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 李莉：平民乌托邦神话――对电视选秀节目《中国达人秀》的批判性解读

摘要：《中国达人秀》是2010年7月25日每周日晚在东方卫视开播的一档电视选秀节目，该节目强调为草根文化提供进入主流圈的渠道，旨在让身怀绝技的普通人的实现梦想。但是本文则通过对《中国达人秀》电视的文本解读，在《中国达人秀》平民主义话语背后，隐藏着商业和权力意识，其平民乌托邦的神话背后带有浓厚的反平民色彩。

关键词： 真人秀 平民主义理念 商业性 反平民性

一

《中国达人秀》（China's Got Talen）的节目版权来自Fremantle Media公司，不仅保持了《英国达人》、《美国达人》等真人秀的原版风貌，也展现了世界情感里的“中国风”。自开播以来，收视率屡创佳绩，总决赛的收视率更创高记录，上海收视率34.88，全国收视率5.70，排名全国第一；颁奖典礼阶段上海收视率33.36，全国收视率5.63。[1]这档节目以给普通人提供展现才华的舞台为宗旨，普通的参赛选手得到了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正因为如此，节目获得了大众、专家和一些主管部门的认可。

《中国达人秀》节目延续了一般真人秀的形式，特别注重“真实性”的再现。尹鸿将“真人秀”定义为“对普通人在假定情况与虚构规则中真实生活的记录与播出。”[2]从他的界定可以看出“真人秀”的两个基本特点：真实性(Reality)和戏剧性(Show)。“真实性”强调节目的记录性、纪实性、非导演性和不可预测性，是对真人即兴表演的记录。为了不放过在场评委和观众任何有趣的表情，“达人秀”一律采用单机录制，选手走进等候区之前、等候区、上侧幕前、侧幕、表演结束之后等所有表现都会被跟踪拍摄，仅仅舞台表演就有13台摄像机，共20个机位进行录制；每周从150盘素材带中剪辑整合出1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在节目的宣传制作上，应英国版权方的要求，《中国达人秀》对参赛者的故事和才艺不进行任何媒体曝光，连主持人程雷和三位评委也不知情，这是为了保证选手第一次登台时，摄像机能捕捉到评委和观众最真实的情绪反应。

“戏剧性”强调节目过程本身存在故事性、导演性和虚构性。“达人秀”的制作理念是强调叙述逻辑和剧情结构，摒除对选手表演节目的简单罗列，通过蒙太奇连接时空和剧情。每集都有3到4个大故事作为一期节目扎实的情感定位，6到7个有趣的小故事为节目衔接，再贯穿其他选手的片段表演，再用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将时空和剧情串联。评委和观众们从轻视、疑惑到惊叹、折服的情感结构，及主持人程雷的现场反应都在镜头中。制造了一种真实自然的“戏剧效果”。三位评委音乐制作人高晓松，海派清口周立波和歌手伊能静，不仅互相斗嘴，而且对他们的评价质疑或不屑一顾的参赛者大有人在，这种“尴尬是一种关键的快感”，“发生在保守与颠覆、宰制与服从、自上而下与从下向上之力量间的冲突之处”，[3]属于节目刻意制造的一种包容性和喜剧性的冲突，令观众耳目一新。

真实性对受众的窥视欲进行了合理化包装，满足其对了解周遭环境的“真实”渴求，而戏剧性运用蒙太奇手法，增强了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使受众在窥探的基础上享受游戏性和刺激性的快感体验。其“隐含意蕴就在于模糊了现实与娱乐的界限，以挑选出的个体实践行为，在集体的意念上使游戏和生活内外融为一体，让人们在一个意念的模糊地带去感知一些隐隐约约的冒险与冲动，既有刺激又没有逾矩。”[4]这种将日常生活娱乐化的陈述方式，糅合了纪录片、电视剧和游戏竞赛的节目要素，弥合了真实与虚构，符合文化工业时代大众对消费快感的追求。

二

《中国达人秀》的最大特征是其节目宗旨强调“平民理念”。撇去宏大叙事转而聚焦小人物命运，为平民百姓提供展现真实的日常情感生活的舞台，观众亦通过对舞台上普通参赛者的投射，完成了自己的“成功梦想”。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提到“一个大众文本必须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语境中，对各式各样的读者具有相关点。”[5]《中国大人秀》即是这样一个大众文本，节目内容的多元性，让更多观众在参赛者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言者”，并积极主动的去关注他/她的命运，选择性地生产自己的快感和意义。

