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1930年代香港旅行――超越另一个境界线

一、旅行启程

近代中国人在旅行香港的过程中，经历了某种文化经验世界，本文就是笔者旅游此文化经验世界之游记（travel record）。众所周知，旅行过程中旅行者只能看到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假如这句话是正确的，笔者应先声明，出发旅行之前，笔者如何假设中国人从香港旅行中将获得的对香港的认定或印象。这样才能较明确的显示，即将进行的旅行过程中，随着笔者接触旅行对象之深入和相互互动中所显示的深层涵义。

在1842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后处理过程中，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笔者认为，中国人对被香港总督府所经营的香港具有两种印象。第一种是“国耻的象征”：中国人认为，香港是因为中国无法抵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之结果而被殖民地化的地方。因此香港所扮演的角色是，提醒中国应当追求反帝或是富国强兵之本分。另一种印象是“近代的象征”：旅游香港的本土的知识分子亲身体验“西方人所建立的美丽的建筑物与干净的街头、维持治安的严密性”等等，他们感觉到接受西方文明之必要性。近代中国大多数的改革家、革命家都是透过香港接触到西方文明之具体的样本。

一眼看来像是矛盾的两种印象、认知，就是笔者个人开始进行此一行程之前的认识基础。因此，香港被割让后的20世纪初期，尤其是1930年代之中国人所直接见闻香港后留下来的游记中，实际上如何呈现出来？笔者即将出发寻找此问题之解答。“国耻象征”也好，“近代象征”也好，对于中国本土人而言，香港确实是一个他者，与其之间存在着境界线，中国人超越此境界线进入到香港的旅行经验，对他们而言具有什么意义呢？对在时间与空间上与他们明确隔离、生活在21世纪初的韩国的笔者而言，在透过进入中国人旅行者的经验世界之另一个旅行可找出何种新义呢？

二、近代指标之香港

巴金1927年下船到香港的时候他曾描述，“我们走出码头，一路上看见的街头都很整洁”。离开香港的时候，他站在船甲板上望建筑在山上的房屋，感到“一层一层整齐地排列在那里，非常清楚”。

这种印象使香港变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大都市”，而令人惊异的是，此种印象起源很早，清末的一些改革家已从邻近的香港发现了“近代”。出生于接近香港的广东省南海县的康有为是一个典型例子，他22岁时（1879年）访问香港后所自编的年谱中留下了简单的笔记：“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宿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清末时期香港被视为中国近代改革之样本，但进入中华民国时期，香港在英国统治下变成一个“海上蜃楼"，在旅行香港的中国人眼中，它变成了一个被羡慕的对象，而且此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加强。

昨天还是一座荒严孤岛，是海岛与渔夫椅居的不毛之地。自从英国人得到了这件佳妙的礼物后，今天已变成了亚洲的一大都市，中国南方的门户。荒岛变成了人烟稠密的海上蜃楼。跑马场，在总会，网球场，哥尔夫球场，把海滨装缀得像伊甸乐园一样。到处是不大列帝国的伟大表现，到处是英国人的威风，中国人士，都在那到处展的大英旗下，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到1930年代后期，中国人对香港的向往之心越来越强烈，请看以下引文：

我想象中的香港就如同一座仙山。身上不带”宝气"的凡人，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即.……那里真是避世桃源，看来，香港到底是个福地。福地只配福人享。我向香港祝福了！

没去过香港，梦寝中想着去香港，只是福命不济，空想罢了！

这种印象为何越来越强烈呢？也许可从1938年一位访问香港的旅行者游记中找到答案。他赞美道“香港是梦之岛，诗之岛；是恋爱的圣地，是月光的家乡，花的家乡”。接着，他也说道“八一三抗战开始以后，香港更变成了全中国唯一的，最安全的现代都市”。

就这样，中国本土越是发生内战或受日本侵略而形势不安定，相比之下越发使香港成为强烈的向往对象。1941年到达香港的杨彦岐也明确提醒这一点“香港虽是‘外国地方’，自由的空气比上海讨人喜欢得多――我到香港，便是这个理由。”他在此所说的自由也许可以认为是精神上的价值，但也不只如此，因为“除了香港外，在中国境内确无从寻找比他更适宜于安居，置业，创业”，所以他们才渴望渡海至香港。

