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探索商业与美学的平衡

【内容提要】 由于电视等媒介的出现，电影直接反映现实、教育和传播知识的功能已主要被其他媒介替代。影院消费在时间和金钱上的“高成本”决定了娱乐成为观众电影消费的第一需求。中国电影创作在商业化方面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觉。艺术美学服务于商业需求，商业需求依赖于艺术美学正在成为共识。国产电影在商业上的某些过度追求，一方面是转型期矫枉过正的“自然现象”，一方面也为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了忧虑。商业与艺术的平衡是中国电影市场化、商业化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 键 词】中国电影 电影艺术 商业美学

2009年，在全球经济寒冬的普遍预期中，中国电影却延续着前一年的虎虎生气，仍然风生水起、热点频繁，不仅票房增长幅度高达近43％，而且电影已然成为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的中心。在市场繁荣的大背景下，电影创作在商业化方面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觉：更奇特的题材，更壮观的场面，更奇异的细节，更娱乐的桥段，更类型化的叙述，更多的明星组合，更具视听冲击力和控制力的视听语言，更饱和的信息和紧张的节奏，更明显的营销高概念植入，等等。长期以来，不那么商业或者不怎么会商业的中国电影突然变得越来越商业。许多电影或者说那些能够进入影院发行的主流电影的创作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处在电视剧竞争环境中的影院特殊消费方式；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影院特殊的观众群体；高消费成本带来的对电影娱乐的核心要求，是电影创作必须重视甚至高度重视的三大规定性情景。应该说，正是这种电影的商业美学观念――艺术美学服务于商业的需求，商业需求依赖于艺术美学，使2009年度的国产电影能够在一波一波好莱坞大片的疯狂冲击下，保持超过50％的市场份额；使《建国大业》这部通常所认为的主旋律电影成为了本年度国产影片的票房冠军，也使贺岁档期上映的国产电影数量众多到让观众难以取舍。当然，在商业化推动下，部分国产影片在创作上呈现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铜臭味，而多达456部的国产电影整体的创作质量和制作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的国际化、普适性不足，相当部分影片甚至在艺术完整性和制作的精致性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电影的基本艺术水准。国产电影在商业上的某些过度追求，一方面是转型期矫枉过正的“自然现象”，一方面也为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特别是一些享有威望的电影导演的过度商业诉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会提醒创作者，电影是商品但却是艺术商品，电影充其量是艺术的商业而不能蜕变为商业的艺术，而所有的艺术都与人们精神和心灵的诚恳关怀、抚慰、净化和激励息息相关。

献礼片：概念先行与普适意义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特殊纪念年份，献礼影片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创作现象之一。从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开始，“献礼片”就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类型。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和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所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为内容，以歌颂党、国家、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性主义、集体主义为主题，献礼片曾经贡献过众多具有里程碑价值的中国电影精品。而2009年，由于电影的高度市场化，也由于电视普及所带来的献礼文化更方便的传播渠道，使献礼片创作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在各级党和政府机构、部门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协同下，本年度有关部门推出了超过40部的国庆献礼影片。这些影片大多由于影院投放潜力不足，加上受到全国影厅数量有限，其中只有5―6部影片得到了相对广泛的放映，而多数影片则很难进入院线，即便进入院线也很难形成规模放映。

献礼片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影片，基本按照历史史实进行艺术加工，如《建国大业》；第二类，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影片，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如《铁人》；第三类，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重大社会政治背景中的虚构故事，如《沂蒙六姐妹》、《高考1977》；第四类，与主流政治主题在价值观上相互重合的类型电影，如《风声》。献礼片的创作质量和水平良莠不齐，一些作品历史观念陈旧、艺术手法幼稚、制作水平简陋，甚至创作上存在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但部分影片则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反响。《建国大业》、《风声》、《沂蒙六姐妹》、《可爱的中国》、《天安门》、《高考1977》、《铁人》等都是本年度献礼片中的代表性作品。

