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从中国文化看红楼魅力

小说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样式之一，与社会变动、文化转型紧密相关。正是在中国遭遇如李鸿章（1823－1901）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小说开始了它的浩浩荡荡的现代传统。自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知识文化界对小说投入了最大的热情，论说纵横多姿，创作极一时之盛。从戊戌到辛亥，出版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当时的小说家陶曾佑惊叹：“咄！20世纪之中心点，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叩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劝，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丈，魔力千钧；有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放一异彩，标一特色。此物何欤，则小说是。”[1]在时人的理解中，小说不但是一种文学样式，也是社会变革的利器，它不但可以写人叙事，也承载着传播新思想、表达新政见的功能。居今释古，曾被当作异端的《红楼梦》也吸引了众多的关怀和投射。诗人黄遵宪（1848―1905）有云：“《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论其文章，宜在左、国、史、汉并妙。”[2]晚清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分裂还将继续，当那些一度声势煊赫的小说终于退回文学一隅或干脆被人忘却之后，只有《红楼梦》仍然是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的中心点之一，并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代表。

《红楼梦》确是伟大的小说，但正像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如此为人称颂、事实上也被作了无数研究的《红楼梦》，迄今为止，我们却连它的一些基本问题也不甚了了，不但作者、版本等基本问题因缺乏材料而疑窦甚多，甚至小说的主题或中心线索这些似乎可以通过分析研究而弄清的问题，红学界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比较重要的，有三种解释：家庭盛衰论、爱情悲剧论、两个世界论。前二说通行已久，后一说由当代学者余英时在1970年提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3]《红楼梦》的创作意图和主题线索也许不那么容易确定，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无不以其丰富的意蕴逾越概念和逻辑而给读者以无穷的想象和无尽的解说，但综合诸家之说，概括《红楼梦》的基本内容却是可行的。本文希望以此说明《红楼梦》为什么成为中国人如此迷恋的“梦”？

1、此恨原不限贾府

无论我们基于何种文学观念和解释方法，都不能否认《红楼梦》的故事主体之一是贵族之家的衰败。在君权专制的政治结构中，由秦至清，有多少显赫贵胄之家被罢官、封产、抄家、充军、杀头，瞬间灰飞烟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这原是人生和家庭的常态，但只有《红楼梦》把它转换为魅力无穷的文学作品，使贾府成为中国人沧桑无常之情的凝聚点。

贵族之家的盛衰有多大的普遍意义？古中国文化教育不发达，众多的人口中只有少数人断文识字，极少数人可以写出像样的美文字，底层民众一般不能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和对象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只能接受、欣赏由他们提供物质生活资源而有条件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学士的作品。这当然是社会分工使然，但也很容易被视为政治不平等在文化上的反映，以至于20世纪爱读古小说的毛泽东大为不平：“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4]问题是，虽然文明人类都需要文学生活，无穷多样的生活方式都应当在文学世界里有所表现，但直接从事语言艺术创造的毕竟只能是少数人。这少数人即使是农民出身，但在成为专门的文学创造者之后，其身份与情趣也就不再属于农民，其人生追求和行为风格就会与农民有相当距离。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以农民生活为作品的对象和题材，所表达的情趣和意向却不一定是农民的。杰出如鲁迅，也只能对农民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严格地说，所谓“农民文学”只能是民歌之类的业余创作，文学本身是不属于农民的，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只能接受由知识分子创作的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文人的情趣垄断了中国的审美意识，历史的沧桑感、人生的无常感几乎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甚至于伤春悲秋、物是人非乃至仁途坎坷之类典型的文人情怀也成了中国人的审美模式。《红楼梦》写的是世家大族的公子小姐，但它并不只属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贵族子女们，也属于天底下所有的小儿女们。“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谴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掉玉的红楼梦。”家族盛衰中所流露出的，是中国心灵永恒的遗憾和悲怆，文学有它的超越性和公共性。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非常态的人生境遇，世家大族的瞬间败落所引发的沧桑悲情，最为集中地概括了中国人的红尘幻念和生命情绪。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留下很多华胥梦觉后的血泪文字。承平日久，朝歌暮嬉，“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周密：《武林旧事・序》）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即是巨大的社会政治变故所激动的人生感怀和创作冲动。《红楼梦》的故事发生在贾府，但它的读者却绝不限于贾府。在《红楼梦》之前，把人生的巨变写进文学的有两个代表，第一个当然是战国时的“三闾大夫”屈原。汉人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丧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然而，如果屈原之诗只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那么，他就不可能“万古惟留楚客悲”，为历代国人所景仰。屈原的伟大，在于他能从自己的遭遇中体会到一种超越个人得失进退的理性追求和浪漫想象，一种基于对生命和人间的挚爱深情的理想境界。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深沉的爱国感情：“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郢》）二是从自身遭遇中提炼出来的修贤与能的政治理想与殉身无悔的人格操守，这就是《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和《抽思》中的“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奔流不息的汩罗江水成就了他早岁怀抱的“伏清白以死直”的坚定意志，忠而见谤、去国离乡的生活遭际激发了屈原的崇高理想与炽热感情，他的作品因此成为中国人故园情结的不渝之情的集聚。接下来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王国维曾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令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一般认为，李煜有亡国前的词香艳精琢而亡国后则悲哀沉郁两种类型。在“日夕以泪洗面”的囚禁之中，他深沉地抒发了国破家亡的痛楚，以其赤子之心体会了人间最大的不幸，以其极浅的阅历领受了人间最深的悲慨。其哀伤、真挚，有如血泪凝成，纯真而无饰。《相见欢》有云：“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从一枝小小的林花入笔，抒发了天地万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太匆匆”已写尽了生命短促无常，再接之以“朝来寒雨晚来风”，则更表现了生命流年中哀愁忧伤的摧伤。不是不美好，不是没有拘留，“胭脂泪，相留醉”，但这些令人痴迷神醉的东西也同样受着风雨挫伤，终不能长相保。“几时重”其实是无法重，这一沉重的阴影吞没了一切美好的东西以及对它的留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而不返。更著名的是“问君能有向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超越古今，“一江春水”滔滔无尽，涵盖了全人类的哀愁，以至于王国维说他“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如果李煜不是亲身体会了国破家亡的人世巨变，他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沉哀巨痛的。而一旦亡国之情转化为生命感受并进而为词境，那么它表达的就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痛楚，也是宇宙人生的某些基本的真理和至情，他能从一己之故国之悲，写出千古人世的无常。

