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星：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

作为一门跟世界接轨的学科的起步，中国的传播学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因为经济改革的推进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对传播学的要求。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就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双重的现代性问题。这个课题性作为传播学的反思对象是从中国在“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

1982年春天，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学研究所主任的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先生扮演了传播学的信使，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声称，在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应该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合成为一门学科。所有的话语、编辑、扩散活动都和传播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将是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学科。传播理论应该聚合所有主要的人文知识，现代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形式和内涵就在于传播。

这是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受西方传播学的开始。问题在于，当施拉姆这位蜚声世界的传播学教育家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展望传播学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和西方对这个学科的理解差异不仅仅在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表现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应用水平上的距离。

的确，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通过技术上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和信息传播系统的介入已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信息和传播已经成为生产方式的内容，生产方式的演变通过信息处理手段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方式和工作内容的重新组合开始向信息化过渡，转变了工作的性质、就业的资格和整个生产程序当中不同的介入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和传播成为嬗变中的生产体制的行为主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考察出发，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 [1]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殖生出多重传播网络，人员、信息、资本、商品和影像的循环在不断增长，速度越来越快。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较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通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比如货币就是资本主义的媒介，它的本性就是流动和可交换的。

法国传播学家戴拉海（Yves de la HAYE）对这一理论现象进行过专门研究。 [2] 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马恩）在涉及到商品运输技术、信息传递、开发者旅行等等属于传播的问题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考察这些现象所暗示的有关生产、国家、殖民主义、阶级构成、城乡分工、货币流通、价值实现形式、公共安全等等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在戴拉海看来，马恩对“传播问题”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察传播的载体（道路、运河、港口、铁路）和动力手段（蒸汽机、海底电缆、火车机车）有利于商品和人员的交流。而且马恩最后也研究了传递信息的工具，这加速了信息的扩散，并扩大了信息扩散的范围。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唯物主义的传播观，那就是传播问题仅仅在生产和流通之间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传播手段要与生产手段相对应。马恩提出了两个有关传播的问题 ：一个是历史和地理的发展观来看传播如何创造出与封建秩序、封建行会、禁欲主义及其人际关系的断裂条件；一个是在什么经济形式下表达出这些成功的突破。

围绕着对“资本”的逻辑分析，马恩揭示出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 ：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对交换的物质条件的创造成为一个必需的结果，这就是用时间手段来打破空间。这差不多预示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出现的计算机网络传播的时空本性。

戴拉海从解读马恩的传播观点出发，把传播看作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 ：“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一个范畴 ：它传递和构成了生产关系，它维持和加固了生产领域的一般状态和特殊状态。” [3] 而且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出发，传播是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元素，是建构一种人的社会个性的要素，这意味着传播行为本身的利益指向和社会属性。

最初大规模的运用现代的大众传播手段（电报、电话等）是为了构筑常规的信息网络，这离不开资本的直接需要。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戴拉海对传播的定义是 ：“传播是指一个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4] 从而根据《资本论》的历史和逻辑分析考察了传播的社会关系的意义。

在二十世纪中期，加拿大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哈洛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也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传播的社会发展史，把传播放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考察 。 [5] 他认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所有的文明都由知识、思想、习惯、实践、仪式、艺术等。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组织的转化、主体性的新形式和知识的重新组织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

在历史过程当中，建立一种社会平衡总是要对人和传播提出挑战。在产生、传递和接受信息的三个环节当中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因为对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传播的发展刺激文化表象和象征符号的重新组合，繁衍出越来越多的传播情境。人们的注意点就不再放在传播媒介的载体本身，而是扩大到整个传播体制，一个和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操作系统，包括它的游戏规则、策略手段、战略思想和机会赌注。比如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大量出现不但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收视率，而且重新界定信息表现的形式，信息的持有者和接受者的分类问题。再如移动电话、传真、互联网络等新媒介都重新开辟了社会活动中新的游戏规则，分派人们新的社会角色的功能。

每一种新媒介的选择、开发和利用都使信息有一种不同于其它的表现方式。信息活动中的交换不是一个单纯的发送和接受的关系，它们必需有一个界面接触，这是通过媒介的特性表现出来的。互联网络不但方便信息传输，而且使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都处于一个信息传递过程当中，从而改变了工作方式和工作习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跟以前不同。借助电子媒介，出现了看不见的办公室，远距离工作成为现实等等。

信息传播作为一个组织化的要素，贯穿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从蔡伦的造纸到古登堡的印刷，从莫尔斯的电码到盖茨的视窗，传播是发明的矢量，是文化更新和智力运动的催化剂。借助通讯卫星和海底电缆，信息传播技术在不停地沟通和扩散各类信息，连接着无数独立的信息终端。信息传播网是当代社会和人类存在的神经系统，对经济发展、社会协调、管理体制、文化扩散和人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今天的信息传播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而成为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数字图像压缩、高清晰度电视、有线电视、电话电视、卫星电视、交互电视、数据广播、数字音频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因特网、在线业务、视频游戏、虚拟现实、电话、传真、智能网、移动通讯等等传播载体构成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车流。