相比多数献礼片或概念、或平面、或粗糙、或老套而言，《沂蒙六姐妹》从“人民”的角度来表现战争与革命，是一种历史视角的突破。影片将感伤抒情与朴素写实相结合，女性的人性视角与历史的宏观视角相融合，文学表达与视听美学相统一，显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可爱的中国》在英雄人物的心理化和平凡化方面做出了自觉的努力；《铁人》在历史还原和今昔对话方面显示了创作者自觉的艺术追求；《天安门》在题材选择、历史揭秘、场景复原、人物塑造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高考1977》则用传统的戏剧化方式呈现了1977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巨大历史变革年代。这些相对优秀的献礼片大致体现了几个共同的艺术特点：

1.人道主义叙述视角。这些影片不仅用传统的政治视角去表现历史，同时也用一种人道主义的视角去体验历史，甚至审视历史。这些作品，在宏观的历史大视野中有了微观的人性哀乐，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有了无数个体的命运变迁。于是，在《建国大业》中，有了众多中共领袖在不同情境中的凡人百态，有了蒋家父子无可奈何的政治悲哀；在《沂蒙六姐妹》中有了常常被革命叙事所忽视的人民特别是女性的牺牲和柔肠，有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那种内在呐喊；在《铁人》中，有了两代人的救赎与对话，有了铁人那铮铮铁骨的时代个性的塑造……如果说，历史学是一种宏观的共性视野的话，那么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美学更是一种微观的个性体验。而对于献礼片这样既是电影艺术同时也是政治教育工具的特殊类型来说，历史与美学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理性逻辑与感性体验的统一，则是其创作突破的方向。

2.自觉的商业配置。献礼不是仅仅为宣传政绩服务而是为大众服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为大众服务来让观众接受献礼片中的意识形态阐述。没有观众的献礼不是真正的献礼，而是自娱自乐、自唱自听。一切所谓引领，离开跟随者，便成为对牛弹琴、画饼充饥。对此，几部优秀的献礼片的创作者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建国大业》以百位明星名人作为商业概念，为后来的票房成功奠定了基础；《风声》从谍战剧的题材选择到男女明星的搭配，从“杀人游戏”的原型到悬念化的叙述方式，也都处处显示其商业用心；《铁人》对历史大场面的奇观再现以及选择黄渤、刘烨这类年轻人喜爱的明星作为重要角色，也都体现了其市场化诉求。相对而言，《沂蒙六姐妹》、《高考1977》、《可爱的中国》等影片尽管也采用了种种商业营销手段，但由于文本中商业元素的植入不充分，在市场上的反应就相对比较平淡。处在被电视剧、被各种非正版产品所包围的环境中，商业元素的充分配置，几乎已经成为电影从“可看”转化为观众“必看”的基本前提。尽管有人对《建国大业》商业配置方式有不同评价，但电影消费毕竟不同于家庭中电视剧的免费随意观看，《建国大业》如果按照电视剧《解放》的创作模式创作很难获得现在的传播效果。充分的商业元素是电影传播的基础，献礼片或者说主旋律电影也同样如此。

3.类型片的主旋律化。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改造从1990年代开始就成为创作者试图获得观众认可的努力方向。《红色恋人》、《烈火金钢》等等，在这方面都曾引起过广泛关注。特别是冯小宁导演从《红河谷》、《黄河绝恋》开始直到后来的《超强台风》，都体现了将主旋律类型化的探索。但是，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大多因为那些已知的“历史史实”的规定性，以及建立在这些规定的“历史史实”基础上的主题意义的确定性，或者由于与真人真事的被宣传口径所固定的“英雄事迹”的先验性所限制，大多只能有类型片的“元素”和“外壳”，却缺乏类型片建立在对个体欲望的宣泄和净化基础上的“娱乐内核”，结果往往表里分裂、形神不合。而在本年度献礼片中，《风声》应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是民营公司投资生产的影片，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市场的希望寄托在政策扶持上而是建立在对市场的预期上。所以它选择的是一个类型化的题材和类型化的叙述，但这个题材的故事和人物本身具有“革命性”或者“主旋律性”。因此，与其说它是将主旋律进行类型化改造，不如说是将类型片放入了主旋律框架中。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与其重视对主旋律的类型化改造，不如重视对类型片的主旋律开掘。严格来说，主流的类型电影其实在价值观上往往都是社会主流价值的一种欲扬先抑的叙事寓言。所以，作为电影，不是所有的英雄伟人或者英雄模范都可以成为有潜力的创作题材，电影有自己的题材需求和创作规律。最有价值的主旋律电影，其实应该是最符合电影的商业和美学规律的影片。

