该得到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保护，只有这样，“言论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的空间’”。5

虽然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高高在上，但在1950－60年代，他们对平头百姓的宪法权利却极为敏感，能够设身处地地了解他们批评政府官员时的难处。很显然，民众无权又无势，在揭发批评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时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呢？“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c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之词......，更令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噤若寒蝉。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心付不起讼诉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 ‘远离非法禁区’。这种法规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 。67

为此，针对公职官员对新闻媒体提出的诽谤案，布伦南第一次申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当公职官员（public officials）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致使其个人名誉受到可能的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确实恶意”（actual malice ）。什么是“确实恶意”呢？最高法院解释说，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贸然不顾（reckless disregard）它是否虚假”。8

虽然9位大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判《纽约时报》胜诉，但理由却不尽相同。9布莱克(Hugo L. Black)大法官特别提出了他的补充意见，因为他是美国宪法第１条修正案最坚定的支持者，主张尽可能宽泛地解释第１条修正案所保证的各项公众自由，倡导并实践了“第１修正案绝对论”。10他的意见得到了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和戈德堡(Arthur J. Goldberg)两位大法官的赞同。在补充意见中，布莱克再次表达了他出对言论自由的坚定信念，指出即使按最高法院的定义，“恶意也是一个难以确定、抽象的概念，证明其有，证明其无也难”。他认为有必要对新闻界进行绝对的保护，诽谤罪成立的前提是言论者有‘恶意’，但这一要求对言论自由所提供的保护太弱。“因此，我投票推翻原判的唯一理由是几位被告有绝对和无条件的宪法权利在《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批评蒙哥马利市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 “我认为，一项随心所欲言说公共事务的无条件权利，是第一项修正案的最低保证。”11言下之意，即便能够举证批评者有“恶意”，其言论自由也应当得到保护。

尽管有这种不同意见，布莱克仍高度赞扬布伦南大法官的工作，他在庭辩期间给布伦南写了一个如下的便条：“你当然知道，尽管我的立场和我写的意见〖与你不同〗，但是，我认为你在时报案上的工作实在出色。这一刻终于来到了，它注定是通向保护思想交流权利的一大步”。12就在判决公布后几个小时，《纽约时报》发表声明，称“法庭的意见使得新闻自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13应该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反映了美国主流精英的两项基本的价值判断：一是相信真理是在辩论中获得和发展，所以不能压制公共辩论；二是认定政府乃“必要之恶”，“自由之天敌”，故必须防备、限制官员干涉和操纵舆论。

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以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保障为由，不但免除了被告举证其言论真实性的负担，取消了惩罚性赔偿，而且反过来要求原告去承担证明被告“确实恶意”的责任，而这一举证是如此困难，几乎使美国各地诽谤法中对执行公务而招致批评官员的保护难以执行。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判决使第1条修正案的涵盖范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将原属于侵权法范畴的诽谤责任也纳入到它的保护范围。这不能不归功于《纽约时报》律师维克斯勒教授的远见卓识。在上诉过程中，这位宪法权威放弃了处理这类案件的传统作法，跳出侵权法的范畴，不再纠缠于诽谤是“受保护的”还是“不受保护”的言论，转而牢牢抓住宪法第1条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这一点，强调诽谤罪成立的巨大危险，即它可能会妨碍美国人最为珍视的言论自由的表达权。由于突出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可怕后果，他促使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保护条款采取了更敏感、更少程式化的理解和解释，这一全新的解释方式成为宪法第1条修正案司法管辖的里程碑。因为最高法院不仅仅是重申了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把传统上由各州用普通法管辖的诽谤罪也纳入到了宪法的保护范围，“确实恶意”几乎成为以后衡量所有类似诽谤案的惟一标准。

（二）

《纽约时报》案确立的这一原则最初只适用于担任公职的政府官员，但后来，最高法院又通过其他几个判决，将“确实恶意”原则的适用范围从执行公务的政府官员，扩大到为公众所知的人物，即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公众人物这个概念非常模糊，没有明确、具体的定义，基本上是根据不同的案子的具体情况，由法官酌情掌握。这样一来，在涉及公众人物的诽谤案中，最高法院不再是全体一致，而是产生了广泛的分歧。

在1967年科蒂斯出版社诉巴茨案14中，最高法院驳斥了纽约时报案原则只适用于“煽动性诽谤”（seditious libel）的说法，强调时报案所确立的原则，是基于全国上下普遍认同的一项看法，即对公众事务的辩论应该是“毫无拘束、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的”。因此，它的结论是，凡就公众事务而涉及公众人物的诽谤性言辞，同样适用于“确实恶意”标准，这就大大扩展了新闻自由的保护范围。在1971年另外一个诽谤案子（罗森布鲁姆诉都市媒体公司案）中，最高法院虽然认可了下级法院的裁定，但却无法达成一个多数意见，形成了“各说各的”多元意见。布伦南大法官提出，只要诽谤陈述涉及到“公众或普遍注意的问题（mater of public or general interest），任何个人都可以受到时报案原则的保护”。15这意味着所谓公众人物完全由所涉及问题的性质来界定，如此一来，不仅娱乐界的大腕，体育界的明星，而且工商界的大亨，学术界的精英，甚至是某一社区的头头脑脑，只要涉及到公众问题，对他们不实之词的攻击都可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因此，这些人在抛头露面、出尽风头的同时，就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些权利，忍受着被新闻界曝光揭短的尴尬。这就是所谓作名人的难处。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从来没有给“公众人物”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完全由下级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处理，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缺少自律的新闻媒体开始滥用时报案原则及其推论，出于狭隘的商业或集团利益考虑，对它们所讨厌的各种人物，曝光揭短，甚至是漫骂攻击，严重损害了被戴上“公众人物”帽子的普通人物，而一些下级法院对公众人物的宽泛解释，让一些实际上的平头百姓受到诽谤、名誉受损时，告状无门，痛苦不堪。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法院开始不得不注意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