整个社会的生产、控制和管理系统在被信息传播技术分解，而社会的发展本身正是通过信息传播手段来进行和解，来认同每一个活动的社会主体。作为社会共识基础的价值观允许传播活动中的伙伴之间建立一个共用的参照框架来展开象征交换。不同类型的信息具有不同的社会使用价值，都可以放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空间中作为一种工具化的信息载体。在今天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当中，传播的功能性作用越来越系统化，几乎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手段。

一、传播思想与社会转型

根据控制论的原理来说，一个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熵。而传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扮演一个解放者的角色，抵消所有试图摧毁发展生机并导致社会蜕化的因素，这就赋予传播一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因为可以从技术手段上来推断通过信息传播网络的设置来解决社会发展当中可能提到的问题。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假设，是因为麦克卢汉早在六十年代就把社会定义为传播工艺所施展的对象，他的幻觉是希望通过传播机器的功能来担保社会和谐，产生一种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反应。根据他的“传播是人体延伸”的理论，所有的人体存在（生理、智力、肌肉、神经等）都是物理意义或信息意义上的媒介。这个假说的阐释基础是把人类现象归结为自然科学的推理，从技术角度上去理解似乎是正确的，而从社会角度和智力角度去理解就要大打折扣。

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在于他假定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技术模式拥有足够的理性意图，这实际上暴露出技术理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正如法国著名传播学家米涅教授所指出 ：“悖论在于，事实上传播在社会领域当中的进展是多样化的，总有差异性甚至是明显相对立的方式或者是与传播者的意图相左。它经常出现的面貌好像是统一的，光滑的和反冲突的。” [6]

从今天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现状来看，麦克卢汉的观念失误是因为“ 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态度使他对媒介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冲突和社会有关力量的干预视而不见，也没有考虑到国际经济贸易交换中的分工和不平等关系及其文化表现，更对世界范围内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知识扩张和知识同化的差距现象估计不足（当今世界传播中有65%的信息来自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提出包含现代性的总体模式、行为方式和普遍价值的扩张性传播战略的国家）。

在传播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国际舞台上整体国力的竞争是通过四个主要因素 －军事、传播手段、经济和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这实际上使得国家和民族之间通过传播制度和传播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和调和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随市场经济一体化而缘起的，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性媒体机构所构筑的，国际化传播网络所经营的，视听文化商品的跨国传播和渗透正在软化所有类型的民族抵抗。” [7]

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从传播角度预示了今天的信息传播网络所全力推进的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是与世界接轨的必然方式，但同时也不能回避文化、观念和身份的冲突。

针对电子媒介与新闻事件在全世界范围的同步传播，法国学者维埃约（Paul VIRILIO）指出，不存在世界化，只存在虚像化。通过瞬间性来实现的世界化是时间维度，是唯一的时间，这是时间的专制。如果说历史是丰富的，是因为存在着地方时间。这种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混为一体是对世界关系的瓦解，用真实时间的透视代替了真实空间的透视，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现实的感觉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从来没有信息不带有非信息的东西。从今以后，一种新型的非信息可能会出现，这和自愿的审查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对感觉的窒息，一种对理性的失控。在这个地方，计算机和多媒体给人类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维埃约的观点所要质询的是媒介的逻辑问题，这是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后在大众传播媒介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中心问题。

事实上，没有一个传播现象或传播行为是不涉及到存在于一个社会当中的信息传递逻辑，传播本身从来就不是透明的。传播总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场合的结构当中的一种行为的整合。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信息本身能够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所产生的社会结构。信息的存在方式决不仅仅是信息本身 ：被接受到的信息总是处在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互动关系当中。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传播行动当中，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提取特定的信息作为我们意识当中的表象，并作为支持自己的信念和观念的依据。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维》一书中指出 ：“事实上，通过传播而被社会化的主体将不是没有制度秩序的网络的主体，也不是没有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8]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区分了工具性行为和传播性行为。前者是把手段关联于目的，把技术与目标挂钩，却没有反思目标本身是否合理和公正，从而缺乏一种主体间性，而传播行动却是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行为。从现代理性的角度来思维，传播活动好比是可能的意义和有效性的子宫，始终包含在社会背景当中。

传播是社会存在的要素，社会空间的建构是根据信息的流布和传播交换的情境来决定的。今天，传播的无所不在表明它不断深入象征空间和神圣空间，包括政治、经济权力和科技、文化领域，成了合法化的解释模式和证实模式。应该理解合法化意味着拥有一个认识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