4.提升了电影的视听强度。电影由于其影院消费方式的规定性，决定了其在视听表现上与家庭化的电视语言所不同的美学强度。主流电影与电视剧相比，通常会呈现出画面信息更加饱和，叙事结构更加复合立体，场面调度更加宏伟奇观，剪辑节奏更加简洁跳跃，画面构图更加奇异奇特，镜头细节更加夸张放大，声响声音更加强化细腻，镜头运动更加频繁迅速等等特点。尽管目前大多数国产片仍然难以与电视剧视听语言形成鲜明差异，但最有影响的这几部献礼片在这方面的确呈现了自觉的现代电影美学风格。《建国大业》用场面和细节的强度而不是传统的线性戏剧性故事来征服观众；《风声》采用了控制性的叙事视点和营造了哥特式的恐怖阴森的视听氛围；《沂蒙六姐妹》体现出流畅的镜头运动和奇观的场面调度；《高考1977》强化了戏剧化、煽情性、象征性的场景设计；《天安门》对广场和历史人物的技术再现体现了一种技术奇观；《可爱的中国》模仿《集结号》试图用残酷的战争场面来创造氛围等等。当然，电影归根结底必须有故事和人物的支撑，视听手段如果离开了这样的根本，往往只是故弄玄虚而已。一些影片虽然在视听风格方面具备了现代电影的修辞特点，但由于所叙述的内容本身的空洞甚至造作，难以改变影片的艺术品质和商业品质。

而在这些献礼片中，《建国大业》和《风声》无论是市场表现或是创作模式，都是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前者利用中影集团的机构优势和建国献礼的政治优势，用明星云集的难以复制的创作模式完成了商业推广；而后者则借助谍战类型在电视市场上的影响将类型影片成功地进行了献礼运作。

2009年献礼片的创作，一方面留下了几部能够被历史所记忆的影片；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更多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遗忘的作品。这个事实，证明电影在中国往往难以回避其“政绩”功能，而那些获得观众认可的影片则证明，最好的献礼是让观众与影片共享主流意识形态。以“好人无好报”为核心原型的“英模”故事，用电影影像的方式去图解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将不具备类型片基础的故事强行嵌入类型片元素的杂糅，也许都被证明不是主旋律电影的正途，甚至也不是主流文化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在中国电影今年特殊的献礼时段中，各种献礼片的首映式、开幕式、研讨会、见面会层出不穷。但对于电影市场来说，大多只听雷声不见雨点。在电影和电影消费高度市场化的现实中，电影献礼观念必然面临改变。献礼未必就只能是好人好事、歌功颂德，如果能够创造全民快乐、全民励志、全民兴奋的氛围，也是一种有效甚至更有效的献礼。中国观众认知现实、认同现实、接受知识、接受教育、交流沟通等日常的信息需求，大多通过电视这样的免费渠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渠道得到了满足，而观众的电影消费驱动主要来自于娱乐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前电视时代的献礼片模式，在影院市场上很难产生理想效果。主旋律电影从1990年代以来，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的创作历程。多数主旋律电影往往难以成为被主流市场、主流观众所接受的所谓主流电影，有的是因为艺术上劣质，而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它们的主题和主题表述脱离了人们所选择所相信所愿意接受的价值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