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

【摘要】全球化的终极是什么？西方国家的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得出建立世界共和国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一种折光。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证了全球化的进程，主张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先进生产力和市场全球化必然导致这种结果。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传播引导世界人民熟悉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选择先进的文化范式，传播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实现。

【关键词】全球化；世界共和国；传播架构

近几年，关于全球化的议题扩展到各个领域，讨论十分热烈，经济学和传播学界尤其振奋不已。国内就全球化这个议题发表了种种高见，但“全球化”究竟“化”什么？要化到哪里去？研究的人不多，即使略有涉及，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重评“全球化”概念

人们通常认为，第一个阐述全球化概念的人是加拿大的麦克卢汉，因为他在1962年提出“地球村”的设想。他认为，印刷媒介使人类世界彼此疏远，而电子媒介却使他们更加相互依靠，把世界塑造为“地球村”的形象。电视正在补偿我们，将人类从单个的民族国家变成一个“全球村”（globalvillage）。全球村是指信息的高速传播压缩了广漠的空间，消除了人类视觉和听觉的畛域，地球变得踱步及至那样小了。传播革命改变了人的感官尺度，世界的巨变将从这里开始，但“全球村”不等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它只是全球化的起点。

“全球化”是个政治、经济和传播学概念。第一个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他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首次使用了“全球化”一词，认为人们已不需要谈论“帝国主义”，因为世界正在向全球化社会的方向发展，最能证实这种社会的典型就是美国。美国的传播网络最多，遍及全世界，是未来社会的原型。今后解决世界冲突的外交，战略将不是“大炮外交”，而是“网络外交”，这种模式更加灵活和实用。布热津斯基还设想，在美国国务院之外再开设一个全球事务院，与前者平起平坐。布热津斯基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把美国的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向世界，使不同民族的国家都和美国“化”在一起，消失在它的政治容器里。布热津斯基主张非意识形态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上层人士的观点的实际是以淡化意识形态的手法强化新的意识形态，即不战而胜。起初，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没有赢得西方学界和政界的响应，整个7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议论悄然沉寂。

1980年，美国未来学研究者阿尔温・托夫乐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一书，提出了“全球意识”的概念。他说：“正象第二次浪潮造就一部分人拥有大于地方利益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一样，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团正在形成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叫做‘全球意识”’。③托夫勒为全球意识的出现勾画了三个条件和三种趋势。第一，随着国家本身被迫建立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削弱。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有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这两者加在一起，促使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崩溃，变为较小也较少权威的力量单位。第二，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具备了民族国家本身具有的某些特点――拥有自己的准外交使团和高效的情报机构，没有一个国家能加以治理它。它向跨国通货发展，这种通货不是单一的“世界货币”，而是各种通货或“变相货币”，即以各国货币或商品为基矗它的意识形态不是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全球主义。国家主义过时了。第三，人们还看到跨国行业性组织和政党组织的出现。例如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在谈论组成超越个别国家的“欧洲党”。大约有几千个超政府组织不停地穿越国境线进行活动。假如联合国是“世界组织”，那么这些团体实际上是“第二世界组织”。它们通过联合体、工作组、委员会和非凡工作组不断保持横向联系。所有这些非政府间组织，都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最后，托夫勒预言，当许多穷国正在竭力争取建立一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那些超越工业化的富国，却在削弱，国家的作用贬低了。从经济、政治组织到意识形态，人们都看到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支柱――民族国家，已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毁灭性打击。可以预期，“为了建立能够公正地代表国家消亡前后世界人民新的全球机构，将会因此发生争斗，搞得今后几十年难以安宁。”④托夫勒预言，“全球意识”的终极就是国家消亡的意识，在欧共体和世界组织的迅速发展中似乎正在朦胧地显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渐渐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高潮。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西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在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对世界一体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日益“成为一个合法的知识对象”⑤。全球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活动，动因是多方面的，资本积累、技术革新、国际政治体系的合作，都在推动它的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者开始探讨全球化的维度，从国家制度，经济市场和文化领域阐释全球化的要素。英国学者罗伯特逊认为，全球化趋势的突出特点是，社会结构正在跨国化，经济全球化建构了其物质基础，跨国组织和政治运作及“全球文化”不再是从单一国家的外部与一个更广大的体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从内部与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在以往历史结构中得以发生，但它并不是超历史的，而是生产力、社会阶级和领土的特定历史概念。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这种特定的组合，将国家间的互动变为建构世界社会的动态，走到人类认知和解释的极限。全球化要求熟悉论上的突破，对当代世界一系列关系进行新的理论概括，说明各民族国家现存条件下潜藏的世界性结构和历史运动。⑥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民族国家，可能事实上是跨国性和全球性的，需要从民族国家的联系中解读跨国性和全球性的实质。由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待和研究全球化问题，对全球化的概念和含义有不同的理解。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全球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传播和政治领域，其代表的观点是：

