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世纪困惑 ――关于２０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之一

一

２０世纪实在是一个“空前”的世纪。这是一个“千年盛世”与“世界末日”同时降临的世纪，是一个希望与失望、生机与危机同时并存的世纪，又是一个“米涅瓦的猫头鹰”已经死去与“百鸟乱投林”的世纪。它所带给人类的，既非“欢乐颂”，也非“安魂曲”，而是――命运的“悲怆”。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临近世纪之交，人们谈及未来的世纪，却仍旧沉浸在自欺欺人的光明行、安乐颂以及种种人为编织的美好的前景之中，某些学人更是自觉地充当着报喜不报忧的喜鹊的角色，甚至充当着盲目乐观的麻雀的角色。但是，为他们所未曾注意到的一个严峻事实却是，人类正拥挤在一艘非常狭窄的宇宙飞船中彼此相濡以沫，这，使得人类已经没有再犯错误的余地了。因此，全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为自己谨慎地选择一个未来。然而，正如人类在２０世纪所遇到的发展机遇是空前的一样，人类在２０世纪所遇到的生存困境同样也是空前的。为此，人类要为自己谨慎地选择一个未来，就必须从醉生梦死的安乐之梦中醒来。在这当中，跨世纪的一代学人更必须勇于充当报凶的乌鸦和啼血的杜鹃，为人类敲响报警的钟声。之所以如此，理由十分简单，人类的最大敌人，从来都是人类自己。人类的未来也取决于人类自己。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疾呼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样，真实地直面２０世纪，在焦灼、困惑的世纪回眸中“问苍茫大地”：２０世纪究竟为人类留下了什么？人类能够把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带入２１世纪？尤其是，人类不能够把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带入２１世纪？就成为我们的根本抉择。

本文以及此后的若干篇文章所关注的，当然都将是２０世纪的人类文化（我使用的“文化”范畴是一个与政治、经济相对的范畴，不是那种无所不包的所谓大文化的范畴，下同）。之所以如此，似乎还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对文化问题更为熟悉，而且还因为值此世纪之交，文化问题，已经一跃而成为当代世界所争相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从世纪初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元结构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选择了经济主导型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则大多选择了政治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其中，未能从社会整体的结构转换的角度把握社会转型，是其共同的缺陷之一（此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因此而出现的矫枉过正的行为）。未能进而及时建立文化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则是其共同的缺陷之二（这方面，韦伯、帕森斯、艾森斯塔德的研究值得注意）。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政治进步并非人类的目的，人类的目的只能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实现。再从当代的现实来看，也是如此。政治冷战的消失、国际格局的改变、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市场经济的推进、科技革命的兴起、电子时代的降临、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以及大众社会的崛起……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把人的价值、人的命运、人的生存、人的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以一种十分尖锐的形式突出出来，而文化，恰恰就是这一根本问题的集中反映。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拉兹洛指出：“人类群体思维和行动的变化就是他们的文化转变。……文化并不局限于纯文学、美术、文学、音乐和哲学，还表现为科学和技术的创造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控制、个人对美与和谐的感受以及他对世界的认同感和对世界的幻想。”“把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的是文化，而不是地理或自然资源遗产。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动机和创造力。一个国家创造现代工业、发展高技术并形成一个消费社会，另一个国家则追求赶上并实现‘现代化’，而第三个国家却予以抵制并寻找另一种方法来发展，这三条道路是由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和爱好所选择的。……文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决定力量。”（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２－７３页）西方著名社会学家贝尔也曾断言：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业已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他指出：“文化掌握了倡导变革的主动权。”“如今的文化确已变得至高无上了。”（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５、７９页）他甚至说：由此而引发的当代文化问题，完全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地震中心和经济、政治、社会危机的集中点。假如我们再联想到西方当前在政治战略思考时甚至都把文化问题的讨论同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考察结合起来，例如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从总结过去的角度指出，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信任与合作，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从展望未来的角度认定，继数十年的政治冷战之后，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显然就不会对文化问题在当代世界中的极端重要性再存有丝毫的怀疑。

这样，２０世纪为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什么？人类能够把什么样的文化带入２１世纪？尤其是，人类不能够把什么样的文化带入２１世纪？就成为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关于２０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这样一个我又称之为“世纪忏悔”的重大课题，就正是着眼于后者，即人类不能够把什么样的文化带入２１世纪？或许，这是一种世纪性的拒绝？然而，在我看来，人类的有所作为只有建立在有所不为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因此，对于２０世纪文化遗产的深刻反省，无疑就正是推动着人类走向新世纪的真正动力，也内在地决定着人类文化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必须指出，人类关于文化发展的“盛世危言”，其实并不始于当代。在西方，有一次次的“世界末日”的预言，在中国，则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礼崩乐坏”的哀叹。近代以来，就更加如此，在西方，尽管１８世纪就曾经出现了三部理性主义的代表作，即边沁的《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和成因的探讨〉，它们分别从文化、政治、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作了乐观主义的展望。然而，事后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并非希望而只是失望。因此，如今看来，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的思考更令人永久瞩目。他们是卢梭、康德、席勒、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斯宾格勒、奥尔特加、齐美尔、韦伯……在当时的人们普遍为人类文化的蓬勃发展而心醉神迷之际，他们却痛楚地关注着人类文化本身的没落。这是一些文化的孤独者，也是文化的先知先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越是文明，就越是没有诗意。因此他们毅然挺立在时代潮流之中，高瞻远嘱地展望着在２０世纪人类文化的岌岌可危的命运，并且准确地把一种关于文化的危机意识传达给了２０世纪的人们。