这些来自不同性别、职业、地区，有着不同年龄、性格、价值观的男女老幼展现了说唱舞逗的绝活，叙述身残志坚的故事，使得《中国达人秀》成为“超女”、“加油，好男儿”的“升级版”，它突出了普通人在生活、工作和娱乐中的创造力，摆脱了一版选秀节目通过俊男靓女吸引观众的俗套，淡化了竞争气息和商业氛围。

《中国达人秀》试图努力在舞台上搭建一个“好人社会”，满足了普通大众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孔雀哥哥”蒋仁瑞满头白发、衣着朴素，略有佝偻，背着粗制的孔雀“尾巴”道具模仿孔雀舞，其认真劲显得十分滑稽。正当被集体否定为“机械在舞蹈”后，他道出了设计这个古怪装置的初衷：家境贫寒，老伴中风瘫痪在床，这个LED灯“孔雀开屏”装置是其用八个月时间捡来废品为老伴设计的“娱乐工具”，台上短短几分钟表演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让老伴通过电视看到其努力并露出笑脸。“孔雀哥哥”的话立刻令现场沉默、流泪，结果，评委全票通过他晋级下一轮比赛，因为蒋仁瑞代表了一种“不离不弃”。

普通人和社会边缘群体得到了节目关注。在第五期的《中国达人秀》中，年近六旬，事业有成的亿万富翁李秋成，虽然已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在另一个方面却是属于边缘人群，他有特殊的癖好，爱跳“芭蕾舞”，其爱好遭到了女儿强烈反对。不过，其最终在台上的芭蕾扮相惊艳全场，不仅实现了儿时梦想，也重新获得女儿认同； “不知道运气算不算坏/我们这些人都出生在80年代/在长辈的眼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还背着一屁股的债/害得父母还要帮着来还那个房贷车贷/我们还要存钱帮女朋友买名牌”。 “80后”上海饶舌选手寿君超，用RAP风格唱了一曲“80后的幸福和无奈”；山寨版“小周立波”冯张喜炙手可热，更是展现了草根群体对精英话语颠覆和重构的勇气。当周立波海派清口的经典段子，由一个不到7岁的小女孩演绎出来的时候，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但她的表情始终淡定，不动声色地唱完一出十足的“冷面滑稽”。更关键的是，她能在模仿完周立波的段子后，利用自身的年龄优势再生产了属于自己的段子，将毒奶粉、小龙虾等一系列热门新闻编进脱口秀里，将幽默和批判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展现了大众的聪明才智，同时表达了大众的社会心声，将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揭露出来。

然而，《中国达人秀》不仅是草根阶层的“文化舞台”，亦是主流文化宣教的绝佳场所。主流文化不知不觉地融进了“达人秀”里，当一个在北京军区大院长大的“老皮匠音乐伙计”组合唱响了60后熟悉的红歌时，他们不仅缅怀了青春岁月，同时也借用这个舞台对大众展开一次主旋律教育。纵览“达人秀”24强入围名单，可以发现他们身上都印制着“和谐”、“奋进”的主旋律符号。“鸭脖夫妇”周彦峰和许娜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破产的前千万富翁高逸峰在人生起伏中“重头再来”；“我相信我会幸福的”，23岁身高却只有1.24米的袖珍人朱洁面对命运从不抱怨；“残障双舞”的翟孝伟、马丽用残缺之躯舞出优美曲线；还有被评委高晓松赞为具有“社会指标性”的团体――“时尚七太”与“民工街舞团”，他们的成功都迅速被纳入到主流叙述的话语之中。

获得首届“中国达人”冠军称号的“断臂钢琴家”刘伟，更是草根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合作的典范，节目突出了其自强不屈的性格和全面多样的才华：10岁时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今天，却能在舞台上用双脚弹奏克莱德曼的钢琴名曲《梦中的婚礼》，并以“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的活着”激励大众。在决赛中，刘伟用双脚演奏完一段钢琴曲Songs From A Secret Garden后，唱起了英国歌手詹姆斯•布朗特的名作You are beautiful，深情演绎感动了现场评委和所有观众，最终夺冠。从路透社到BBC等世界主要媒体，均将刘伟当作了“中国达人”的代表，甚至有日本媒体邀请刘伟赴日制作节目，边缘人群很快登堂入室，进入主流社会。可以说，除了对音乐的执着追求，敢于秀出自我外，这位23岁的断臂男孩对于生命的成熟领悟也非常契合主办方的要求――不抱怨社会、坚强面对生活。因而，节目要赋予他实现梦想的权力。

