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微信时代的读书捷径

微信时代的技术特征是“转发”成本极低，从而，“阅读”显得更昂贵了。与此一致的是，我在“微信行为学（一）” 开篇讨论的基本原理――注意力是微信时代最稀缺的资源。

我们陷入这样的阅读困境：一方面，我们的阅读兴趣引导着我们将注意力配置于浩如烟海滚滚而来转瞬即逝的转发信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有时间知道这些信息的哪怕万分之一；于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建立某种哪怕是临时的“理解框架”以便容纳那些有幸被我们注意到的信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几乎不可能一开始就建立关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正确的理解框架，我们只能预期临时搭建的某种理解框架，随着阅读逐渐调整为或多或少正确的，从而各种信息之间可以有更令人满意的关系。

我自己的经验是，大约30年前，从我那时已相当丰富的阅读与思考中，我意识到对人类可怜但仍相当复杂的理解力而言，存在着若干三维的理解框架。那时，我论证过，如果只有一个维度，人类理解力就显得过于贫乏，形同白痴。如果是两个维度，像蚂蚁那样局限于二维平面，对人类而言，二维理解往往最直观，也就是最符合常识，例如“非黑即白”二元论，例如平面直角坐标系，例如基于简单“对立统一”学说的《矛盾论》，例如从1966年或更早时主导了我们思维10年或30年的口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但是这样的平面理解，实在不够复杂，难以让我们理解远比蚂蚁社会复杂得多的人类社会。于是有三维的理解框架。当然还可以有四维的或更高维的理解框架，不过，四维或更高维的空间，不是人类可以直观的，由此而生的复杂性，它的代价通常高于它能够带来的好处。

对社会科学而言，我常用的三维理解框架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我在《制度分析基础》里介绍了康德的三维理解框架，以及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解框架，分别适用于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许茨指出，社会科学是基于常识的二次建构。忘记了常识，任何社会科学都流于虚幻。常识，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常识，首先来自物质生活维度，其次是社会生活维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来自精神生活维度。不论你转发什么样的信息，你会发现它们总在上列三维空间之内，嵌入于人类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并据此而获得意义。任何一项信息，不论怎样疯狂转发，如果与上列三维空间无关，它能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至少在基于我的三维理解框架的世界里，因为与生活毫无关联，故而不值得我关注。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三维框架是“经济-政治-价值诉求”，Michael Mann 研究“权力的社会起源”，增加了“军事”维度，并倾向于将韦伯的“价值诉求”维度改为“文化”维度。事实上，我们最常也最习惯于考察的三个方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如果我们考察的是一位思想史人物或他提出的重要观念，那么，我认为更合适的理解框架仍是前述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我隐约认为，只要涉及根本议题，各种有效的三维理解框架很可能是相通的，或者，存在某种转换，使它们相互可以转换从而适用于不同的语境。

微信时代的读书捷径，首先是因人而异的。其次，特定的人，以他特定的人生感悟和知识过程，在特定的时空点，偶然与特定的一些作品相遇，那些作品或许跨越遥远时代或许跨越广袤空间，它们的作者带着各自特定的人生感悟和知识过程，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世界里写作，在这样偶然相遇的时空点，这一特定的人的注意力被他此时此地的兴趣引导而阅读，这是非他莫属的独特体验，非要融入他以往的生命过程而不能成为“非他莫属的阅读”。第三，只在这一特定的人的三维理解框架之内，上述的阅读最可能成为非他莫属的阅读，否则，他的阅读很可能因为缺乏理解框架而支离破碎，从而缺乏意义。这就好像我目睹一些似乎毫无关系的数字涌现出来，由于缺乏意义，我很难长期记住这一连串数字，直到我突然意识到它们是斐波那契数列的前若干项，然后我就能准确预测下一个出现的是什么数字了。根据类似的原理，只要似乎随机游走的股票价格突然呈现出某种“模式”（意义的呈现也可称为“格式塔”认知过程），图形分析师们就可能准确预测股票的走势。

人生苦短。按照最乐观的推测，假如我活一百岁，我至多每日浏览5万字至15万字的作品，零岁至百岁，我可以浏览的字数大约在18亿至54亿之间。如果是18亿汉字，那就相当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十年前发行的电子版《四库全书》的两倍。即便如此，从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涌现出来并表达为文字的内容，岂止百万倍于54亿汉字。幸亏，我还相信另一基本原理，常被称为“全息原理”。根据全息原理，任何时代的任何一片信息必定包含着这一时代“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全部重要内容。当然，全息原理要求我们有无限的理解力。

所以，微信时代的读书捷径，第一原则就是不要在完全没有理解框架的时候忙着阅读转发给你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