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1956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谱系

毛泽东可能是20世纪政治家中最重视文化的一位。在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第一卷的开篇和第八卷的终篇都是有关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1]这样一个决定性地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地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极端重视和广泛研究相比，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相对单薄。其实，文艺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讲话》也只有纳入到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整体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乾纲独断、主宰了中国文化生活几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来看，毛在1956年前后的思想变迁，可能是一个重要线索。

1、以农民造反文化为中心的三种资源

中国革命发生在西风东渐的“后五四”时代；革命直接从苏联取得理念资源和实践示范；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从而，近代西方文化、苏联革命文化、中国农民文化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资源。以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为主导，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政治需要，有选择、有重心地提取、配置、转化、活用这三大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生成和演变的过程。

青年毛泽东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1912年下半年的自修期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2]“五四”高潮中，毛泽东受到《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深刻影响，完全赞成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间断地阅读京、沪、湘的日报，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直接参与过学生活动，其风华正茂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接触并部分认同西方近代文化最多的时期。其中一些观念，比如无政府主义，在其一生中不断露头。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其暴力革命的生涯之后，毛泽东坚决告别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并陆续创造出一整套“改造世界观”理论和实践，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文化当做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前提。1942年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中，毛以厨师做饭为例说明实践的优越性：“像大大师傅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末，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甚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厨师做饭当然是一种知识，但这种知识不应当、也不可能否定书本知识。由于片面强调实践之于知识的重要性，并把实践狭隘化地理解为具体的生产劳动，因此就连带否定了知识分子在创造知识、传播知识方面的作用。也是在这次报告中，毛这样挖苦知识分子：“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甚么用处呢？”[3]毛泽东此论主要是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但实际上也包括一般知识分子，而且他从此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这一判断，其经典语录就是《讲话》中说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942年，毛泽东以赞赏的语气肯定彭湃与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并借机发动农民的做法。这一“适应和迁就”主要表现为要求从城市来的、主要受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4]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1940年代的胡风即提出过异议，1980年邓小平又重提反对封建主义问题。1943年2月，彭德怀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民主教育在今天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利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5]对此把近代精神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不但当时就致信反对，还把它列为1945年以批彭为主题的“华北会议”的重要议题。尽管毛泽东思想可以部分地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但作为整体的西方近代文化基本上没有有机在融化到毛泽东的思想整体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直接来自苏联。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陈独秀、瞿秋白等演绎和叙述，但从1925年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开始，毛泽东就根据苏联模式着意建立一套制度来统一和强化政党的宣传体制，从延安初期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俄文翻译进来的唯物辩证法论著到对《联共党史》称赞推崇，并从吸取了以路线斗争解释党史的历史编纂学。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中，六个外国文件中有五个是斯大林的著作。但同样真实的是，毛泽东并不喜欢苏联的革命正统。正像他在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其“阶级斗争”四个字一样，毛泽东越来越善于在苏联的理念、口号、政策中补充中国的实际内容，从没有被苏联教条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我所用、取其所需是他对苏联文化的基本态度。江西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二是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三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在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都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他所认识的中国实际出发，利用传统农民文化形式创造革命新文化。江西苏区浓厚的“俄化”气氛，如“列宁小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赦西史大学”、“列宁师范学校”、“苏联之友会”等是博古等留苏学生到来后营造的，是当时“王明路线”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而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严格地说，就是在中国革命最需要苏联帮助的时期，苏联革命文化也没有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扎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后次第展开的整风运动就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清理党内俄化了的“教条宗派”。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6]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7]“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就是中国革命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文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从“马列学院”先后改名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这一细节，即可看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中国文化极为丰富广大，对毛泽东来说，不是什么王朝体系、儒学正统，而是农民造反、农民革命。如余英时所说：“以领导主体而言，中国史上的造反集团从一不是务正业的农民，而是各式各样的边缘人。如黄巢是盐枭、李自成是做过站卒的乡村无赖、洪秀全是客家籍的不第秀才（这是双重边缘人）。边缘人在治世难有展布，但一到乱世便有机会大是身手了。最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动荡，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所以20世纪成都市中国边缘人最活跃的时代；而‘革命’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活动场所。”[8]西方文化、苏俄文化之外，真正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底色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农民造反文化。延安初期毛回忆十多岁读旧小说和故事时说：“我爱看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9]这一少年认知直接通向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名言：“中国历来只是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也是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立场从城市的“洋学堂”转到农民一边，其富有个性的革命文化建构之路，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的。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科学、大众三大特征中，他真正突出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的，还是“民族化”与“大众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也必然通向社会主义，但又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不是纯粹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文化：“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10]一言以蔽之，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农民文化。1938年10月，已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的问题。对毛泽东来说，组织一场批判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错误影响的“整风运动”，这中一次新的“启蒙”运动：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