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洲：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今天，“中国崛起”已不只是受尽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中华民族内心的抱负，而被认为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有国际舆论还将之视为21世纪的世界头等大事。然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中国崛起，主要以中国物质性力量的崛起为指标。但是，在“有核时代大国之间不打战”的判断依然有效、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1]的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缺乏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就谈不上真正的崛起，反而可能因此使自己的物质力量发展失去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认同。正如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前中国的崛起就面临这种风险。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以和平发展为基础、以和平的方式而非武力的方式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崛起也是中国走向未来崛起进程的基本方针，但毋庸讳言的现实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诉求和发展道路，却遭遇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的种种质疑、误解、非难和恶意的贬损。这一方面给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的“话语困扰”，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自身国际话语权不足的困境。因此，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要真正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以之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就必须在深入辨析话语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系统性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和平崛起遭遇国际话语困扰

虽然“和平崛起”一词本身出现较晚，且在2003年与2004年作为“国家话语”使用一段时间后被“和平发展”的新提法所代替，但可以说和平崛起仍然是中国内外政策交汇之下一种真实意愿的表达，并非“和平发展”概念所能完全涵盖。“和平发展”更多地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非掠夺性、非奴役性、非殖民性，而“和平崛起”侧重于中国崛起的非武力性和非战争性，并以中国力量的崛起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事实上，只有“崛起”一词才能准确地表达近代以来中国努力改变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重新做回大国”的基本诉求；也只有“崛起”一词，才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力量的增长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影响，因为所谓国际政治格局，就是指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结构。2004年中国政府对“和平崛起”一词的使用做出调整，主要是担心国际社会基于对西方大国“战争崛起”的历史记忆而对“崛起”一词较为敏感，但“和平崛起”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度。2012年2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见访美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即表示：“我总是强调我们欢迎中国和平崛起。”[2]这无疑是“和平崛起”概念被国际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国际体系中崛起虽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长久理想，周恩来年轻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自勉也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新中国的成立更使中华民族开始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崛起”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感知还是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从动因来看，中国选择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不幸历史与国际遭遇，使中国认识到即使强大起来了也不能走西方列强对外战争和奴役的崛起老路；二是中国深厚的和平文化传统使中国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和文化使命感；三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逐渐明确地形成了“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想世界观念，和平崛起是通向这一理想的必然选择。概括而言，中国选择和平崛起道路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理想和诉求，也包含着对国际责任的承担，“和平崛起”不仅是一条正当的道路，也是一条创新的道路和光辉的道路。然而，中国崛起态势的彰显恰是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结构和舆论结构的失衡使得和平崛起的中国遭遇严重的国际话语困扰。

具体而言，中国和平崛起所遭遇到的国际话语困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际舆论结构下的“挨骂”。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天朝上国”跌落到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地位，又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国家重新走上独立自主、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曲折历程。诚如著名作家和文化学者李敖先生所言：“中国一百五十年来如何避免挨打，如何避免挨饿，是中国人的主题。”[3]所幸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了中国“挨打”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然而，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却面临“挨骂”的新问题。[4]这就是冷战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或出于误解和不明真相、或出于利益冲突、或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或出于将拥有和平文化传统的中国与信奉“理性自私”现实主义的西方国家作不恰当的类比，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与发展模式提出种种质疑、非难和恶意的贬损。虽然也有些国际舆论有较公正的评价和赞美之词，却被“骂声”所掩盖。国际话语对中国的“骂”既有针对具体问题或国际议题上的中国政策的，也有针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基本原则立场的；既有针对中国国内政策和政治制度模式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国际身份与国际责任承担的，不一而足。近二十多年来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尊重人权论”、“挑战美国霸权论”、“血汗工厂论”，以及近年所谓的“中国傲慢论”、“中国在非洲殖民论”、“在气候问题上不负责任论”、“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论”、“国强必霸论”等等，都是中国“挨骂”的典型。

