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舆论监督源流之辩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舆论是基本的社会过程。小到原始的氏族，大到国家、社会，舆论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从口头传播形态到印刷媒介传播形态到电子媒介传播形态，舆论监督的形态在理念、手段、方式上有的质的巨变，更有量的飞升。如今大众传播的时代，大众传媒营造的符号空间和角色摹本建构起了现代人生存的家园。我们栖居在大众传媒的语言之中，通过传媒的指引去看世界。大众传媒的新闻舆论环境对现代人而言，不仅是生活的工具，更是充当生存方式的本身。舆论监督在人类发展的长河里，对于人类“进化”的奠基意义从未有所削弱。

舆论监督构建了人类基本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这一社会化过程的最重要的产物。单纯的经济进步、技术革新都并不必然意味着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会得到相应提升完善。新闻舆论监督是一场社会合力多声部合奏的宏大社会交响。它是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意识形态多个领域力量的集中折射，多种力量在舆论监督的领地上碰撞、共鸣、消长，这就注定了舆论始终与社会母体脐血相连，同时舆论监督机制并不为某一力量专权，它也因此形成自身的相对自主、独立的特质。

一． 舆论监督是原生态舆论的本质属性

人类的历史是传播的历史。人类的行为是在个体与他人交往关系中得以认识并定位的。这一交往关系的重要形态就是舆论。

20世纪70年代的交往传播学派的帕洛阿尔托小组（Palo Alto group）提出其著名论断：人们不能不传播。他们认为传播实际上等同于行为。J・B・贝弗拉斯则继续提出两个子陈述：（1）“所有的行为都‘不是’传播，”但是，（2）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可能无法避免传播。”例如，一个飞机乘客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但即使这样，在别人看来，他也传播出他不想与邻近座位上的人讲话的意图。1。帕洛阿尔托学派所提出的传播中的诸多社会背景里，舆论背景无疑充当着重要角色。

对舆论的需求直至依赖来源于人类的天性，来源于对生存执着的追求。原生态舆论的生成并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更多的是先民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指出：“原始思维和我们的思维一样关心事物发生的原因，但它是循着根本不同的方向去寻找这些原因的。”因此，另一位人类学家卡西尔就认为：符号是人类本性的提示。2在神话、巫术、宗教、图腾这些人类早期的符号化活动中，保留了人类最原生态的舆论形式。早期的人类是依靠这些信仰存活的。这些遗留至今的神话、巫术、宗教、图腾里包容了一个关于各种活动、人物、冲突力量的世界，在每一种自然现象中现代人都可以看见这些力量的冲突。即使在文明人的生活中它也绝没有丧失它的原初力量。“精卫填海”、“女娲补天”、“西绪福斯”等等一个个神话形象依然指引着现代人的生命历程。在被缄默不语的宇宙世界包裹的时代里，对于死亡的恐惧时刻在把人类拖向孤独的尽头。无论宗教、图腾还是神话、巫术乃至它们日常的交流，每一种舆论形态都在指向生存这一终极目标。布列斯特斯特在研究金字塔经文后发现它们是人类最早的最大的反抗的纪录，反抗那一切都一去不复返的巨大黑暗和寂静，它们在不屈不挠地反抗死亡。

舆论在随着人类诞生之初，和人类地原始思维一样，是不为意识形态、国别、种族、文化鸿沟所区别的人类共同本性的衍生物。它还不具备独立地品格。它是交感的（sympathetic），它同人类的风俗、神话、巫术、宗教、图腾交织在一起，共同担负着社会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的职责。虽然在巫术和宗教的意识中，人们试图演出各种奇迹，他们忽视了自身精神力量的局限性，但恰恰相反，这正体现出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了这种局限性。正是这种强大心理动力的驱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舆论的形成成为可能，舆论监督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终将会登上历史舞台。

经历了数十万年，在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氏族里，舆论监督的最初形态诞生了。达尔文在对原始土著居民地考察后发现，原始社会的氏族民主制中就出现了舆论监督制度的萌芽。“在很荒远的一个时代里，是受到同辈的毁誉的影响的。显然，同一部落的成员对他们认为是对大家有利的行为会表示赞许，而对被认为是邪恶的行为表示谴责。”3而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雅典人在反对贵族专制和神秘的来世祭祀中，就有了意见和观念的自由辩争。在远古的中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讽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可见，舆论的监督职能却是肌体的自然衍生物，是与舆论生产过程相伴而生的重要本质属性。有舆论，就有监督。它是人类追求理性、追求进步本质需求。

二、舆论监督是世界性的社会历史现象

舆论监督形式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多种社会合力共同推动的过程。

古代和中世纪的舆论监督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西方这一阶段大约持续到15世纪中叶，直至欧洲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在我国，这一阶段大约延续到19世纪末，直到我国的近代报纸的出现。在这漫长的几个世纪里，舆论监督形式内容的发展根本上说受制于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因素，如自然经济、血缘伦理、集权体制和大一统的观念，维系着宗法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人们交流的需要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口头传播是人们交流信息、沟通意见、传递舆论的主要方式，文字传播被限制在少数王公贵族的特权阶层。舆论监督的总体特征呈现为出现相对完善的舆论监督体制，但意见分散，等级森严，缺乏交流，传播缓慢，信息量少，观念陈旧，监督力量薄弱，往往采取传言形式。

