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关于大众文化的思考

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为人们所耳濡目染，应该说是最为熟悉，也最为常见。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得最少

这当然与在２０世纪以前，美学家们甚至还往往把人类的审美、文化活动局限在艺术美的领域之内，还根本就没有把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列入审美、文化的范围直接相关。显而易见，短短百年的时间内，人类还来不及对审美、文化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大举渗透作出十分成熟的理性反省。因此，就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而言，不要说象对于文学艺术的把握那样滥熟于心，哪怕就象对于传播媒介中的大众文化或者文学艺术中的大众文化那样略有所知，也实在还无法作到。

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的产生，有一般的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就前者而言，要弄清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日常生活与审美、文化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日常社会与审美、文化始终是完全分离的。这一点只要从不论何时提及文学艺术，总是要以它们的超越于日常生活作为最突出特征，就不难看出。确实，在传统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造成了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分离，同时也造成了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分离。简而言之，可以称之为“动脑”和“动手”的分离。对此，恩格斯早就提出批评：“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而马克思也提示我们，要注意传统社会“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即物质生产）这一根本缺撼。进入20世纪，由于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一方面，审美、文化由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丧失了传统的神秘色彩，开始降低姿态，“飞入寻常百姓家”，换言之，审美、文化开始社会化；另一方面，日常社会也因为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加大了审美、文化的含量，开始提升自身，日益蚕食着审美、文化的边界。所谓“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人们纷纷开始美化自己、美化生活，并且通过生活的审美化、文化化来更大程度地解放自己。其结果，就是人人都开始从美学、文化的角度发现自己、开垦自己，发现生活、开垦生活。日常社会中的审美、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不争的事实 。就后者而言，日常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主要与日常社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加大了审美、文化的含量有关，但是又有所区别。目前人们往往将两者混同起来，显然是不妥的。而我们对于日常社会中的大众的误解，也正是由此而生。实际，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并不一般地产生于社会的发展，而是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时代的特定产物。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时代造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口味，即公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而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则无非是这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口味即公共的美学趣味、文化趣味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直接体现 。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日常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和究竟不是什么。事实上并非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大众的就是大众文化，也并非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所有的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文化追求也都是大众文化，其实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的领域远没有那样宽泛。因此，只有那些不是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出现，而是为创造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东西，我们才可以称之为大众文化。例如波普艺术家沃霍尔的作品，人们就称之为：“简直改变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他的作品改变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改变了诗人的想象，改变了哲学家的思维。” 生活中的大众文化也是如此。它往往意味着一种“对于欲望的欲望”，因此并非对于已有的需要的满足，而是对于全新的需要的期待。生活中的某些大众现象或者某些审美、文化的追求都只是一种物质形态，而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则不然，它首先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才是一种物质形态。因而，对于它的创造与接受，无疑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某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创造与接受。这正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与生活中的某些大众现象或者某些审美、文化的追求的最大区别 。

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包括趣味、形象、行为、物品、语言、环境六个方面。其中趣味方面是指的某种大众品位、格调，例如白领趣味、中产阶级趣味，等等；形象方面是指的大众形象，例如时装、模特、女性形象、明星，等等；行为方面是指的大众行为，例如玩游戏机、旅游、体育比赛、搏彩、健身、游戏，高尔夫球、跳舞，等等；物品方面是指的大众物品，例如轿车、手机、休闲报刊，等等；语言方面是指的大众语言，例如大众话语、英语热、粤语热，等等；环境方面是指的大众环境，例如超市、建筑、酒吧、人文景观、影楼、快餐店，等等 。

以下分类予以剖析。

所谓趣味主要是指的某种大众品位、格调，它们意味着一种虚幻的消费趣味，一种对于生活的超前想象。

以目前十分大众的所谓“中产阶级趣味”（“白领趣味”）为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更多地与豪华别墅、名牌汽车、西装革履、美丽女人、高级写字楼、高雅休闲场所，名表、名酒、化妆品、保铃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白天与美籍华人一起谈生意，晚上与华籍美人一起翩翩起舞，甚至刻意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区别。百姓喝青岛啤酒，他们就喝ＸＯ；百姓逛百货，他们就进精品店；百姓听卡带，他们就听ＣＤ……这样一种追求就被称之为“中产阶级趣味”，更形象的说法则是：“白领趣味”。它来自一种超前的消费群体。掌中宝手机的广告声称：“身份不同，需求不同。”就正是着眼于这一群体。这就是所谓“中产阶级”或者“白领”，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偶像、时尚生活方式的师范者、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承载者，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恰恰是在其他各阶级心目中造成一个统治阶级自我经验的似是而非的形象，它怎么能指望继续存在下去？” 中产阶级”或者“白领”的职责正是成功地虚构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形象”，毫无疑问，它成功地作到了这一点。