二是在美国或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霸权下的“理亏”。如果说以西方为首的国际舆论对中国的“骂”往往因其带有非理性色彩而给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的“话语困扰”，那么，还有一种源自西方的国际话语，虽然或不直接针对中国，或不点名批评中国，却同样地、甚至更严重地侵蚀和消解着中国崛起的合法性、价值基础与前景预期。这就是冷战后时代普遍流行、影响广泛却以“学术话语”面貌出现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大国政治悲剧论”等等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相比于普通西方媒体上的负面舆论，这些以美国或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话语都以学术著作为支撑，通常隐藏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底色，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依据、大量的数据运用、因果逻辑关系的推演等学术论证的方式而形成系统性的学说，往往引领国际思潮。这些学术话语霸权，让中国国际身份、发展道路和崛起进程被置于敌意的审视和质疑之下，甚至自觉“理亏”。比如，“历史终结论”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制度模式，就相当于宣告中国社会主义的穷途末路；“文明冲突论”把中国置于与美国和西方不可调和的对抗地位，是变相地鼓动西方世界不认同中国崛起的合法性，而把中国看做文明的敌人；又如，“民主和平论”宣告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却把中国自然地划到非民主国家之列，实际上贬损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而如果要对这些西方中心的学术话语霸权进行有说服力的批驳，一是必须同样基于学术研究之上，懂得“学术对话”，二是对其进行批驳的作者群体也必须属于国际学术精英群体，有强势的理论影响力。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学术差距”至为显然，即使对这些学术话语有过一些批驳，也基本上被其话题牵着鼻子走，因此这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霸权对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造成了更深层次的“话语困扰”。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话语困扰”，是“挨骂”还是崛起合法性和国际身份正当性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下的“理亏”，无疑都反映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严重不足。或者说，面对美国和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尚不能在国际舆论中掌握主动，尚不足以引导国际舆论走上公正地评价中国和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发展方向。因此，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寻求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事关和平崛起的成败。

中国的话语权意识与国家层面的话语权阐述

话语权意识的强化，无疑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前提。近年来，中国处于一个国际话语权意识高涨的时期，几乎各行各业都提出了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要求，如传媒界提出了中国的媒体话语权问题，商界提出了中国在商品定价上的话语权问题，气候国际谈判部门提出了中国的减排话语权问题，能源部门提出了中国的能源话语权，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提出了外宣的话语权，语言学界提出了汉语的话语权问题，服装生产行业提出了中国的服装话语权，还有诸如网络话语权、稀土话语权、人民币结算话语权等等。客观地说，其中某些行业部门关于话语权的认识，实际上是将“话语权”泛化或窄化了，扭曲了话语权概念的本义。因为从本义来说，“话语权”（power of discourse）是指“话语”所包含的或体现的权力，即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而离开“话语”谈话语权，往往混淆了实力对比关系与话语--权力关系。不过，这种对“话语权”概念的实用主义理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当今和平发展与崛起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对国际话语权不足现实的深切感知，以及寻求增强话语权以维护和争取利益的正当诉求。虽然除非是代表国家的机构所阐述的话语，一般性行业部门的话语不能等同于国家话语，但各行业部门“话语权”意识的高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家层面上话语权意识的提升。

近年来，中国国家层面上国际话语权意识的强化也是有目共睹，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府文件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阐述”。这些国家层面的话语权阐述，有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行为和意见，但主要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进程中所遭遇“话语困扰”的回应，努力“妥善回应外部关切”，阐述越来越全面，思路也越来越清晰，而其核心则是如何“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2010年1月4日，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示外宣工作要“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上迈出新步伐”，以及“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努力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5]2010年5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活动期间，就加强中俄战略协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基本利益。”[6]这是中国关于通过国际合作增强国际话语权思想的重要阐述。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方式和目标也做了特别强调，即“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就这一《决定》进行解读和说明，发表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文章，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相联系，其中阐述道：“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坚持政府与民间并举、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并重，推动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造福人类，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让各国人民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情感和发展进程，深切感受中国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真诚愿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新贡献。”[7]2012年6月2日，李长春在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对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理论和学术方向做出更加具体的指导性阐述，即“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深入开展对外交流，努力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讲话首次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了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问题，也首次将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上升到构建“话语体系”的高度，反映了国家层面上话语权意识和话语权阐述的新进展。

分析当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和国家层面的话语权阐述，可以发现，各行业部门的“话语权”要求主要是一种利益关切，即希望以增强“话语权”来增加其行业部门的利益，而国家层面的“增强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关注的是一些“大问题”，即中国的国际身份的合法性被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