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作为文化行动的旅游

上海的岁末，萧瑟凛冽。我想起了六月温暖的日子。那时，我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十多位同事一起到云南作工作性旅游，一路走去，乐不思返。近十年来，举国上下涌动着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流，各地都有跃进之势。拥有众多资源的云南独树一帜，以旅游为纽带重组其人文自然景观，并辅之以《云南映象》、《丽水金沙》、《印象丽江》、《纳西古乐》等表演性节目，创造了若干文化产业品牌。云南比较成功的经验，启示着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旅游与文化的关系。

这是老话题。旅游与文化关系紧密。离开了云南的历史、宗教、文艺、民俗、建筑、园林、饮食等等，到云南旅游就是一句空话。即使是苍山洱海、丽江流水、峡谷云海等等自然存在，也因为人的参与和寓意而成为“景观”。因此，在目前有关旅游的讨论中，“文化”成为一个关键词。有哪一次有关旅游的会议上，我们耳朵里不灌上成千上万个“文化”、“文化”的？云南之行提醒我们思考的，是旅游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它是什么性质的文化？旅游如何成为一种文化生产？

1、在文化与反文化之间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旅游。这不但是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旅游经验，也是说旅游已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经济发展，社会开放，文化多元，特别是数字化的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人类置身其中的时间和空间被高度压缩以至趋零，人类交往的范围和程度得以极大地拓展和延伸，全球化俨然已成为日常实践。即使是在家庭生活和工作场所，我们也日益感知到、想象到此时此地之外的人、景、事、物，声音与形象，故事与传说。如果说像徐霞客式的旅游是专业性的、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文化工程的话，那么今天的旅游已经是日常的、普遍的生活行为。旅游是如此深入地内化到我们生活之中，可以说没有人与旅游毫无关系。

旅游走向日常化，但旅游又是日常经验的一种中断。“我去旅游”意味着：我们习惯的工作和生活中止了，我们熟悉的世界远去了，我们将有选择地与新的环境和对象建立联系，并从中获得新的认知、经验和判断来充实。旅游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又是对日常生活的摆脱和重构，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行为。那么，人为什么这样做？

首先跳出来的解释是“休息”、“玩”。现代人、特别是爱旅游的都市人多有工作岗位，是工作就免不了单调重复、甚至麻木迟钝，也许正在兴起兴起的创意产业是例外。周期性的旅游是重新焕发我们与世界的多样性联系，找回可能已在工作中失落而被抑制的种种属人的感觉的必要方式。进一步说，“休息”、“玩”不只是调节身心以便更好地工作的补充环节，而是对惯例、程式的突破，是生命必需的一种自由状态。想一想，旅游中会发生多少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不在家中“休息”、“玩”呢？因为我们还想“看”些什么东西，“读”些什么东西。禅佛教徒、哲学家或许能在最平常的事物、最庸常的行为中体验到新鲜的意义，但绝大多数人却希望走出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去面对新的对象、寻找新的世界，通过旅游来更新自己的感觉和思维。这就是说，旅游的基本含义，是“求异”――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进入另一种生活。“异”意味着与当下生活的不同，在极端的意义上，“异”可能意味着“反”：旅游意味着对我们对已有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程度的不满乃至拒绝，它内在具有“反文化”的性质。

