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传播研究的媒介学转向――评德布雷的《普通媒介学教程》

提要：媒介学的价值在于“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通过简单的事实建立起不曾存在的联系”。这正是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学术想象力”，亦是时下的传播学研究十分匮乏的。因而，传播学的研究迫切需要完成这样一个媒介学转向。

在图像为王、大数据和可视化时代，纯文字的叙述是否还能“以理服人”，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与图像和数字对抗？这显然是一个媒介学问题。从逻各斯域到文字域再到图像域，媒介形态的演进如何主导并更新人们的观念？法国学者德布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社会思想的物理学”

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德布雷提出创建一门新学科――媒介学的框架。在他看来，媒介是重要的。“精神只有通过在一个可感知的物质性（话语、文字、图像）中获得实体，通过沉淀于一个载体之上才能作用于另一个人。没有这种客观化或发表，任何思想都不能成为事件，也不能产生俘获力或抵消力的作用。”当然，某种观念形成的途径和手段也是众多知识学科的研究对象，但这些思想所附属的常规条件常常被思想家认为是思想之外的东西而被忽视。在德布雷看来，载体和思想及文本本身是紧密结合、不可割裂的。媒介学就是要考察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中媒介的功能性作用，它提供了一种综合性、整体性视角，也被德布雷称之为“社会思想的物理学”。

由此可见，德布雷所讲的媒介及媒介学和我们熟知的“大众媒体学”有很大差别，其范围要大得多。他笔下的媒介包罗万象：文字、图像、仪式、组织及物质技术载体等都是媒介。

因此，媒介学也成为一种“媒介化的学问”，一种探讨社会意识及其物质技术载体之间关系的学问。事实上，早在德布雷1979年出版的《法国的知识权力》一书中，他就提出了“媒介学”的概念，指一种研究文化技术和文化体制的媒介化的理论；在其后出版的《普通媒介学教程》、《媒介学引论》等著作中，他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阐释。

一门“来自远方”的跨学科

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德布雷显然把“媒介学”这一学科的发明权归诸自己，但他也没有忘记前人的贡献。从他著作的旁征博引中可以看出，这些“前人”涉及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杰出学者。

在德布雷看来，这些先驱从未提出媒介学的概念，但都在“不知情”中从事了媒介学研究。德布雷不仅与不同领域学者展开对话，也毫不讳言要对其有所超越，媒介学就是要在不同学科的交叉路口整合出一门新的学问。比如，他重新阐释了社会学家孔德对三个时代的划分，并从媒介学的角度区分了“三状态法则”。再如，他将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的“什么是主权，有多少种类，如何获得它，如何保管它，如何失去它”这一问题，转换成媒介学问题“什么是传递，有多少种类”或者“什么是中介，有多少种类”，从而将政治学转化为政治媒介学。

不过，德布雷对麦克卢汉却青睐有加，对他的继承也十分明显。两者在语言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如旁征博引加充满隐喻的文学化叙述，这一方面增加了文本的魅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但比之作为一位文学教授的麦克卢汉片断式、预言式的论述，作为一个“典型的把政治、哲学和艺术融为一体的拉丁文化风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德布雷的研究更具历史视野，其对理论的演绎与归纳比麦克卢汉更为系统。

在笔者看来，德布雷渴望如施拉姆建立传播学那样，建立起一门“媒介学”。尽管他未明言，并一再强调这只是“一种知识的好奇，一个探索的领域，一类思想的派别，一组被分享的提问”，但不难看出，媒介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潜力。作为一门“来自远方”的跨学科，它桥接了艺术学、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门类，研究媒介学需要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多学科的知识。德布雷的媒介学思想，无疑将拓宽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和想象空间。

提供“以小见大”的学术想象力

如果说德布雷的媒介学框架尚不够清晰明了，那么作为一种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媒介学则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德布雷说，媒介学的价值在于“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通过简单的事实建立起不曾存在的联系”。这正是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学术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在时下的传播学研究中十分匮乏。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学的提问多从小处开始，因此他把媒介学学者比喻为“一只狗”，“它得意于盯着地面，在角落中嗅到线索”。媒介学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观察社会历史脉络的方法：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在德布雷看来，人类媒介演进的历史，是媒介域不断更替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可视化的历史：图像代替了文字，视频代替了图像。这一逻辑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了“我看见，所以我相信”，图像的可视化变成了唯一的存在和真实。在三种媒介域中，德布雷无疑是偏爱文字的，这本身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坚守。不过这种坚守恐怕难以阻挡图像逻辑向学术研究领域的渗透和蔓延。文字不敌图像，思想不敌数据，历史不敌现实，“视觉导向”的研究正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法则。事实上，大多数人只研究看得见的东西，回避和忽视那些消失了的或者隐而不彰的东西。这一点恰恰是德布雷提醒我们要加以注意的。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学学者需要克服的就是这样一种“短视”或视而不见，而要致力于找寻视像后面被遮蔽的东西，甚至是“为不可见的事物辩护”。

德布雷以媒介为中心的观察视角，恰恰抓住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所在，并帮助我们把传播的历史维度、跨学科维度重新寻找回来。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今天，传播学研究亦日趋功利和狭隘，因此引入媒介学视角便更显难能可贵。在笔者看来，传播学的研究迫切需要完成这样一个媒介学转向。用德布雷的话说，即要从碎片的即时的“传播”（communication）研究走向传递（transmission）的研究，只有对传递（或译为传承）的研究才能使我们获得更为宽广的学术视角。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