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娜、赵月枝：不做自我异化的学术―― 访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

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相传苏格拉底一直将其奉为人生箴言，并依此为希腊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而这句话也成为继苏格拉底之后，一直贯穿西方哲学发展的主题：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你自己”的历史。

这本是一个古老且遥远的话题，却不知为何在我做完对赵月枝教授的访谈之后盘旋不去。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对话中，这位身份多元的华裔传播学者展现了惊人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鲜明的话语主导意识，她敏锐地拿捏着自己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话语角色，从始至终，她的语言表达都流露出了与她的学术研究极为相似的风格：敏感、警觉、执着、透彻，或许还有着她未尝愿意承认的――强势。而在她侃侃而谈的背后，似乎还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识在贯穿始终，那就是她对于主体性问题的一针见血。赵月枝说：“整个学术不就是主体性和人的问题吗？批判者只有把自己的主体放在里面才能做到完全彻底的批判。如果你的学术都不敢碰自己的生活，那么难道不是一种异化吗？”

“我的世俗人格和学术人格是一致的”

不同于那种将“个人生活体验与学术分开的中产阶级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赵月枝笃信“个人因素与学术研究的相互构建关系”，这也让人们在她的不同文章中看到了她毫不避讳的家庭出身：因饥饿而死的外祖父，身为农民的父母，绝望自杀的表妹，少年打工而落下腰疾的弟弟，“留守儿童”的外甥和对儿子无限歉疚的妹妹，以及改革开放后作为中国留学和人才政策的受益者与跨国知识精英一员的自己……赵月枝说:“当其他人把他们学术的阶级立场隐去，把资产阶级的知识立场当作普世立场的时候，我偏偏要把我的知识立场亮出来。我这样做，一部分是出于无奈和对知识霸权构建的警觉；第二是出于批判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自觉；第三，我想说明我的世俗人格和学术人格是一致的，所以我很坦然。”

正如赵月枝所言，每个主体都是被生活过程所构建的，然而很多研究却在隐去的主体性中掩盖着知识生产中的权利关系，于是话语霸权轻易地产生。不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能从自己的经历里出发，就不配声称在公共领域占一席之地。因此，你要有能力去反思和超越自己，这就首先需要把自己言说清楚”。

在学术与生活之间，赵月枝继续袒露着身为学者的赤诚：“有人同情我太累，说我太把学术当真了，说我不知道生活和学术的分野。我知道生活有生活的逻辑、学术有学术的逻辑，但我的学术情怀和我的生活理念是一致的。当你的工作让你去说谎，而你在生活中却可以照旧，这实际上是很可怕的，我宁愿相信我的人格跟我的抱负是不能分裂的。”

关于赵月枝在学术与生活上的纯粹，黄卫星曾经在《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建构》一文中这样写道：面对她自己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阶层到跨国知识精英阶层的经历，面对无法招架的学术邀请和中外学者希望调用她的学术资源的各种请求，面对来自家人和朋友的各种求助要求，面对自己几乎沦为学术“奴隶”的既劳累又快乐的生活状态……她调侃说，现在终于从个人生活层面明白了《红色娘子军》中那句著名的台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乎，面对我的来访，这位爽直的学者同样单刀直入：“我甚至可以理解你来找我，也是为了完成你的学术，从这个角度上讲你是带有工具目的的。但如果我们谈的是学术的共同理想，我既满足了你的学术目的，也满足了我希望把自己的批判学术跟你分享的目的，那么这个功利便和抱负是一致的。或者如果今天我的谈话影响了你，使你对批判学术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我的学术生命在你的学术生命中有哪怕百分之零点几的延续，那么我也就值得了。”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在他的名著《正义论》中这样说道：“永恒的观点不是一个从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产生的观点，也不是一个超越存在物的观点，毋宁说它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和情感形式。心灵的纯洁，如果一个人能得到它的话，也许将看清这一切，并且将根据这种观点把一切做得轻松自如。”或许，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标准也恰恰应和了赵月枝对自己世俗人格与学术人格关系的定位，尽管理想主义有时仅仅被作为一种追求现实的方向，但大多数时候，谁又能不向这种“心灵的纯洁”致以敬意呢？

“我的知识反哺面临着污名化”

赵月枝的学术话语总是弥漫着一种深思熟虑的警觉，“我文章中的修饰定语很多，因为它是一种更严谨、更准确和更具逻辑关系的表述，我是为了防止被简单化的解读，实际上这也是被‘妖魔化’给练出来的”。正如她所说的，她有自己的苦恼：“我的知识反哺面临着污名化、简单化的障碍，我现在就缺真正批判我的学术对手。”

