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刘 晶：“像”与“镜”：中国形象认知差异研究

【摘  要】国外大量研究数据表明，中外对于“中国形象”存在较为严重的认知差异。《中国形象》的作者乔舒亚・库伯・雷默认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形象”却没有跟上诸多变迁的步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和一味的恐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形象认知的角度，解读国内外民众对于中国形象认知的差异，以厘清认知差异存在的原因，旨在为中国形象传播的更深入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家形象；形象认知；差异研究

有学者认为，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形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直到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形象”囿于西方思维定势束缚的时期。这期间，西方人还基于冷战思维，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围绕中国的人权、死刑、西藏新疆民族冲突、社会法律、官员腐败等所谓“负面”问题大做文章。其二阶段以1997―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契机，是“中国形象”开始反映中国声音的时期。西方对中国评价开始出现“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的声音（KuikCheng-Chwee，2005：p102）；第三阶段是从2008年至今，是“中国形象”在中西方之间不断深入的交流和碰撞中有所调整的时期。经过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西方评价中国的议题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治国理念、中国品牌、科技创新、传统文化、公共卫生、公民社会、气候变化、对外政策等方面的议题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沈雅梅，2001）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与中国的互动与合作日益加深，然而正如《中国形象》的作者乔舒亚・库伯・雷默所说的那样，直至2005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不被人理解的国家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形象认知的角度，解读国内外民众对于中国形象认知的差异，以厘清认知差异存在的原因，旨在为中国形象传播的更深入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中外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差异

所谓认知，是指人对某种实体所持有的认识和知觉。说到底，认知都只是人“认为是事实的东西”，而不是事实本身。同时，每个人所持有的认知也是各不相同的。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分析说，人们拥有的“形象”，本来即“自身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一种润滑油”，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这种形象也逐渐发展，变成了有别于实际存在的“魔幻”而独行的，并创造出了新的现实。此时，真实和“魔幻”出现混合，“产生了不再坚持本我、反之让自己的言行适应自己的形象的事态”。他称之为“新的形式的自我异化”。（近藤诚一，2007：p34）乔舒亚・库伯・雷默认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形象”却没有跟上诸多变迁的步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和一味的恐惧（乔舒亚，2008：p7-8）。这里有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宗教乃至国家利益冲突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而中国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则经常在自负与自卑间摇摆，有时候充满自信，有时候又缺乏安全感。这种状况会削弱中国的国际信任度，使得中国在国际舞上碰到越来越多的误解和猜疑，也妨碍中国正确判断哪些是国际社会对她的善意批评，哪些是恶意攻击。

事实上，大量的调查结果，支持了乔舒亚・库珀・雷默有关中外对于“中国形象”存在严重差异的基本判断。

2010年7月22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推出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1]。该调查显示，7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总的来说喜欢中国”。相较于2005年的数据（68%），显然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受欢迎的。但根据皮尤中心在其他23个国家所做的类似调查，仅仅7个国家的多数民众对中国持乐观态度。同时，根据现有的数据趋势，在21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有所下降，10个国家基本维持不变，而仅有两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有所上升。

类似的认知差距在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上也有所体现。在中国，有83%的民众认为政府的外交政策“考虑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在世界范围内仅仅30%的民众持相同观点。更加有趣的是，58%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或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而在中国以外有43%的人对此表示认同。

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自国门被打开后，中国基本是倾向于选择以强大的“他者”为镜来反观自身。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人先后以欧洲、日本和美国为参照对象，从器物、科学技术以及中国的国民性、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传统等等层面剖析自身之不足。中国人的自画像，也一直在更新。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描述了中国的“神秘”、宋美龄反思中国人的弱点、鲁迅面对国人，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也写道：“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王芸生在1946年8月2日在《大公报》以“欧洲这面镜子”为题，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与欧洲的民主自由宪政理念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而在今天，这种以强者为镜来审视自身仍然在继续着，在日本在地震时，中国人感叹日本国民之素质和媒体的专业精神，在美国生产出《阿凡达》时，中国人更坚定了创新决心。

雷默在调查中发现这一现象，他比较了1997年与2005年进行的两次调查数据，受访者都来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在自填问卷式调查中，受访者回答的问题是：“下面哪些形容词更符合中国的特征？”调查者让受访者给每个词语打分，从1-100，100分表示该词最贴切地反映了国家特征。调查发现，1997年，中国人觉得“傲慢自大”、“难以亲近”、“与众不同”、“顽固刻板”这些词最符合中国特质；而到2005年，人们选择的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5年中国人选择“值得信赖”、“充满活力”“亲切友好”、“声望渐高”、“脚踏实地”以及“趋于大众化”这些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国家了。当年受访者选用的“难以亲近”一词几乎不再有人选用了。（乔舒亚，2008：p16-17）