毫无疑问，人世坎坷、沧桑巨变只是一个外在条件，能否因此而体验世界的真实、探索生存的奥秘并写出“血书”，需要有锐敏的内在感受力和卓越的审美表现力。宋徽宗赵佶也有国破家亡的经历，他留下的《燕山亭》也写故园之思，但“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虽极愁苦之态，不过是“自道身世之戚”，他只能感动他自己，而不能像屈原、李煜那样以个人身世印证永恒与无常形成的人类共有悲剧，进而获得普遍永恒的感发力量。

关于《红楼梦》的创作，小说开始的“作者自云”有明确交代。这里有三层意思。首先说明创作的动机：“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真事”是什么？自从胡适考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红学家们对曹家的历史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考定，目前除曹雪芹的身分及其经历还不太确定外，曹家在康熙、雍正交替之际受到株连，被抄家没产，从富贵已极到落得家败人亡一事已毫无疑问。从“锦衣玉食”到“瓦灶绳床”，曹雪芹的经历仿佛梦幻一样。他的朋友敦诚所谓“扬州旧梦久已觉”、“废馆楼台梦旧家”，敦敏所谓“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等等即是指此。反省此一巨大的人生悲剧而将真事隐去，原因之一也许是对乾隆年间“文字狱”的顾虑。真事隐去之后，小说所写何人？作者又告诉我们：“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住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饮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之人：我之罪固不可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能因我之不肖，自护已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这个意图在小说中得到实现。《红楼梦》一名《金陵十二钗》，有“传人”之意：“我之不肖”固是反语，但忏悔之情确乎浓郁。真假之间，就是《红楼梦》的表现方式：“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阅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真事隐去之后当然就是假语存下，这很符合从生活经验出发虚构创作的一般“小说作法”。但《红楼梦》比较特殊，真事赖假语而隐去，假后有真，不但那些行止见识特异的金陵十二钗与一事无成的贾宝玉都生活在贾府由盛而衰的“梦幻”之中，作者深情的忏悔也渲染出“假话”中“真事”的力量。这就是说，隐去真事后的红楼世界与作者的真实经历并不隔绝，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但由脂砚斋批语屡屡指出：“有是事，有是人”，有些还是作者与评者“实实经过”，如元春归省那样的场面“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批者多次因小说而勾起旧事而“伤心”、“堕泪”、“失声哭出”，作者本人也一再在小说中提醒读者“假语”通“真事”，如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十二回又借风月宝镜之口说：“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所以，“作者自云”的意图，是要说明小说中的“真”、“假”关系。我们既不能因“真事隐事”而无视小说的起源，索隐与考证仍为必要，红学离不开曹学；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就把“假语村言”仅仅视为作者的“障眼法”，以为《红楼梦》只是曹家命运的写实。现实世界的“真”在小说中都转化为“假”，现实世界中的“假”在小说中都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