这确实不是矫情，在赵月枝几次三番所提到的“污名化”一词的背后，是她面对国内学术场域的某些无奈：“首先我是农民出身，没有知识分子血统。第二，我的学术跟别人不一样，我搅了别人的‘清梦’。第三，在一个男权主宰的学术界，我还是一个刚性十足的女学者。知识场也是权力场、名利场。公共领域为了利益和偏见党同伐异，有时没有什么学术标准可言了。污名化作为一种手段，已经开始了赤手空拳的肉搏。所以呢，出于性别，出于阶级，出于学术立场，我和我的批判学术成了某些人污名化和八卦的对象。”谈到这里，赵月枝略显激动：“曾几何时，身份论被认为是极左思维，而现在偏偏有些人，一方面批判极左，一方面自己的思维又是如此僵化，用简单的阶级决定论来看待我的身份和学术立场：你已在西方过上了资产阶级生活，有什么资格回来谈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学术？”赵月枝说：“我每次回来都告诉自己，不为谣言所扰，但就是有人颠倒黑白，把我的观点反着读，以迎合他们自己的观点。”而更让赵月枝哭笑不得的是，“一方面，有学者把我污名化为‘只批市场不批国家’；另一方面，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反而又被国家‘截流’了。所以这倒是形成了一个无意之间的合流。如果自己不去解读我的文章，而只是把别人的误读拿过来问我，我会觉得是对我的不尊重”。

回顾这些年回国工作的经历，赵月枝谈到了她因为不被理解而产生巨大压力的两次“情感爆棚”，一次是在杭州西湖边的号啕大哭，一次是在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前的痛苦流泪。赵月枝直言，有好心人曾向她转达过别人对她的质疑，“都去了加拿大了，还回来做什么？”而与此相关的各种猜忌和流言，让“污名”这个来源于古希腊社会和基督教传统的词语带给了关注“系统世界”构建的赵月枝更多的敏感与警觉。

“即便如此，我永远抱着一种可以相交的、开放的态度，尽我的一切去争取对话，而不是去树敌。但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有些情感终究是自己要面对的。”赵月枝的话耐人寻味。

“国内的学术场域对我很有吸引力”

2009年，赵月枝受聘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这使得她每年有更多的理由和更好的条件在国内从事学术活动。赵月枝说，她现在满腔热情地在国内，除了作为华语传播学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主要就是冲着这里有很多人愿意与她对话。她强调，对在国内学术圈得到的滋养、灵感、支持和理解，她是非常感念的，而这也正是她的重要学术动力所在。

“我觉得国内这个学术场域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最近十年，我认识了一些让我非常佩服的、有理想有追求的学者。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学术共同体，不仅是在传播学领域，也在思想界和整个学术界。一个是同龄人里面有一批对学术有严肃追求的志同道合者，另一个是有不少喜欢跟我交流的年轻学者，比如你。”赵月枝笑言。

无论是授课、讲座、暑期班培训，还是成立工作坊、设立学术论坛、参加学术会议，赵月枝兢兢业业地完成着她所能做的分内分外事。她几次认真地强调，“我愿意回国内来做很踏实的工作”，“我真的是来脚踏实地做我的学术的”，而她也的确为这一初衷付出了坚实的努力。

“最早给黄旦老师‘黄埔一期’（第一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暑期学校）讲课的时候，我是上下午连讲了三天。中午、晚上还有学生跟我一起吃饭，直接就又把论文提纲给我看了。有一次讲完课程去我妹妹那儿，吃了很多高蛋白的东西，结果体力消耗到根本不能承受，进了医院急诊。还有一次我去复旦讲课，因为对方组织得比较晚，我是临时把行李寄存在首都机场，人直接去了上海，讲完后再回到北京做该做的事。”赵月枝说，“我也不想把自己说成多么献身学术，但是我每次回来是有非常高的学术热情的。”

在众多志同道合者之中，赵月枝对复旦大学吕新雨的钦佩敬服溢于言表。“我们传播学跟社会科学界、跟思想界是没有对话的，大多数时候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自言自语，而新雨是我们当中不多的能与外界对话的人，在我参加过的一次国外顶级学术论坛上，她是国内传播学界唯一的代表。她对于知识共同体的追求非常真诚。”赵月枝在谈及吕新雨的时候有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惺惺相惜之感，“我一直倡导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相结合，正是因为注重客体和主体二者融合的框架，这也可以理解我和新雨的合作，我从某种角度可以被认为是关注客体结构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