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 方惠：2014年传播学十大观点

【内容提要】 文章以2014年中文新闻传播期刊中传播学方向的论文为基础，总结了2014年传播学十大观点。这十大观点涉及新媒体与社会分层，新媒体对时空感、社会运动的影响，传播思想史研究，大众媒介与集体记忆，灾难传播，欧美传播研究中新兴的“媒介化”范式，新闻记者自我职业认知的新图景等等。这些中国传播学的前沿研究，反映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议题与成果。

【关 键 词】传播学研究/2014年十大观点

本文主要筛选并分析了2014年发表在国内(包括港台)传播学权威期刊中的数百篇文章和出版的相关图书，从中遴选出十大新话题和新观点。这些论述有的回应了传播学的新话题，有的提出了新论点与新概念，有的对未来研究规划了新方向，共同之处在于其兼具独创性与规范性，具有理论意义，对于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新媒体与移民社区

2014年3月，丁未历时5年，以深圳石厦村攸县籍的哥村为研究田野的著作《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出版。李金铨在序言中认为：“《流动的家园》是传播社会学的杰作，出版后将为华文文献建立一块里程碑。”本书综合采用了质化(参与观察、个体访谈)和量化(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作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之基本构件的社会关系(包括城乡之间的和农民工内部的)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中特别关注新媒体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实践对石厦村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丁未认为，作为全球化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深圳同时也呈现了网络社会在权力、资源运作中存在的矛盾与悖论，即“全球联结但又地方割裂”。而信息技术并未带来社会的民主和平等，其后果可能加剧了地方空间的阶层分化、社会断裂和文化隔阂。[1]丁未通过芝加哥学派风格的城市社区研究，展现出信息技术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结合之后产生的复杂后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新媒体的社会影响。

二、社会运动与网络事件研究

有研究认为，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同时拥有工业化和自反性现代化的特征，即贝克所说的“压缩的现代化”，因而中国的风险问题展现出比西方社会更大的复杂性，“这种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2]这些风险集中表现在层出不穷的社会运动中。2014年对于社会运动和网络事件的研究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钟智锦与曾繁旭搜罗了2002年至2012年的182个重要网络事件，从事件发生诱因、表现和结局等角度，分析了10年来网络事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网络媒体在10年里承担了社会监督者和公民倡导者的重要角色，而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成为网络事件的主要诱因，同时，数字鸿沟的差异也带来了公民行动的差异。网络行动以非暴力形式为主，大多数能够促使利益诉求得到满足，但只有少量网络事件会对社会制度带来深远影响。[3]

夏雨禾以2010年以来35个主体样本在39起突发事件中发布的4985个消息样本为基础，对突发事件微博舆论的分布格局、运作机理及变化趋势等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传播语境变迁背景下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具有基因重组性质的深刻“转型”，其中微博特有的关系网络建构方式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情境、主体及其发布的消息等要素之间存在互为建构的关系，突发事件微博舆论呈现出非均质化动态分布的特征。由于突发事件的舆论触发机制和解读模式的不同，突发事件和微博舆论之间已经裂变为集聚关系模式、辐射关系模式和变异关系模式等3种基本关系模式。[4]

周裕琼等通过田野调查、深入访谈、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研究了乌坎事件中的抗争性话语、策略性框架和框架化机制。他们发现，乌坎村民在独特的传播生态场中建构了有力的策略性框架，成功完成了内部动员，吸引了媒体的密集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媒体的报道框架。乌坎村民的“依势博弈”以及借助信息传播技术进行赋权实践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权。[5]

夏倩芳与袁光锋围绕“媒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这两条线索探讨了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中的“机会结构”问题。研究认为，“国家”分化而成的多元权力主体是影响媒体报道的重要力量，而媒体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下降。“条”“块”结合的媒体管理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与中央、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能够“联合”起来对冲突性议题的传播进行控制，媒体的报道空间日益逼仄。尽管如此，媒体也发展出自己的行动与话语策略，包括争取脱离与属地权力体系的连通、“用合作换取自主”、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等。虽在各种严密的控制下，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依然有一些机会，但从长远看，这样的机会结构并不利于国家治理和风险化解。[6]

三、从知识沟到知识生产沟

1970年，Tichenor等人提出了“知沟假设”，认为当大众媒体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不断增加时，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比地位较低的个体获取这些信息的速度更快，因而导致他们之间的知识沟逐渐扩大而不是缩小。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大众媒体时代向新媒体时代的变迁，这一理论假设面临概念上的转向。2009年，韦路通过分析美国博客空间中的知识霸权，重提Rakow在20多年前“知识沟假设应该改该写成知识生产沟”的呼吁，从而将经典的知识沟假设从知识获取沟延伸到知识生产沟。[7]2014年的文章中，韦路等通过对日本核危机期间我国新浪微博用户发言的内容分析，探讨了微博空间的知识生产沟问题，发现即使在微博这种信息生产门槛较低的社交网络空间，知识生产沟的现象依然存在。对参与式的民主政治而言，积极的知识生产比消极的知识获取更加重要，知识生产差异代表了一种更加深层的社会不均与权力失衡。[8]