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无疑应该是马克思。一般而言，我们往往把马克思的重大影响之一，归纳为人类的劳动异化主题的发现，并且认为它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立论，是对于人类政治、经济的异化的总结，因此未能对这一伟大思想的文化内涵予以深刻地开掘。但是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本来就应该逻辑地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经济的异化，这是在十九世纪就清晰地看到了的显性的、现实的异化，也是十九世纪予以考察的重点；其二则是文化的异化。这是隐性的在十九世纪尚未表现出来的异化。在二十世纪，后者却令人瞩目地由隐而显。这，就集中表现为当代人所面对的文化困境。在这里，具体劳动产品所引发的对人的异己统治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困境，已经退隐幕后，而商品文化、技术文化等普遍的文化力量所引发的对人的异己统治以及文化困境，却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其结果，就是在人类思想中所出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主题转换。而我们在２０世纪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批判思潮中所看到的，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新的解读。

我们在卢卡契的“物化”思想中，最早看到了这一新的解读。尽管马克思的不朽名著《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沉睡了将近百年，１９３２年才得以问世，然而卢卡契却以他敏锐的视野，独立地完成了把马克思的商品异化的思想拓展为物化的思想的世纪转换，并且由于他的把异化与近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联系起来这一独特思路，使得文明的异化、文化的异化首次开始为全社会所关注。在他之后，深刻的文化视野，以及对于消费文化、技术文化所导致的人类文化困境的批判，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的中心，而且逐渐演化为两大思潮，其一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其二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最终，这两大以人为本的思潮，就构成了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两大表现形式。

继商品异化之后的文化的被异化，就是这样无可避讳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政治、经济方面的形式上的合理性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实质上的不合理性的遮蔽，以及当代社会的隐藏在文化之中的深层矛盾，也因此而充分地展现而出。假如说世纪初斯宾格勒的断言尚且令人半信半疑：“任何高度发达的文化都是悲剧。……创造物起来反对自己的创造者。”（转引自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页）那么，卡西尔的悲痛万分的宣称，就已经无可置疑了：“所谓文化，与其说能带来繁荣，不若说是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之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剧的疏离。”（转引自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页）显而易见，在世纪末，文化的异化，或者文化力量对于人类的压迫这一２０世纪文化遗产中的“癌病变”，已经远远不是只有少数人才为之而焦虑，而是一切有智慧的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危险与严峻。

三

在我看来，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作用，显然是无可置疑的。对此，只要回顾一下马克思的思考，就已经足够了：文化之为文化，就在于“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９２页）不过，又必须马上强调一句，马克思的思考涉及的只是文化的正面意义，但实际上，文化之为文化，还存在着负面的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必须强调，文化既是天堂同时也是地狱，文化既是一个幸福的源头又是一个不可跨越的永劫。

任何文化方面的进步都同时以文化的退步为代价，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无法避免的缺憾。它所导致的，正是人类文化世界的分裂、失衡、悖谬。回望历史，最初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往往持一种“不断退步”的观念。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白铁时代，其中以黄金时代为最完美，这，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论”。迄至近代，人类转而往往持一种“永恒进步”的观念。从过去―现在―未来，其中以未来为最完美，这，可以称之为“乌托邦论”。――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卢梭的对于人类文化的彻底批判也仍旧是站在历史进步论的基础上的。而在当代，人类却又一次回到了“不断退步”的观念，然而与古代不同的是，在当代社会人类甚至连对于黄金时代的期待也一并丧失了。而我们在世纪之交再次回顾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之时，无疑不必简单地重复前人的错误。事实上，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进化与退化同在、繁荣也与衰落同在。这仿佛是一个硬币的正面与负面。而且，其中的关键正是在进化中发现退化，同时又在退化中发现进化。因此，并非单纯的悲观主义抑或乐观主义，也并非单纯的退化论抑或进化论，至关重要的，只能是对于上述对立的超越。这，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６２页）

我们在２０世纪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幕。２０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堪称人类文化之巅，然而恰恰就在人类的物质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甚至使人误以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即将来临的时候，２０世纪的集中营、大屠杀、原子弹、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却使人类一下子倒退回血雨腥风的动物世界。有一位西方学者指出，２０世纪的人类，即使是逃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炮弹，也仍旧被战争毁灭了。确实如此。人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同时也都是被出卖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