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湾：我们和儒学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的话题应归在“我们和传统文化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话题之下，且这里所说的“我们”，如无特别限定的话，是指当下的国人。本文之所以必要，一是因为包含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已浸透至我们的文化基因，无可回避，二是我们在讨论儒学话题时日渐呈现出话题混乱、话语混乱的局面，需要厘清。

一、过去的“我们和儒学”原本是什么样的关系

由孔子发端的儒学，发源于周朝的宗法制度与生活方式。孔子之所以要倡导它，恰恰是因为曾经美好的周礼生活方式在孔子时代已“礼崩乐坏”。后经孟子演绎、荀子集成，构成原生态儒学之大观。

放到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儒学开源的时代被称之为“轴心时代”――人类几大文明的思想“轴心”基本形成。那么，儒学给过去的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文明“轴心”呢？依笔者看，可归结为“宗法伦理”。儒学，本质上以“家”为基本伦理单位的伦理学思想。儒学所倡导的伦理学价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对“家长”们说的，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个体。需声明的是，此时的儒学尚充分尊重人的基本需求（虽然是在承认宗法文化且向现实妥协的前提下），因而具有独特的“人学”魅力。

不幸的是，哲学开始了堕落。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为人学向上帝神学投降进行了准备。中华哲学则自孔子、孟子、荀子（及更多哲学家）以来，为人学向专制“家学”投降进行了准备。如同圣奥古斯丁神学能在柏拉图哲学中找到依据、圣托马斯神学能在亚里斯多德哲学找到依据一样，商鞅、韩非子等服务于专制制度的“家学”也可以在孟子、荀子哲学中找到依据。法家的法与权谋成为秦始皇以来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制度底本，儒学的宗法文化则成为该制度的文化底本。所谓“外儒内法”，貌似诡异，实则有因。至董仲舒“独尊儒术”、朱“理”陆“心”之后，将专制集权文化的“家学”更发展到了极至。家，成为人的目的和意义；人，则成为家的工具和构件；皇帝，成为天下人的家长，同时又是上天之“子”。我们用“家长”代替了西方的上帝。

遵从学术界划分，先秦为第一代儒学，催生了儒学中的“人学”思想。宋明理学（心学）为第二代儒学，确立了儒学的本体论框架，儒学堕落为服务于专制制度的“家学”。近代以来至1949年为第三代儒学，关注的是儒学如何自救图存的问题，伴随有对儒学全面批判和否定的思潮，关注的应是儒学能否及如何同世界文明接轨与对话的问题。当下儒学有所谓新左派儒学、所谓自由派宪政儒学等，能否发展成为第四代儒学尚待时日，继续伴随有对儒学的否定思潮。

二、当下的“我们和儒学”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当下的我们继承了自1840年以来的迷茫：对世界的迷茫，对传统的迷茫，更有对未来前途的迷茫，背后则是我们对自身的迷茫。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迷茫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我们和儒学的关系”不清不楚有关。

新左派中有人在儒学中寻找政治辩护的智慧，甚至企图建立（并创新）儒学同当下国家意识形态间的哲学关联。儒学传统中的小康和大同话语，与共产主义乌托邦、与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因此被放大成为一直没有下坠到山后的夕阳。这样的一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我们和儒学间关系”的官方形式。

第一代儒学就是向过去和现实双重妥协的结果，是开放在周朝与战国之间的一块坡地上的妥协的花朵，只是其根部更多地朝向过去而缺少现实的水分。至荀子时情况有了改变。到董仲舒时则一头扎进现实的土壤中以至空前繁荣。

如果说第一代儒学是以向现实妥协的形式来约束现实的话，当今的新左派儒学则是浸淫在现实的泥沼中为现实辩护，其对现实的约束也只是为了增加辩护的合理性而已。

有着传统情怀的自由主义者则提出了“儒学（教）宪政”的奇怪概念。第一代儒学中对现实的约束要求，被演绎为“宪政”甚至“民主”的古中国版本，成为古老中国依旧照耀在欧美他乡“水中的月亮”。悬挂在“宪政”上空的古老月亮，则来自于希腊和欧洲传统。儒学一直很美好，古老中国也一直很美好。即使有那么短暂的不怎么美好的时代，则和儒学无关，甚至是因为统治者背叛儒学精神的结果。至于儒学在约束现实方面为何总是失效（在自由主义新儒家看来只是偶尔失效）？儒学自身有没有原因？这类话题面前，自由主义新儒家们则是往往语焉不详的。