总之，《中国达人秀》在展现具有反叛、抵抗和亚文化精神的草根阶层时，也通过娱乐的方式展示一个符合主流社会秩序的道德和社会理想，宣扬一个温情脉脉、互助互爱的“好人社会”，以及扶持前行、安贫乐道的生活理念。就像詹明信所说：“大众文化的作品如果不是在某种同一时刻或明或暗地具有乌托邦性，就不可能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因为，这些作品假如不是向那些要被操纵的大众提供某些货真价实、零零星星的幻想的贿赂的话，就不可能操纵人了。”[6]“达人秀”借助“平民理念”赢得观众，并发挥电视文化的优势，找到了娱乐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结合点，取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双赢。

三

其实，作为一档选拔平民达人的“真人秀节目”，《中国达人秀》归根结底是一场残酷的“竞赛”，只不过“竞赛”通过一种电视仪式转变为人人都能接受的节目。节目的叙事结构为“仪式――竞赛――仪式”。开始时介绍参赛者姓名、职业，包括个人的一些生活细节。经过每个人仪式性的陈述后，有差别的个人变成了平等的参赛者，“零门槛”、平等参与等神话应运而生。

尽管《中国达人秀》节目的宣传口号是“平凡人也可以成就大梦想，相信梦想，相信奇迹！”然而，成就大众梦想，绝不意味着没有标准。节目宣称“拒走畸形路线”，同时也继承了《英国达人》的选拔标准――“你的天赋和才华，能否在女王陛下面前表演？”这个准则摒弃那些纯粹靠出位博取眼球的选手，提高了才艺秀的标准，是对主流审美和精英文化的变相崇拜。参赛选手虽都是普通人，但在上镜前，都要经历组委会的层层选拔――借助报刊、网络和电视等媒体征集志愿者，在近十年来的各地综艺节目中寻找亮点。报名者成千上万，但每一轮的“幸存者”却倍数递减，他们必须符合组委会的既定标准：首先，屏幕形象要有特点，机灵讨巧、肥胖矮小、养眼艳舞的类型特点要突出；其次，身份要有代表性，必须来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阶段；再次，被挑中的选手身上要“有戏”并善于表达个性，那些沉默寡言、缺乏形体表现力的人不在剧组考虑之列。于是上场的选手都有强烈的表现欲。不惧镜头、会表演是“平民达人”与大多数平民百姓的不同之处。36岁流浪汉一展歌喉，西藏盲童们用天籁之音吟诵《天下父母心》；26岁洗车工跳MJ的舞步，5岁小孩的嘻哈组合跳街舞，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岳祥在母爱中习练中国武术，亿万富翁李秋成反串“白毛女”跳芭蕾；用头发拉重300公斤车的女大力士……，在综合考虑了年龄、相貌、身份和出彩性等内外因素后，搬上荧屏的“达人秀”精彩纷呈。然而，最终他们却都未能晋级最后24强，因为他们并不符合主办方的“标准”，比赛越到后来，舞台上剩下的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家境优越的选手，多数普通大众因为没有“可塑性”，早早就被淘汰。

选手们虽无意抨击同台竞争者，多强调“自我奋斗”，但他们宣言中隐含的一个共同理念都是“爱拼才会赢”，刘伟坦言“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蔡岫“我要把世界踩到我的脚下”，马莉、翟晓伟的残疾人组合的“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理念，就是一定要做到最好”，竞争才是根本，“做到最好”、“征服”慢慢成为自然化的口号，最后留在舞台上的人也立刻由普通人变成英雄和明星。冠军刘伟获得了与蔡依林、赵晨浩全球巡演的表演机会，还签约Fremantle Media公司，晋升为国际艺人，并获得在拉斯维加斯演出一个季度的合约，他的“成功神话”也激发了其他草根群体去效仿。“这种仪式――竞赛――仪式是资本主义仪式形态的体现。人与人是不同的，但在机会上是平等的。自然能力的差异被发现，奖励是上升进入社会权力领域，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物质和经济利益。”“这样的意识形态和它的仪式/竞赛表现把社会差异和阶级差异作为个人自然差别的基础，从而把阶级体系自然化了。”[7]实际上，《中国达人秀》就是按照中产阶级、上流社会体系和主流价值观的审美标准来择选“达人”冠军。年轻的形象、北京的籍贯、优雅的钢琴曲、奇特的双脚弹奏、身残志坚等因素使刘伟毫无悬念地成为“达人秀”第一季的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