“反文化”当然不是一个新鲜词。对这个概念的明确阐释，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在1762年出版的小说《爱弥尔》中，卢梭叙述了一对恋人爱弥尔和苏菲的故事。这对小儿女在自然中成长，纯洁善良，喜结良缘后生活得很幸福。后来发生了变故，他们来到首都，成了城里人。苏菲经不起诱惑，与人同居怀孕。爱弥尔逃离首都来到一个荒岛，在一个教堂中发现了一个修女，她就是苏菲，二人得以破镜重圆。在“幸福─不幸─幸福”的三段式中，卢梭表达的是对城市文明的伟大控诉：我们的全部习惯都是只是一种强制、束缚和服从，人从生到死都处于奴役之中，一出生就被裹在襁褓之中，死后则被钉于棺木内，只要当他保留着人的面孔活在世上，他就总为文明教育所羁绊。卢梭认定，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文明人毫无怨言地带着他们的枷锁，野蛮人则决不向枷锁低头，他宁愿在风暴中享受自由，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卢梭热诚地呼喊：还是回到我们的茅屋去住吧，住在茅屋里比住在这里的皇宫还舒服得多！这一呼号甚至回响文明中心的凡尔赛宫：王后在宫内庭园的一角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农村，王后自己装扮成为挤牛奶的姑娘作为消谴。[1]

“回归自然”自然是夸张。成为自然主人的文明人类，怎么可能再融入自然与万物一体呢？现代文化是城市文化。城市是现代的结晶和光辉，它凝聚了无数代人的憧憬和梦幻。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到城里谋生，留下来就能过好日子”――城市是幸福的同义语。从刀耕火种、游牧渔猎中走来，历经漫长停滞的中古农村生活，人类在短短的数百年间实现了城市化，这该是多么令人自豪的进步!合理的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自由的公众舆论，严格的经济核算，巨大的生产和消费能力，琳琅满目的商品……城市是按照全新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活体系，它开拓了人类生活的新境界，也为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甚至都市的犯罪也比乡村的斗殴更为刺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城市不是天堂，它创造了、也毁灭了文化。在比利时第一个“城市诗人”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笔下，城市简直是一种疯狂：“那不可计数的群众――狂热的手，激动的步伐呀――眼里储满着憎恶，用牙齿在攫取那超越他们的时刻。”很少有城市不开罪知识分子，也很少知识分子不诅咒城市。当柏林于1871年成为德国都城、迅速发展为国际大都市的同时，活跃在这个城市中的诗人们总是拒绝接受或拥抱世俗物质世界，他们由外而内，向自己的灵魂发出伟大而痛苦的呼唤，这不只是“世纪末”的哀号，还有变革文化的壮心。表现主义的重要刊物取名《暴风雨》，其意即是对苍白的现代生活的冲击，而《行动》也不妨理解为要对病态社会实施变革。《暴风雨》的主编库尔茨(Rudolf Kurtz)坦承：“我们阴险地想要破坏他们所惬意的那个严肃而崇高的世界形象，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严肃是安于现状的惰性，是贵族大佬的麻木不仁。”[2]表现主义喜欢用的词汇是喊叫、痛苦、深渊、黑暗、爱、兄弟、灵魂，他们是去体验而不是观察世界，是热烈的参与而不是冷静的模仿。“它是一种创造幻象世界的尝试，这个世界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语言、价值和式样，表现人格的最深层次(各种理解下的Geist)并利用现代工业社会的象征。”[3]巴黎对知识分子历来宽容，知识分子确实也只有在巴黎才最感自在，它是全世界文化人的天堂：不是悲观失意的孤独逃避，而是意气风发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然而至少从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拉摩的侄儿》开始，巴黎没少挨知识分子的骂。在左拉(Emile Zola)看来，巴黎活像是人间地狱。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喜欢在拱廊中张望人群，《恶之花》的作者显然并未把巴黎当做花园：“请问，阿加特，你的心可有时高飞，远离这污浊的城市的黑暗的海洋，飞往另一座充满壮丽的光辉，碧蓝，明亮，深邃，处女似的海洋”；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常常在深夜里凝视巴黎灯火，深切地觉得巴黎是个毒化青年、腐蚀人性的大染缸，使艺术堕落，使文化野蛮，正由于他对巴黎社会广泛深刻的批判，《人间喜剧》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即使是非常喜欢巴黎的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如鱼得水、睥睨一世的同时，也不断抑制着对城市的厌倦感，《恶心》中的“洛根丁”其实是萨特自己。城市文化表现着文化的绝望，城市又靠着与它既磕磕碰碰、连叫带骂但又冤家路窄、拉扯不开的文化人给自己带来荣耀。

