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孔子”形象的现代转折――章太炎的孔子观

摘要：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章太炎是最重要的转折点。章太炎将经学视为史学，因此，孔子删定六经的贡献，不再是为后世立法，而是书写历史、传播历史的工作。章太炎对经、儒、素王等概念的重新认识也改造了这些传统关键概念，使得孔子不再是传统所理解的素王、圣人，而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这改变了传统的孔子形象。在章太炎之后，现代学科兴起，孔子在现代学术中被视为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从而剥落了孔子身上的一切神圣光环。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经学瓦解，现代学科建立，其中最典型的表征莫过于对孔子的评价。在传统学术中，孔子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对孔子的不同评价，直接决定了对经学、儒学的不同看法。大体而言，两汉今文经学认为孔子作六经，立一王大法，所以孔子是立法的“素王”；汉唐之间古文经学抬高周公的地位，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从周”，是圣王时代文献的整理者，是“圣人”；宋明理学则认为孔子是“道统”中的承前启后者，传六经以教人，因此，孔子是最后的“圣人”和“先师”。而在现代学术转型中，对孔子的评价关键在于将孔子与六经分离，夷经为史，夷孔子于诸子，孔子成为“思想家”、“教育家”，成为诸子中儒家的代表。于是，孔子走下“圣坛”，成为《论语》中那个有教无类的老师。而在这一过程中，转折点是章太炎。[1]章太炎将六经视为古史，将孔子视为史家，开启了对古代学术的新理解，影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学”。

一、孔子的底色：“古良史也”

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既有基于现实而发、前后有所变化的议论，也有根于自身立场而作、一直未变的看法。从表面上看，章氏早年所作《诸子学略说》①，对孔子大加诋毁，中岁之《检论・订孔》②，视孔子为“良史”而有所肯定，其后对孔子的评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晚年讲学，更是多次肯定孔子。

章太炎一生对孔子的评价多随机而发，尤其是辛亥革命前的政论文字。章太炎在1922年致柳诒征的信中说：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甚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2]（P741）

章太炎在此非常明确地承认，早年的“诋孔”是为了对抗康有为提倡的孔教。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论孔子之言，多有互为龃龉，自相矛盾，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非学术之使然。如1897年9月7日在《实学报》上发表《后圣》，称孔子为“水精”、有“制作”，是为了表彰荀子为继孔子之“后圣”[3]（P37）。1899年5月20日发表的《客帝论》，称“《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4]（P85），是以《公羊》传《春秋》，孔子为素王，而其目的则在于论证当时可以孔子后代为帝。但同年12月25日，章氏在《亚东时报》上发表更有学术性的《今古文辨义》，马上又变换立场，言“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5]（P109），则是为了通过驳廖平之尊孔而反康有为之学说。

但是，透过章太炎政论的言辞迷雾，章氏对孔子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看法，这个看法不是随一时议政所变化，而是由章氏一生的立场所决定，这个立场就是章氏自述的“唯专信古文经典”。在今文经学中，孔子作《春秋》，立一王大法，《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最重要的是其“义”，是孔子之义，即《公羊传》所发明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强调孔子“述而不作”，即便其“作《春秋》”，也只不过是据鲁史而笔削，《春秋》之正传是《左氏传》中的历史事迹。章氏一生谈及孔子者不计其数，而最基本的观点，是其1902年重订《书》、新增《订孔》一文中对孔子的明确定位：

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6]（P51）

以孔子为“古良史也”，实在是石破天惊、前所未有之论。而将孔子拉到下接左丘明、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刘歆的脉络中，同样是发前人所未曾发。在历史上，对孔子的认识确有不同的侧重，如今文家视孔子为有德无位的“素王”，古文家视孔子为述而不作的圣人，理学家视孔子为至圣先师。而章太炎直接将孔子视为“良史”，其实是为了与今文家的“素王”之说相对抗。章太炎以六经皆史官之遗，即史书，而孔子以私人的身份而非史官的身份删削六经，那么孔子便是史家。

章太炎的古文经学研究最有力之处便是他正确地看到，要谈孔子，最重要的是作为经学整理者的孔子，而不是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的孔子，而且要谈作为经学整理者的孔子，最重要的是通过《春秋》来看孔子。章氏早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左传读》（成书于1896年，先于《书》初刻本三年，时年章氏29岁）、《春秋左传读叙录》，而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则是《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作于1929年）。③可以说，《春秋》学是章氏经学观的基本底色。《春秋》的今古文中，《公羊传》为今文，《左氏传》为古文。而《左氏传》的注解中，汉代贾逵、服虔多引用《公羊》、《梁》二传，而晋初的杜预才真正做到排斥二传，把《春秋左氏传》之学变成彻底的史学。章太炎对《左氏传》的看法，早年从贾逵、服虔，晚岁从杜预。其《汉学论》云：