（一）经济全球一体化。德国学者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全球化“最贴切的概念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表现为全球化”。⑦

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写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商品、服务、资本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跨国公司诸如麦当劳、丰田或者西门子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它们的产品。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国界的作用越来越校我们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任何产品。在任何企业之间，每一种工业产品和每一种服务产品都处于面对面的竞争之中。”⑧

（二）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丹尼尔・耶金指出，全球化“就是24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的、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影响力将减弱”。⑨网络传播的世界性增进了各国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神经，也作为政治全球化的“激素”推动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接触和沟通。世界各民族文化正在接近，但不是亨亭顿提出的西方文化一统天下，而是各民族先进文化的互融。

（三）政治上的全球共同体。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奥德弗利德・赫费教授继《理性和法――跨文化法的讨论基石》（1996年第1版，1998年第2版）和《存在跨文化的刑法吗？――一种哲学的探讨》（1999年第1版）之后，又于1999年10月推出了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最新力作《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制度》，提出，全球化要求用法和正义性来代替任意性的强制权力，依据民主方式建立公共强制权力。其基本含义是：适用国家信念和民主信念之上的民主制度用于全球和平的和法的制度，为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提供空间。在这个制度中，借助于经济的、科学的和文化的竞争促使各种社会和个体发展起来，带来巨大的物质、文化和思想的财富。他指出，全球化要反对经济主义，警惕和避免“经济宿命论”，但依然鼓励个体和群体的创造性、自由竞争和经济进步，这需要有一种组织治理的力量，建立一种相对民主的组织，姑且称之为世界共和国。“世界共和国的责任是：反对全球性暴力共同体，支持全球性合作共同体，保护患难共同体。”⑩

到此为止，全球化的概念的最终含义已十分清楚，即建立世界共和国，包括建立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共同体、民主共同体及和平共同体。但这个共和国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内部结构怎样，如何才能实现它，至今还没有见到一语见地的论著。

二、“全球化”是个历史过程

托夫勒和赫费都揭示了“全球化”的终极，即建立世界共和国。但他们没有指出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更没有探索世界共和国的性质。他们的全球化观念只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一种“折光”，阐释的体系仅仅是皮毛的东西，很像一篇呀呀学语的孩提时的作业。

实际上，全球化的终极就是世界大同，但这绝不是在本世纪内就可实现的目标。这种乌托邦不能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遥远趋势。1902年康有为发表《大同书》一文，阐述了“百工之业，皆归公有，人皆平等”的“大同社会”，对这一理想的初步描绘是：“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康有为指出，实现天下大同，第一“人道不可少”；第二，“破国界去国义”。康有为坚信，世界大同是“人心观之，大势所趋，将来所至”，也意识到“需以年岁，行以曲折耳”⑾，这是个艰难的、久远的发展过程。

全球化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在19世纪中期就产生了。早在1847・年，恩格斯不仅提出全球化的问题，而且论证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他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非凡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⑿

全球市场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离不开它，各国人民也由此而走到一起。全球化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质变，各民族国家纳入高度发达的经济整体中，各国人民友好合作、平等交流成为人类的普遍要求。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消灭阶级剥削和欺压、铲除强国对弱国的讹诈，全人类平等享受共同创造的巨额财富，各国人民平等相待，这一理想只能在各国同时取得胜利。因此，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由先进生产力和经济世界性带来财富的巨增和具有全球观念的人形成共识的结果。要达到这一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讳言地认为，人类必须首先接受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首先变为资产者（即有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上述趋势作出了合乎逻辑的推论，预见和揭示了全球化的实质。他们提出，（一）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奔走于全球各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并且天天都在被消灭。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二）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这说明，世界性的意识文化也会越来越接近，会出现被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精神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