不过，这样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白领趣味”）又实在只是一种时尚趣味。小心地避开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故意简化、回避、遮盖痛苦、艰辛、困惑，又夸张、涂饰、虚构了快乐、潇洒、幸福，美好的未来仿佛就在眼前，充斥其中的都是最令人羡慕的生活形象，最为大众的文化符号……之所以如此，仍旧与“中产阶级”或者“白领”这一群体有关。正如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所刻划的：“‘中产阶级气质’作为人性的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别的，是一种均衡的尝试，是在人的行为中，在无数的极端与对立中谋取中庸之道。”他并且举例说，圣贤与酒色之徒是人类的两个极端，彼此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中产阶级却既不会成为圣贤也不会成为酒色之徒。因而，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也就往往是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换言之，中产阶级只是社会的附庸者，他们没有私人财产、没有根本立场、没有独立地位、没有理想和信仰……正是这一切，造就了他们的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虚假意识。而他们的选择，则是在失去意义的世界中不带信仰地生活。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就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一旦进入文化，文化的正当性就转而被享乐的正当性无情地予以取代。我们知道，所谓文化，就其根本内涵而言，无疑必然包含着与时下社会的对抗性质，包含着生命的渴望、精神的郁结以及一种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往往与心满意足、知足常乐之类的舒适无法对应。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已经屡有所见。克莱夫•贝尔在〖文明〗中就说：“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壮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舒适从未用心。舒适的生活是伴随中产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 确实，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高度的适应固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它同时也意味着高度的限制。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成功。生活条件越是优越，就越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正如社会学家帕雷托的那句名言所概括的：历史是贵族的坟墓 。

然而，在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那里，我们看到的，正是心满意足、知足常乐之类的舒适。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以在种种无奈为前提，不肯承载太多太重的情感，也不肯付出太多太重的代价，自觉保持一种驯服的协调姿态，追求快活、轻松、潇洒、闲适、恬淡，当然可以说，并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但是这对于人类文化而言，却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假如我们对此予以默认，就意味着把自己自由地交给了不自由，卑微地躲进象牙之塔而有意无视生活的严峻，甚至不惜竞相比矮，不惜排列成一系列逐节矮化的多米诺骨排。显而易见，这样一来，最终倒下的，当然就绝不是骨排，而是人类不屈的、高贵的灵魂。因此，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无非就是强迫文化必须向平庸的生活认同，例如要求艺术必须被稀释为“交往的艺术”、“讲演的艺术”、“生活的艺术”、“爱情的艺术”，等等，而在这一切背后的，则是人类创造能力的迅速衰退和人类文化精神的胜利大逃亡。尼采之所以批评素以绅士文化著称的英国人根本不懂得“创造的力量和审美良知”，并强调“人类并不努力追求快乐，只有英国人才努力追求快乐。”道理正在于此 。

必须指出，人类２０世纪文化的酿成普遍的精神困境，恰恰就与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直接相关。我们知道，享乐主义应该说是古已有之，然而，为什么只有在２０世纪才会将整个人类导向精神的深渊？原因正在于：传统的享乐主义并没有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更没有成为一种根本的文化精神。而在２０世纪，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却使之成为现实。从此，享乐主义竟然得以以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而且是以为人们所垂涎三尺的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表现出来。最终，人们十分吃惊地发现，在传统社会，固然会拒绝文化、咒骂文化，但是却不会消费文化。而现在，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却开始消费起文化。结果，人类文化实际上就被异化为一种享乐文化。这一点，在西方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正是由于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的影响，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之思想基础的新教伦理业才被一种享乐主义所取代、驯化。西方文化因此而失去了根本之支撑点。这，正如卡西尔所感叹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被享乐主义所支配，享乐主义又摧毁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 。也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一书的作者丹尼尔•贝尔才毫不留情地把所谓“中产阶级趣味” （“白领趣味”）称之为：“真正的敌人”、“最坏的赝品”、“势利者的游戏”、“时髦的娱乐” 。

形象方面的大众文化包括时装、模特、女性形象等个人形象以及明星等社会形象，等等。它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形象先于内容，甚至是有形象而没有内容。我们试着对其中的时装、女性形象、明星等现象加以剖析。

在人类审美与文化的历史上，服装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人们经常说：在历史上只要禁欲主义盛行以及人们的欲望受到压抑，女人的头发就会无精打彩地低垂下来，男人的头发也会越剃越短，而一旦遇到开放的年代，人类的头发也象敏感的神经末梢，最先兴奋起来、蓬松起来(美国的青年甚至宁愿砍头也不愿砍去长发)。服装更是如此。有人曾用不无夸张的口吻说道：“股票的价位越高，女人的裙子越短。”确实，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可以以穿衣服的多少来衡量。从山顶洞人的骨针、亚当夏娃的无花果叶到人类最初的衣服，人类走过了一个外衣一件件地变成内衣然后内衣又一件地变成外衣的过程。在传统的封闭社会，淑女至少披挂10-30磅衣物，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要外出必须在紧身胸衣和大撑裙外再穿九件衣服、八条裙子，但是进入当代的开放生活之后，内衣又一件件地变成了外衣，犹如节肢动物的蜕皮一样。在世纪之初，当拖地长裙终于离开地面之时，男性不禁惊呼：原来女性也是两足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