周裕琼则将视野转到数字沟的微观层面，即深圳地区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代际鸿沟。通过对200个家庭中亲代和子代共计4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与配对比较发现，亲子两代在新媒体的采纳与使用上都存在显著差距，子女对于父母的文化反哺显著多于文化哺育，而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双方所感知到的亲子关系越和谐，且父母也越能够尊重子女。周裕琼认为，文化反哺是急剧变迁给中国人带来的独特心理体验，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革家庭结构的难得机遇。[9]

四、大众媒体与集体记忆

关于记忆的社会学研究肇始于涂尔干，其弟子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将记忆从生物学中解放出来。尽管集体记忆在很长时间内被人遗忘，但近些年却呈现出逐渐升温的趋势。如今的记忆研究仍是一个处在多学科十字路口的领域，而媒介和记忆有着天然的亲近性，正如泽利泽所说，在现代社会中，过去的故事都会成为媒体选择呈现出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媒体记忆最终会成为自己的记忆。而那些没有在媒体中呈现的，则会被掩埋甚至消除于历史和记忆之中。[10]

对于中国而言，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研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李红涛、黄顺铭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分析了1949年至2012年《人民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研究发现，《人民日报》的报道随着岁月流逝呈现出“纪念化”的趋势，这套叙事仍缺乏最为核心的一部分：对于“受害者”的呈现。论文认为，“耻化”叙事的建构思路无法为南京大屠杀发展出特定的叙事，也未能为替代性的叙事方式留下空间。[11]这或许也为南京大屠杀和犹太大屠杀的地位悬殊的原因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

张志安等考察了2003年至2013年10年间中国新闻界对于孙志刚案的集体记忆。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媒体之间、首发媒体与其他媒体之间、媒体组织和记者个体之间的框架和记忆都存在明显差异和分歧。这既体现了中国新闻界阐释社群内部不同的身份认同，也反映了新闻社群内部对新闻权威的各自定义和激烈争夺。论文以此为例，认为中国新闻界缺乏共同的集体记忆，真正具有“共同体”特征的新闻阐释社群尚未形成。[12]

周海燕则从宏观视角梳理了当下媒介与记忆研究的基本面向和研究热点，认为传播学目前的研究之所以难以和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相抗衡，在于现有的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局限，对文本个案和单独历史事件的解读缺乏更为宏观的历史观、社会观观照，导致其始终处于主流社会学和历史学理论之外。她指出，中国传播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应改变以往以通过个案研究来诠释或验证既有理论为主的状态，而力求扎根于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13]

五、传播与时空感知

关于大众传播带来的时间与空间感知问题，一直以来研究不断，尤其当互联网以无孔不入的姿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类研究更具现实意义。陈力丹等认为，新媒体技术的多种特性造成了时空紧张感的形成：“瞬息即变的变化”造成传播的分散化和时空的断裂，移动互联情境下的“在场的缺席”，进一步打破了日常的时空序列，终端载体所依赖的“接口”和“界面”，限制了信息接收的时空习惯，各类应用软件的“收藏/标记”功能制造了缓解时空紧张的假象等。同时，现代性经验和后现代社会的转型烙印，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时空感知。媒介素养在当下显得必要且迫切，新媒体使用者应当警惕技术的异化，提升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的驾驭能力。[14]

六、传播思想史：史前史与芝加哥学派

传播思想史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之一。一般认为中国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始于1978年，这一判断是基于施拉姆所定义的狭义的传播学和以新闻学为唯一研究主体的封闭思维的结果。刘海龙通过对一些被传播学界熟视无睹的史料的解读，提出在20世纪初期中国就已通过两个传统――社会学芝加哥传统和新闻学传统引进了西方的传播观念，只不过没有用当前的“传播”二字，而使用了“交通”一词；这一时期本土的学者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始了传播研究，这个传统由于中国社会的多舛命运而断裂。当下传播学者对20世纪初中国传播研究的集体失忆，既有体制角度的刻意为之，也与学科建制的变迁有关。这一重新发现又可以为今天思考传播学的研究方向提供新的想象空间。[15]

作为传播学的奠基流派之一，芝加哥学派因其理论对当下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学界焕发着生命力。单波等从哲学的经验论出发，回顾了帕克所建构的“边缘人”概念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16]孙藜从新闻作为知识的视角，对杜威早期筹办《思想新闻》所表述的新闻理念进行了历史分析。“有机知识”的新闻观是杜威创办《思想新闻》的重要思想来源，承载着他建立“伟大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尽管《思想新闻》最后夭折，但杜威“有机知识”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于当下西方主流新闻业中，连同周边实践者，不得不正视并改进自身所存在着的问题。[17]

杜威与李普曼之争在詹姆斯•凯瑞的笔下，多少被赋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这种做法遭到了胡翼青等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凯瑞通过“杜威―李普曼”之争的书写，重新建构了杜威和与之相关的芝加哥学派，这种学术史背后自有其意识形态：一是为文化研究寻找本土化的登陆点；二是为美国文化研究确立公民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为一个跨文化传递过来的思想找到本土的意识形态支持。但作者认为这种建构本身是漏洞百出的，也并没有在美国传播学界得到广泛认可。美国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因与美国当下的政治与学术制度相捆绑，而变得难以战胜。[18]

近年来专注于媒介人类学的郭建斌认为，目前传播研究中对“媒介事件”“仪式”“媒介仪式”“仪式观”等概念在使用上有极大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