用几乎与此同时进行的海外调查数据与中国国内调查的数据比较，雷默发现，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与其他国家民众的认识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乔舒亚，2008：p21）。他说：“其他国家并不是这么看待中国的――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观念落后于中国自我认识的更新。他们看到了2004年或2005年的中国，却将其视为1997年或1947年，甚至是1847年的中国。”（乔舒亚，2008：p17）

二、中国形象认知困境的缘由探究

自古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存在着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一种是浪漫高雅而令人羡慕的中国。中国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因为社会太平、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们的一个理想来源；一种是落后愚昧而令其鄙视的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成为军事脆弱、文化落后、社会野蛮的代名词。这一认知定势，至今未变。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发现，在美国人脑海中，中国具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哈罗德，1999：p77-78）通过各类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对中国进行负面评价的，多是西方发达的国家，如英、法、德、美、意等[2]。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感受到中国一直在变化，大多数的中国人更是认为近30年来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极为迅猛。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领导人更是一再强调中国的进步，强调“和平发展”的战略。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评论仍然是以负面为主，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霸权企图》、《中国的傲慢》之类的著作，一再强调“中国威胁论”、“黄祸”等等，个中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大体包括如下几方面：

1.西方主流传媒的负面报道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相对高调进入国际社会以来，西方主要通讯社和主流媒体，如美联社、路透社、CNN、B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近年来都增加了对中国的报道，一些评论、深度报道和分析性报道对西方民众甚至是决策层有较大的影响。

西方媒体向来以第四权自诩，以监督批评为主要模式，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之必须。所以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有份量的文章多半是批评揭露报道。比如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几乎没有中国所谓的正面宣传性的东西，多是批评揭露性的东西。这种媒体报道模式，使得美国人多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对2000年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一项追踪研究显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1635条报道中，正面报道仅为394条，占报道总数的26%，而负面报道高达1214条，占报道总数的74%，特别是关于台湾、人权和外交三个方面的报道达932条，占报道总数的56%。（赵雅文，2007）（见下表）

20世纪迈阿密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ArielC.Armony博士在《中国季刊》的拉丁美洲特辑中撰文，通过研究哥伦比亚的两份主要媒体――右倾的《时代报》和左倾的《观察家报》――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哥伦比亚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他发现中国呈现出二元的公众形象：既是带来蓬勃机遇的贸易合作伙伴，又是国际视野中充满争议的角色。两份报纸对中国的负面评论仍然多于正面描述：报道中持明确批判立场的占39%，正面描述则占27%。具体来看，经济方面的正面报道多于负面报道，且《观察家报》比《时代报》的批判意识更强，大多针对中国国内的劳工待遇提出质疑。《时代报》对于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对环境议题的影响更为关注，特别是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的态度；《观察家报》则更为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措辞也更为严厉。有趣的是，两份报纸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正面态度，但并不建议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刘冉）

90年代中后期，李希光、刘康等人认为西方传媒对中国进行了妖魔化报道，提出了“妖魔化”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媒体通过负面的报道形式，建构了一个多少有些邪恶的中国形象：控制言论自由、严格的网络管制、防火墙、电子邮监控、政治迫害、洗脑、贩卖和屠杀女婴、宗教不自由、侵害知识产权、腐败、严重的人权……等等。是以有学者提出，西方媒体存在妖魔化中国的现象。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作者还引用了一位名叫马修・多林的英国人在互联网上发出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说，英国广播公司“BBC只对诬蔑中国感兴趣……BBC的路线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给中国抹黑，否则就别提中国。’”（李希光、刘康，1996：p135）李希光认为，美国传媒妖魔化中国主要服务于以下目的：（l）为全球西化服务，制造全球西化的舆论一律的窒息空气；（2）使中国“南斯拉夫化”、“阿尔巴尼亚化”，甚至“阿富汗化”，彻底搞垮和分裂中国；（3）为全球霸权服务；（4）让美国公众脑海里充满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5）在公众中煽动仇华情绪；（6）影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7）联合美国国内各界势力与中国作对；（8）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9）阻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扩大中国具有西方思想的队伍；（11）利用国问题整顿美国的政党；（12）重新回到麦卡锡迫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