他们当中也有人主张，宪政未必民主。既可以“君主宪政”，也可以“党主宪政”或“政主宪政”。儒学的“君臣父子”自然成为“某主宪政”的哲学基础。这和新左派儒学已没有了明显区别。

对儒学持否定观点的可表述为“否定儒学才有未来”，至于如何否定、否定什么，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三、当下的“我们和儒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上所列当下“我们和儒学”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是“我们和儒学”关系的表象，背后的原因才是更为真实的当下“我们和儒学”间的关系。可粗略表述如下：我们一直在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传统之中；儒学的人学精神在秦朝以来已被篡改为“家学”直至当下；自1840年以来中华文化包括儒学传统一直没有成功转型，自1949年以来我们和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传统发生了断层；儒学作为整体已经过时（张岱年语）……。

更为糟糕的是，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传统一直束缚了我们的文化和思想创新能力，“子不语怪力乱神”导致纯粹理性精神缺乏，“述而不作”则养成了我们对祖宗遗产的依赖。最为糟糕的是，受“家奴文化”的影响，我们总是视前朝对手的文化为另类，重新解释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传统以确立本朝政权的“道统”合法性。以至每逢改朝换代时，我们总是喜欢和文化过不去，总是要烧掉一些书，再重编一些书，严重时还要杀掉一批又一批文人，以统一全体臣民的思想。

没有人能彻底抛弃传统，个体和民族更不能没有文化的“根”。但我们面对的是众多不同的传统，它们之间相互打架。我们自己也经常性地参与到打架中来。为了追求所谓无产阶级新文化，我们还曾坚定地摧毁过传统。

庆幸的是当下中国又进入新的转型时期，不幸的是我们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传统的混乱状态依旧，甚至更为不堪――网络科技可迅速放大这种混乱。最令人无望的是，我们依旧站队于各自的身份之家、利益之家、意见之家和爱好之家，两千多年来我们拒绝走出家门，拒绝成为独立的思想者，也没有获得独立的思想能力。我们又能拿传统文化怎么办？拿儒学怎么办？数数那些新左派儒学、自由主义新儒学的人，其中多数都是站队的人。

综合以上四点，构成了当下“我们和儒学”间的真实关系。

四、当下的“我们和儒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明白了以上处境，我们也大可不必绝望。只是我们一定要抛开一切成见和污染，重新审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包括传统中的儒学，然后再来确定当下的“我们和儒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第一、我们是现代公民还是古老的臣民？我们和文化是什么样的关系？和传统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能否及何时走出“家”门？我们如何建立独立思考的能力？此时我们就能明白，儒学是关于臣民的教诲，与公民的民主和宪政知识迥然有异。儒学以“家”为伦理单位，宪政和民主以“人”为伦理单位，两者难以调和。如果反对者说，公民和臣民的共同点都是人。对此我的回答是，儒学中的人学价值作为传统值得保留，但已经和宪政无关。

第二、对当下“我们和儒学”的关系进行还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我们需要儒学中的什么？我们在哪里需要儒学？比如说，我们要弄清楚是需要孔子的儒学还是董仲舒的儒学？是需要孔子儒学中的“人学”还是周礼？是作为人需要儒学还是作为臣民需要儒学？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需要儒学还是在我们的宪政制度设计上需要儒学？等等。

第三、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比如有人称：不是儒学需要中国，儒学在亚洲宪政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发展得很好；而是中国需要儒学，需要在儒学中找到宪政思想资源。这时我们就要分析了，在亚洲宪政国家，儒学和宪政究竟有多大的关系？他们在哪里需要儒学？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儒学？别人需要儒学，不等同于别人是在宪政制度中需要儒学。

我们还要一直提醒自己：重建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重建中华民族的美好生活，我们尚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面对传统文化整体时，要将传统文化分开来洗干净，要将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还原清楚。儒学主导传统文化话语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件。此即传统文化的复苏工作。复苏后的洗干净的儒学可退回到个人生活层面，乃至群体的文化兴趣层面，作为传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如此，我想也就重新建构了“我们和儒学”间的正当关系。

2012年6月1日