重要的不是文人、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多元关系，而是城市用水泥和钢筋把我们的生活与自然隔离开来，用巨量人群把我们汩没其中。如果说早期的城市是现代美感的发生地和逃离传统控制的空间的话，那么在城市几成现实的背景下，城里人则又需要新的美感资源并逃离机械和物质的控制。在当代城市生活中，我们几乎接触不到纯粹的、与人无关的自然，包围着我们的不再是自然万物，而是文化产品和“人化的自然”。一切都是符号、数字、声响和形象，一切都是计算、利益、效率，我们在“看起来不能实现的梦想”（媒体里的虚幻世界）和“难以忍受的日常景观”之间追求成功、权势、富足，这一切或许都没有错，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也因此而片面化、功利化、无情化。于是，当城市日益文化化、当文明“绝对统治着”城市并成为束缚我们的紧身衣时，城市就不只是文化丰富、思想活跃、个性解放的绿洲，同时也即是腐败、罪恶、污秽的去处，也是种种麻木、残酷、贪婪的去处。现代文化的主题之一是反城市、反文化。这不仅指充溢着磅礴生命热情的农民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寻求本根和大地意义的农民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指那些历历描绘城市罪恶的左拉（émile Zola）、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躲避城市喧嚣粗俗的巴比松画派、湖畔诗派等等；即使在不直接对城市表示评判意向的文化艺术中，都市的形象也异常恐怖：乔依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是无法理解的，劳伦斯(D.H.Lawrence)的性爱是荒野奔放的激情，加缪(Albert Camus)的“莫尔索”是在城市中成为局外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批判的是城市中人的异化和不踏实，荒诞派戏剧要捕捉的是城市人的自我失落，蒙克（Edverd Munch）的《呐喊》令所有城市人震惊……有鉴于此，当代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重建“都市生态”和“都市空间”，让城市更具人性。

天才的文艺家可以嬉笑怒骂，对城市恣意述评，而对普通人来说，在“都市生态”尚未完美之前，对城市的厌烦似乎也只能通过旅游来摆脱。现代中国有一个奇特的景观：人们从四乡八野来到城市寻找自己的梦想，如维尔哈伦说的“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与此同时也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线，把城里人送往郊外、远方和原野。因为城市生活毕竟有它的遗憾。在茅盾的《子夜》中，吴老太爷一到上海就吓晕了，并很快死去；而他的儿子却在上海一度大显身手，至死也没有离开上海。吴家父子表达的，正是现代人对城市的两种态度。重要的，既不是诅咒城市，也不赞美城市，而是自觉地调整城市生活，在城市之外吸取文化资源，以平衡过度的都市化。应当说，现代人自觉的文化生活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我所说的“自觉的文化行为”，是指对本能性的、习惯性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反思和重新塑造，是指在日常需要之外对真善美等各种价值的有意识的体验、追求和创造。之所以说旅游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旅游中得到的不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而是自由感和新鲜感的满足，是心态、情感和心智的一次丰富和更新。审美、求新、求知、求乐、怀旧、偏爱、从众等等，都可能是旅游者的动机，总之我们需要一种和当下、眼前、现实的不同的情景。比如有时我们的旅游并不是直接为了到什么地方看什么东西，而就是“出去走走”。另一方面是因为旅游不只是一般的“休闲”，而是出去“看”，在这“看”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就感知了、接受了人文意义和自然形式。每次旅游都使我们增加一些东西。

显然，在所有的旅游活动中，最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些东西的是与我们生活的城市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人喜欢去蛮荒之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有人喜欢去宁静的乡村，狗吠鸡鸣，炊烟冉冉；有人喜欢去探险，中流击水，荒山竞走……不是每个人都想、都能够像法国画家高更(Paul Gauhuin)干脆跑到南太平洋的塔西堤岛上与土著人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