余少时治《左氏春秋》，颇主刘、贾、许、颖以排杜氏，卒之娄施攻伐，杜之守犹完，而为刘、贾、许、颖者自败。晚岁为《春秋疑义答问》，颇右杜氏，于经义始条达矣。[7]（P23）

而发生这一转变，实际上是因为章太炎发现：“刘、贾诸公，欲通其道，犹多附会《公羊》。”[8]（P361）由于东汉时立博士的是《公羊传》，所以《左氏》学者在解释不通之处多引《公羊》为证。而杜预则完全依传断经，故《左氏春秋》杜预学才是真正彻底的史学。章太炎自早年之学至晚岁之论，都是在寻求一条将经学彻底史学化的道路，并且，他既将六经视为史籍，那么删削六经的孔子，最重要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史家。

孔子既然是“古之良史”，章太炎对孔子最大的肯定，一是“作历史”，二是“布历史”。

就“作历史”而言，章太炎以为六经都是史。《国故论衡・明解故》云：

《六经》皆史之方，沿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9]（P356）

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所载章太炎的白话文演讲《经的大意》，说得更加清楚：“《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个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古人的史，范围甚大，和近来的史部有点不同，并不能把现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这样看来，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10]（P71）也就是说，章太炎的经学观是“夷六艺于古史”，那么其孔子观必然是夷孔子于“良史”。《诸子学略说》云：“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即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11]（P286）如果说《诸子学略说》以后经过了章氏的自我否定，不足为据，那么《国故论衡・原经》之说则愈明。章氏云：

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仓颉徒造字耳，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后世犹蒙其泽。况于年历昧，行事不彰，独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诒后嗣，令迁、固得续其迹，讫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实仲尼、左丘明之赐。[12]（P302―303）

章氏经学之根柢在《春秋》，《春秋》主《左氏》，对他而言，谈《春秋》必接《左氏》，而后是《史》、《汉》，因此，章氏言孔子，亦多与左丘明并言，而后接司马迁、班固。他甚至认为，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司马迁、班固不能称为圣人，只因为孔子是史法的开创者，司马迁、班固是传承者。其言曰：“仆以素王修史，实与迁、固不殊，惟体例为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宣尼一出，而百国宝书，和会于左氏。邦国殊政，世系异宗，民于何居？工自谁作？复著之《国语》、《世本》。纷者就理，暗者得昭。迁、固虽材，舍是则无所法，此作者所以称圣也。”[13]（P154）这种对孔子的看法是建立在将经视为史的基础上的，如此，孔子的删削六经的行为便成为整理历史的行为，甚至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也只是因为他开创了历史的写作方法。而在现代学术中，这完全是一个“史”的系统，而不是“经”的系统。

就“布历史”而言，章太炎强调孔子传播六经是传播历史。在由《书》修改而成的《检论・订孔》（1914年发表）中，章太炎一改《书》之非孔，而是加上了一些“理解之同情”的文字：

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自老聃写书征臧，以诒孔氏，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14]（P423―424）

此处之“老”即老子，为周代史官。而孔子的贡献在于将老子所送的秘府典籍布于民间。章氏既认为六经之要义在于“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那么孔子之伟大就在于将秘府中的史籍整理以教弟子，使此后诸子皆得以窥见这些古史。这样，孔子便是一个史学教师。

章氏对于孔子的贡献，即便是在极力诋孔的《诸子学略说》中，也不敢抹杀，其中概括为：“虽然，孔子之功则有矣，变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绝千古。”[15]（P291）这样，孔子之所以卓绝，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和史学家。这种思路与评价，已经与后来经过“现代”与“科学”洗涤的孔子观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了。

二、孔子的历史功绩

章太炎对孔子的评价，更集中的是在与康有为论战的文章《驳建立孔教议》中。此文畅论章氏心目中孔子的贡献：

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加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系先圣是赖！是乃其所以高于尧、舜、文、武而无算者也！[16]（P196―197）

“制历史”的是作《春秋》的孔子。章太炎认为，在孔子之前，史书之记录少。“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灿然大备，榘则相承，仍世似续，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17]（P196）作《春秋》的孔子，在章氏看来，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了编年体的写作，使真正的史学得以确立。这与《国故论衡・原经》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