香港既然是一个渴望到达之地，那“忍痛的庇荫于外人的保护下，该是什么一回事！当时的中国人会轻易这样认为吗？一些旅行者已经看破了“近代化”的香港所具有的阳光与黑暗及近代性矛盾。在一个旅馆中，“隔房的客人招来了妓女，毫无顾忌的淫浪的声音闹了一整夜，我想起了许多香港的小报以及许多大报上的春药广告”。这只不过是描述香港日常生活黑暗的一面。一些旅行者却对香港的阳光与黑暗具有分裂心态。

1940年旅游香港的文俞就是一例。一般人满足于香港的“安静和平”是出自于“感觉”，但是他主张“这都市不能是属于我的，我不爱它，也不能让它在心上站一些儿地位。”这种判断是出自于他的“思索”。他经过长久的思索认识到“一个角落不能代表一个世界，一个断面不能象征一个构图。当我留滞在这是那么著名，名字又是那么美丽的都市，有了时间来看清它的真正的街道时，呀，对不起，我讨厌这是如何的混浊的所在。”因此比起爱好安静和平，他更关心“肮脏贫穷的一面”。

香港所发散出来的阳光的制造者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旅行者体会到这个事实，使上述对近代性矛盾之认识更加强烈。

香港是那么可爱的，――在那里，周遭环绕着绿莹的海水，四面罗列了青碧的山岛，宽广的自然会扩展人们的胸怀，凉爽的海风涤去了尘俗的烦闷。是有那时代的繁华，物质的文明，香港怎么不令人可爱呢？！可是如果你是白种人，你当然真会非常喜爱香港，香港亦会非常喜欢你，不幸你是黄种人，更不幸是中国人，――过去是香港的主人，“反主为奴”，有何颜面久羁香港呢？!

作为“不幸的”黄种人，且是转落为奴隶的中国人，能够摆脱面对近代化殖民地香港时所产生的分裂心态的一条路径是，批判香港的近代化成就，视其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以此来占据优势。因而形成香港为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被害者之印象。

三、殖民地被害者之香港

1932年造访香港的王志成，在游记的前半都是这样描述香港的：“道路整洁，空气清新”的“世外桃源”，表现被它迷惑的心情，但结语中表露出他的心情：小朋友！西洋人收刮我们中国人底脂膏，开辟道路，建筑桥梁，究竟为什么呢？我在香港底山顶上，深感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刻毒了！”

如此，将香港认作帝国主义受害者时所形成的最基本的情绪是，将香港比喻为从母体中国中脱离出来的一部分。也有人将香港比喻为从家人变成的人家的“妾”，但大部分是属于如下闻一多的诗《七子之歌》一般，以遗失的儿子来形象化：

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在的黄豹，

母亲呀，我的身分虽徽，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的身上，

咬着我的骨肉，唆着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借着中国之肢体来形象化香港的情绪，使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所受到的差别待遇更加敏感化。香港政府曾颁布侨民注册条例，允许各国人民居留于香港者向政府登记，华人则属唯一例外。这受到了一个旅行者的批评：“表面似予华人以优待，实则默认华人为臣属，不以异国之国民相待。”

西方人与中国人受到不同待遇时，中国人的差别更明显地显示出来，这也被认为是空间上的区割。

市中商业尽属华人，西人则多寓于风情气爽之山上，阶级之分，一望然。且华商皆为洋商之办所，绝少有自制之工艺品销售于外者。

可是旅行者也体验到，不但居住在香港的西洋人与中国人之间，中国人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境界线。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居住于香港的中国人当中也存在着与香港殖民当局合作而享受特权的“高等华人”及形成底边层的中国人之间的境界线。从中国本土进入香港的中国人所经历的不便，是香港的这一边与那一边之间境界线的象征。明显反映出这种复数境界线的最好例子，是鲁迅所描述的他的经历。

鲁迅试图在游记中讽刺的应是，香港人之间存在的阶层性位阶秩序。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歌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由上文我们可以了解到，鲁迅不但注意到香港内部存在的阶层性位阶秩序，他更警惕此结构延伸发展到整个中国大陆，换言之，整个中国变成西洋殖民地。

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