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传媒的被控制与传媒的控制

插上传媒的翅膀，美伊战争成为一场全球性的梦魇。呼啸而过的炮弹，失望无助的眼神，断壁残垣的战场，血肉模糊的尸体，还有军事问题专家夜以继日的评论分析，不断滚动播出的前线消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观看一场遥远战争的直播就好像观摩眼皮底下的一场时装秀，两军厮杀犹如水晶缸里两条鱼的争斗游戏，甚或遥远的古罗马竞技场上角斗士的表演。可以说，战争的许多环节都是在人们的注视中完成的，人们对战争的感知也是通过传媒来完成的。

传媒是一把双刃剑，镜头和笔尖直接引导了民众对这场战争的了解，同时，战争的鲜血和恐怖又产生另一种“背后一刀”的作用。在传媒双刃剑的考验下，战地记者们面临着职业道德的拷问，一方面要遵守政治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要遵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的直接结果是，人们对战争中传媒公信力的怀疑。参加过一九八二年英阿马岛之战报道的英国记者马科斯・黑斯廷斯坦言：“没有哪个英国记者在自己的国家处于战时还能保持中立。”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哈林的话更是一语中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未免太天真了。”

下面摘录几篇关于美伊战争新闻，以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传媒双刃剑的意义：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三月三十一日解雇了曾因在越战和海湾战争期间的出色报道而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著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同一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也证实，美军已经取消美国福克斯新闻网（ＦｏｘＮｅｗｓ）知名战地记者捷拉尔多・里韦拉的随军报道资格。这些迹象表明，美军已经意识到媒体报道对战局的不利影响，开始加强对新闻报道的审查和管制。

（参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３－０４／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１７３６３．ｈｔｍ）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基调有明显的不同。诸如福克斯新闻网等有线电视网，有关伊拉克战事的报道充满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支持政府的腔调，如果有人提出批评，几乎会被当成卖国贼。如果美军凭借强大优势逐渐扭转战场上不利局面，迫于布什政府巨大压力的美国媒体，还是会跟上布什的“步伐”。

（参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３－０４／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１７３６３．ｈｔｍ）

开战以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可谓是出尽了风头，随着一次次独家新闻的播出，美英联军宣扬的“旗开得胜、势如破竹”转眼间就“灰飞烟灭”，相反倒是不断有精确制导炸弹投进自由市场、农夫用猎枪打下“阿帕奇”、失去父母的孤儿号啕大哭、伊拉克平民痛骂美国等让联军很没面子的画面报道相继出炉。这些节目一播出，立即引起了美、英两国政府和军队的强烈反应。五角大楼的主人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伊拉克审问战俘和拍摄美军士兵尸体的录像带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关于对待战俘的条款。他还表示，半岛台“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媒体，它显然是伊拉克的宣传工具”。

（参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３－０４／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１７３５７．ｈｔｍ）

四月八日，美军在巴格达同时向新闻界开火，各国记者聚集的巴勒斯坦饭店遭到美军炮火袭击，及时向阿拉伯地区乃至全世界直播巴格达真实状况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电视台遭到了“精确误炸”，伊拉克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中断了正常的播出。

（参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３－０４／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鄄８２９１１８．ｈｔｍ）

以上关于传媒看似相互矛盾的报道，解释了两个问题：“传媒的被控制”与“传媒的控制”。传媒的被控制，是指国家对传媒的控制；传媒的控制，指的是传媒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工具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对传媒的控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传媒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而已。

必须承认，宣传政府当局的决策以及灌输某种符合政府需要的意识形态是传媒的重心之一，这从美英两国媒体对美伊战争的所谓“正面”报道，并由此延伸出的政府要员、资深评论员等对伊拉克政府及萨达姆政权的“全面”评论和分析中可见一斑。

促使传媒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上层精英把持着媒体、舆论导向及其传播渠道。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里，影响力较大的传媒组织的领导委员会，通常被财团和银行的董事所控制，新闻媒体因此也被纳入了公司团体的价值体系。ＡＯＬ时代华纳公司是由ＡＯＬ与时代华纳二○○○年合并后组成的媒体巨人。时代华纳公司曾是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旗下有ＣＮＮ、ＴＮＴ、卡通等电视台，多家著名的杂志、报纸、出版社以及网站，在音乐、电影和有线电视等领域也具有极其强大的竞争力；而一九八五年成立的ＡＯＬ（美国在线）在合并前是世界最大的ＩＳＰ（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公司，拥有超过二千二百万用户。这些有控制力的集团拥有显赫的地位和大量的财富，并在社会的关键位置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制定公司的总体目标，挑选高级管理人员，充分发挥了这个关键位置的权势。

少数精英把持传媒之后，强烈地诱导着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如美国精英们就通过传媒对美国社会及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年轻时，美国人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了上课的时间；成年后，美国人有一半的闲暇花费在看电视上。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他们是通过电视获得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的“新闻”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电视是“最可靠的”通讯媒体。其结果可想而知，是传媒制造了世界的景象，所有的信息、意见和想像都首先被精英们“过滤”，然后再传送给普通大众。如美国的普通民众，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对中国所知有限，对中国见解多来自主流媒体和一些研究机构。举例来说，如果《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攻击中国计划生育的文章，就会成为美国议员的知识来源，他就根据这篇报道发表谈话，这个谈话又被他所在的地方报纸登出来，进一步形成美国的“民意”。

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精英并没有放松对传媒的控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１５０页）。毫无疑问，诸如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是完全受他们的控制。传媒的功能即是在国家上层精英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说到底，大众传媒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这种操纵和控制是通过对传媒内容、传媒使用的语言的规范化和传播过程模式化来实现的。