在中国，上古时代就出现采集民歌、民谣以观民风的“采风制度”。除了采风以观民意，封建王朝还发展了鼓励臣子直谏无讳的“谏诤制度”，百姓参与朝政的“朝议制度”，皇帝监察臣子的“监察制度”。而就具体的舆论监督形式而言，主要包括：上书言事，下情上达的“奏疏”；知识分子的文章、史著、辞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司马迁的《史记》、董仲舒和司马相如的辞赋；作为礼仪娱乐宾主和表情达意的诗歌民谣，林语堂在《中国报业及其民意史》中指出：“中国在没有文字报以前，歌谣就是当日的口语新闻，换言之，歌谣也可视作文字报的前身。”；老百姓“一以传十、十以传百”的街谈巷议和传语时论；军队征战讨伐的“露布檄文”。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各类舆论形态的监督力量与飞扬跋扈的王权相比显得非常微弱。历代统治者都对舆论作了苛细无理的限禁。主要包括言论之禁，如禁“党人之议”；书籍之禁，如中国历史上西汉杨案为始后多次大型文字狱；新闻之禁，如清朝对“捏造小钞，刊刻散播”的人处以极刑。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一种相对自由的舆论空气弥漫于政治、艺术、学术各个方面。在城邦的民众大会上自由辩论风气盛行。在古罗马，公民会议演变为了部落会议和百人团会议。元老院外平民组织的“院外集团”四处演讲游说。泰利士、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思想家的舆论观成为后期西方新闻舆论监督思想的精神家园。到了中世纪，宗教获得了号令天下的地位，舆论体制的斗争发展始终围绕异教反抗正教、正教镇压异教为轴心展开。十字军东征是西方历史上影响异常深远的思想统一运动和舆论示威；宗教裁判所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舆论专制、镇压异端的机构；禁书目录成为西方的“文字狱”，自罗马教庭1559年正式公布第一个禁书目录后的四百年间，共公布了22版。1929年的禁书目录包括培根、海涅、笛卡尔、卢梭、雨果、康德等几十名作家，约四千种著作遭禁。1660年到1756年，先后有869位作家、印刷所主人、出版商和书商身陷巴士底狱。

随着工场手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大发展，文艺复兴的曙光照耀欧洲，1543年“哥白尼革命”把科学推向新的神坛，王权崇拜和神权崇拜的迷雾渐渐消退，启蒙运动中人民主权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民主法制观念开始普及，具有自主意识的公众逐步形成，成熟的舆论观逐渐成形。具有主体意识的公众基于生活经验的思考，从而使舆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文字传播在15世纪中叶后随着欧洲印刷术的发明成长为主流传播形态。30年代后最先在美国出现的便士报迅速在西方普及，大众获知真实消息并公开讨论政治问题成为可能。20世纪以广播、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横空出世，人类迎来了大众传播时代。舆论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现代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形态结构已经不胜枚举。以政党和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有组织的团体开始介入舆论。但勿庸置疑的是，新闻舆论监督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与政府、国会、最高法院并驾齐驱，成为现代社会的“第四种权力”。除新闻舆论之外，“议会舆论”和“选举与公决”还担负部分着现代社会舆论监督职责。

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带来了舆论监督形态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在与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体系的互动里更具有交互构建的重大意义。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政治自由的舆论观。卢梭提出人民主权的舆论观。爱而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意见支配一切的舆论观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教育万能和意见、舆论支配世界的思想。至黑格尔提出辨证唯心主义舆论观，现代完整的舆论监督思想体系基本奠定。舆论监督发挥作用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在二者相互推动中日渐完善。通过全体公民参加的选举产生合法政府的“普选制”、保证公民每个成员都具有同等的参政权利的“政治平等制”和多数人统治但保护少数公民的不同意见的理念成为解释舆论监督和公共政策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得到法律的确认。政治领域的舆论监督得到广泛确立。而当今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下，经济领域的舆论监督也是无孔不入。一家企业在股票市场披露虚假信息的新闻报道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个区域乃至全球酿成金融危机。前不久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一例，这些案例不甚枚举。大众传播时代，对个别问题的舆论监督上升为了普遍的、世界性的、社会化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特别是新闻舆论监督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衡力量。

三、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舆论监督

在今天的大众传播时代，报刊、广播、电视、通讯卫星、通讯社、电影、录相系统如蜘蛛网密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精神的制约力量成为现今时代“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少数人实行的监督发展为全体公众的监督，对个别组织、个别政策、个别行为、个别地区的监督发展成为对一切权力组织和个人的全面监督。很多时候舆论似乎就是环境本身。我们所认识的世界都是穿越舆论的隔栅看见的世界。人类从信息贫乏的时代正在走向信息过剩的时代，人们生活中节奏的加快、空间的延展、心理的易变，承载着流动性心理负荷的现代人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新闻舆论所提供的丰富的信息已经设置了一个保持其心理平衡、精神安定、生活有序必不可少的“环境装置”。

“原子”式的大众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当代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城镇化、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发展和人的社会参与带来的迅疾的社会现代化，使当代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呈现出独特并影响深远的的特征。它是由广泛分布在地球上的，大量的人所构成，这些人是一些文化、阶层、地位、职业等异质的成员，是大多数匿名者的集合，他们无组织，无支配个人行动的共同规范，由彼此间毫无接触的个人构成。“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地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地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4正是大众传播时代舆论监督主体的这些特征，使舆论学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的新闻舆论制造的“准环境”充当了现代社会的“准现实”。我们现代人就像生活在孤岛上，新闻媒介传播出的第二手的文字、图像构造出的“准环境”左右着我们的意见思想。这是一个“议程设置过程”，现代传媒的新闻舆论监督为现代社会设置议程。由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首先开创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大众传媒议程影响到公共议程，而公共议程一旦被传媒议程所设置或所折射，就会影响精英决策制定者的政策议程。5面对扑面而来的“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 ，生活空间与信息空间的相互渗透，媒介角色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互换，传统单向的、信息制作者极少而消费者众多的舆论传播的播放型模式(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s)已逐渐为双向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