政府通过对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各主要环节的监控和管理，达到意识形态“大众化”的目的。因为，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不会停留在本本上，而必须灌输到大众的头脑中去，化为实践行动。将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转化为大众能够接受的浅显易懂的道理，传媒的作用不可忽视。传媒通过对内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最终达到意识形态一致化和思想规范化，即最终达到了操纵、控制的目的。 “一致化”和“规范化”，就是个人和社会承认既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并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不过，“服从”并不等于“同意”。但是，恰恰在这种意义上，传媒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威力，即它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渗透进人的心理结构，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从而自愿地愉快地接受这种控制和操纵。

现代传媒在科技的推波助澜之下，能够在瞬间把消息传遍整个文明世界，而且依靠传媒来获取信息资料的趋势正愈演愈烈，故现代传媒有“第三只眼睛”的美称。但问题是这只“眼睛”不受人的大脑的控制，而是由上层精英控制。正是这些精英决定着什么是问题、什么是难题、应该向大众公布什么和隐藏什么。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上真正发生的问题和传媒所报道的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传媒的确为大众的闲聊和政客的辩论设置了话题，但它一方面创造一些话题，另一方面又堵住了一些话题。所以，大众通过传媒这另一只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是与现实错位的。这种错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大众与政府的认识高度一致，从而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化。当然，现代意义上的传媒在发挥政府传声筒的作用时，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外，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并且手段更加隐蔽，影响更加深远。

传媒是一个与公众交换信息和符号的系统，它发挥着娱乐、形象设计的作用，它还帮助人们完成价值、信念及行为的社会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传媒的这些作用和功能自然都是以赢利为前提和目的的。对传媒而言，能够赢利的关键在于有信息卖点，究竟什么样的事件才最具有新闻意义，什么样的新闻才最具有价值（完全是金钱意义上的），才最有可能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些是传媒在诸多因素里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能够引起轰动效应的事件都可以成为新闻”，这一原则的确立，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引发了传媒自身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首当其冲的就是传播内容的世俗化增强。从广播电视到报刊杂志，几乎所有的广播电（视）台都有一个文艺或综艺频道来不断播放流行的影视剧或无休止的娱乐节目，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要花整版的篇幅来详细叙述当红明星的轶闻趣事或生活琐事。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像今天这样为大众提供一个从多个维度体味自己生活空间的机会：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四大传媒，你可以随时随地全面了解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大到国家政务，小到日常生活：一边是国家内阁集体辞职，一边是新一轮的世界小姐评选开始；哪个明星出新片了，哪个总理有丑闻了等等，时尚趣味的游离不定，别出心裁的自我表演，影视无节制的集体偷窥欲望，爆炒社会和文艺明星花边新闻，时髦效应主导社会价值的取向，无节制的集体模仿。这些问题已经日益明显，而且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趋势。

二是传媒话语自由度增强。与传统传媒在话语选择权的使用上相比，现代传媒在运用话语选择权时有了更大的空间。话语自由度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可以选择更多的词汇更加丰富地表达意思；另一方面是被选择的词汇具有高度的新鲜性。结果就是原先高度政治化的模式有所弱化，取而代之的则是由一些如“酷”、“爽”、“炫”等流行的、新鲜的辞令所组成的新模式。这种话语显然与某种不断变化的潮流或流行趋势有关。因为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这种话语的时效性也特别突出，它的稍纵即逝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现代社会大众面对传统的割裂，那种无法确定的心态。每一个个体，虽然是生活在当下的，但是却与传统和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传媒利用一种以时空快速跳跃、不断抛弃为特点的话语，打破了人与传统和历史的和谐，使得大众在面对当下与传统时，表现的如同儿童看抽象画不知所画为何物一样。

三是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增强。当社会经济脱离初级工业化阶段以后，伴随着社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的大批量生产，大众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资本积累的问题，而是如何扩大市场把商品销售出去的问题。这时，消费不但成为社会上层精英大力倡导的文化，而且成为社会上层精英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锐利武器。尤其是传媒通过广告，就把这种以消费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推进得淋漓尽致。莱斯理・斯克莱尔在近来发表的《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为。如香烟盒上都打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但是没有哪个香烟生产（厂）商为此而（倒闭）破产。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纸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这就使大众认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消费、消费、再消费。而这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正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大有泛滥的趋势。

现代传媒借助科技的威力，迅速在全球建立起了它的帝国，如前面提到过的ＡＯＬ时代华纳公司，它拥有一系列极具经济价值的品牌，包括ＣＮＮ、Ｎｅｔｓｃａｐｅ、ＨＢＯ、《时代》杂志、时代华纳电缆公司和华纳兄弟公司。目前，ＡＯＬ时代华纳公司收入主要有六大业务：美国在线（ＩＳＰ）、电视和广播部门、有线电视部门、出版、影视娱乐以及音乐。现代传媒的变化进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甚至有人戏称二十一世纪是传媒的世纪，这仅仅是表面上我们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更深层次的是传媒的帝国主义导致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疯狂扩张。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所到之处毫无顾忌，其原因就是它控制了当地的媒体，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广阔的公路上，可以看到的只有路两边耸立的“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广告牌，目的就是要使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接受或认同他们的商品，进而是文化。因此，在传媒消费性外表的掩盖下，隐性文化霸权主义就像一只贪吃的巨鳄，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我们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文明成果。

传媒乍看起来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传媒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马尔库塞曾指出：“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传媒区别开来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９页）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它也是国家权力对群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总之，传媒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